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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治理下的文化行政： 以陳澄波數位展覽為例

為了解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111年度常態第2期藝文的問題，作者周亭妤 這樣論述：

本研究就我國推動文化行政的數位治理，聚焦於有關畫家陳澄波的三個數位展覽，分別為線上數位展覽、實體數位互動展、VR虛擬實境展。經由探討數位展覽之出現，對於文化行政部門和文化行政相關之執行單位於運作執行之影響，以及對於參訪者在參與藝文展覽經驗之影響。本研究進行研究資料蒐集時，係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兩種研究方法，根據訪談資料進行歸納予整理。就本研究建構的五個變項，包括「理想化的政策」、「執行者意象」、「資源配置情形」、「組織間的溝通」、「標的團體」。以辦理陳澄波數位展覽的文化行政部門，以及文化行政相關的執行單位，和有參訪本研究中的陳澄波數位展覽之觀眾為研究對象，共15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

。根據研究發現，辦理數位展覽的執行者皆認為藝文展覽的數位化是不可擋的趨勢，亦認為辦理數位展覽確實能促進民眾觀展意願。同理可證，受訪觀眾因為數位展覽的趣味性、訊息易理解等特性，於參訪不同形式展覽之後，更偏好參與數位展覽。然則，數位展覽的軟硬體成本皆相較於傳統展覽高，於藝文內容的應用時需支付昂貴授權費用，因此多數數位展覽多由政府主導辦理，民間單位較難主動辦理。技術團隊產製數位展覽需耗費長時間，公部門以年為計畫週期的運作方式，在公私部門運作模式的差異下，使得執行單位於辦理數位展覽時，在籌措資源和辦理過程增加困難。關於陳澄波相關數位展覽能順利辦理的原因，文化行政部門、技術提供者的執行者們認為圖文典藏單

位意識到藝文內容數位化之重要性，並積極執行，且對於自身藝文內容深入鑽研和加以推廣，使社會大眾對其藝文內容相對於他者更加熟悉，皆對於數位展覽的辦理與推廣有所助益。茲將訪談資料進行彙整與分析後，於本研究文末提出五項建議，作為未來政策執行時之參酌。

從單社到社群：十七世紀Sideia之形成

為了解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111年度常態第2期藝文的問題，作者李瑞源 這樣論述：

西拉雅，當代呼聲最高的平埔原住民「族」候選人之一，是經過長期外來殖民力量作用下的歷史產物。回到17世紀時空脈絡，以個別村社自我認同為中心，攻守同盟村社之間互相廝殺獵首，成為常態；時至1640年代中期，荷蘭公司檔案已出現Sideia專有名詞，表明荷治中期村社關係已有區域性橫向連結，一方面投射荷蘭人政治勢力擴展、一方面反映部分土著生計漸趨困窘，使單社突破傳統格局，依循荷蘭人政治、宗教、經濟網絡，尋求新村社認同以共享獵場土地資源。這過程如何發生、單社如何過渡到社群、社群如何被整合暨呈現固定或浮動狀態？是否完全對應20~21世紀西拉雅(Siraya)？以上提問成為本文問題意識。 為掌握

地表環境對人類活動的結構性影響，及17世紀外力統治前臺南平原村社內外部樣貌，亟需借力地質學、考古學、民族學知識，整理史前到原史時代人地關係，目標是建立各社民族誌，做為歷史延續性和觀察文化變遷的一個原點及辨識基準。據此，研究方法上，除歷史文獻學考證外，兼採考古和民族學跨學科應用、民族誌研究和現地田野調查，全面探索從單社到社群的內外部機制。 除序論、結論外，論文分三大部、六章節。第一部「史前到原史時代台南地區的人地關係」，整理考古學、17世紀民族誌等資料，加註民族人類學解釋，先期建立人地關係的歷時脈絡。第二部「主權競賽與荷蘭人統治」，切入荷蘭人對臺江沿岸各村社的主權競爭、村社回應及作戰同盟，

經歷各階段征服過程。第三部「身體政治、認同浮動與重組的Sideia」，探討公司對臺江沿岸村社實行村社視察、土著動員、地方會議、教區劃分、贌社制度、獵場規劃等項政策，成為個別村社尋求外部資源的荷蘭人網絡，促進區域社群互助契機，同時也是村社認同經歷浮動與重組時刻。史料運用方面，主要利用已刊荷蘭VOC檔案，如熱蘭遮城日誌、長官書信集、決議錄等各項文獻，輔以教會檔案和私人著作，這三類資料各有特色，帶出不同層次土著文化評價；為免陷入殖民者或歐洲人觀點，部分內容不時引註民族學論點加以平衡，更貼近土著思維，提供可能性思考。 論文研究成果，首先是民族誌研究：建立新港、灣裏、蕭壠、麻豆社民族誌及比較社會組

成異同，呼應史前時代不同文化人群並存臺南平原，呈現地緣村社「趨同演化」面貌；重寫新港人生命史並針對其社會型態，另闢新說，認為更符合Kuva走婚社會，Kuva和走婚交織各年齡層社會生活圈，一緊一鬆，成為特色，其中婦女墮胎問題，從聚落人口規模推論，應為走婚衍生亂倫禁忌之解套方法。其次，從土著立場探討近代初期歷史：1550年以降中國海寇與荷蘭人先後騷亂黑水溝，臺江沿岸村社激起一連串內外部效應，強烈生存危機令土著有意識地串聯行動，本文以「村社關係」階段化1550~1636年外來者挑戰，突顯土著社會能動性。再者，描繪單社中心到浮動社群過程：荷治中後期，公司透過地方會議、教區劃分架構村社統治階層，助益跨村

社頻繁交流，跨村社關係一旦建立起來，勢將激發多元對象的溝通談判、互助合作機會。荷蘭人儘管政治上對土著採取保護，經濟上卻模擬兩可，促使資源短缺的村社向外尋求奧援，最終引發麻豆社獵場事件，1650年公司依各社狀態制定獵場開放規則，見證村社認同浮動又加以重組過程。最後，Sideia語言對應和意涵：經過比對新港語和Sideia語，發現荷蘭人使用Sideia語，概念上並未超出對新港語的認知與應用，平行移接後者第二、三類語法，推論當於1636~1648年間出現，擁有三個不同層次語言地理分佈—核心區域有新港、麻豆、蕭壠、灣裏社；外圍區域是大目降、大武壠社；浮動邊界為哆囉嘓、諸羅山社。分析語料文獻結果，語出南

路的Sideia，極可能是荷蘭人採用南路人對北方村社群的他者稱呼，特別是大木連社所屬塔加里揚社群，意思為北方、上面，或因早期村社敵對關係下帶有偏見的貶抑描述。 總結而論，Sideia背後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名詞解釋，它承繼新港語被擴大應用的荷蘭人政治、宣教史，以及大員鄰近村社被統治歷程。17世紀Sideia的形成，正面意義是突破單社格局，朝向群體認同互動、開放村社資源，形成更大單元地域社群，儘管社群沒有固定對象，隨荷蘭人政治、宗教涉入程度，產生不同層次組合，這從Sideia語流通「非固定」村社範疇可據以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