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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禍國: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為了解決七大罪光與暗之交戰角色強度的問題,作者史式 這樣論述:

  從秦始皇開始,歷代皇帝都樂於把自己吹成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神聖無比,權力無邊。你說他是人吧,他又揚言受命於天,自稱天子,好像是從天上派下來的;你說他是神吧,他又明明是父母所生,飲食男女,皆同常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做了皇帝就突然有了什麼法力。看來,皇帝之所以異於常人,就在他手中掌握了無限的皇權,如此而已。   儘管這個皇帝制度十分荒唐,十分無理,但它在中華大地上盤踞日久,已經成為大家頭腦中難於清除的千年病毒。天下一亂,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人做起「皇帝夢」來。有識之士做「皇帝夢」,是希望奪得大權施展抱負,救國救民;亡命之徒做「皇帝夢」,是希望獲取私利、子女玉帛,榮華富貴。因此這個「皇帝夢」就為雅俗

所共賞。更有些偽君子,野心家,表裡不一,口是心非,嘴裡說的是功名事業,心裡想的是子女玉帛,流風所及,做「皇帝夢」者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什麼樣的人都有。   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之後,皇帝之名是沒有了,但是皇帝之實──皇帝思想、皇帝作風--卻長期徘徊在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威脅著我們的心靈。 作者簡介 史式   字執中,1922年8月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市。為著名歷史學者、民主黨派成員、重慶師範大學教授、四川文史館館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抗日戰爭爆發,史式棄學參加抗戰工作,從此失學,全靠長期自學成為一位海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以倡議重寫中華古史而聞名。他的文章,數十年來,已經形成一種「三合一」的文

體:一曰歷史論文的內容,言必有據,無徵不信,絕不「戲說」或「漫談」;二曰歷史散文的形式,為方便表達內容,形式不拘一格,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三曰歷史雜文的語言,「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尖銳潑辣與妙趣橫生兼而有之。主要著作有《中華民族史》多輯、《太平天國史實考》、《台灣先住民史》、《我是宋朝人》、《中國不可無岳飛》等。 推薦者簡介 陳炎   浙江寧波人,一九一六年生,自學成才,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是首先提出「海上絲綢之路」說法的學者。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參加飛虎隊擔任報務工作,獲得先後擊落日本飛機二百九十七架的輝煌戰果。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序∕陳炎□前言:皇帝是個什麼東西∕史式 第1章 

一生受制於人的秦始皇一個大投機商的投機產品親政前生活在呂不韋的控制之下親政後又走進了李斯的陰影之中韓非無辜被害說明什麼問題秦始皇為何如此優柔寡斷既有金湯之固又有累卵之危秦始皇的結局給後人的教訓 第2章 牛皮吹上了天的超級小人李斯為什麼說李斯是敢吹敢拍的超級小人沒有李斯就沒有「無限皇權」的秦帝國蘇東坡和姚鼐爭評李斯的罪惡商鞅變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斯是個牛皮吹上了天的大騙子揭穿「書同文」的真相 第3章 楚王朝的聯邦盟主項羽楚人是抗秦的主力軍項羽一舉擊潰秦軍的主力開頭打得明明白白後來打得糊裡糊塗歷代志士仁人多為項羽的自刎而惋惜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 第4章 漢帝國開國之君就是流氓無賴劉老三不務正業招搖

撞騙劉邦這個皇帝就是招搖撞騙得來的楚漢相爭究竟誰是誰非劉邦能當皇帝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惡例劉邦究竟是會用人還是會利用人秦帝制損害有限,漢帝制貽患無窮 第5章 真誠悔過的漢武帝都是迷信惹出來的禍鬧出一場慘烈的父子大戰為太子平反築一座思子宮漢武帝「文治」「武功」的真相漢武帝最後的悔過是真誠的 第6章 曹操是曠代英雄還是千古罪人曹操是在什麼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曹操迅速組成一個靠陰謀起家的軍閥集團曹操怎樣禍延子孫他又是怎樣禍延天下後世成為後世黑幫黑社會的老祖宗 第7章 劉備三顧茅廬與諸葛亮兩上出師表劉備是個什麼樣的人物諸葛亮這個天下奇才是如何產生的「三顧茅廬」的說法從何而來另一美談是怎麼來的《三國演義》的小說

家言惹出了麻煩自己在研究中走過一段彎路 第8章 真正扶不起的是劉皇叔而不是劉阿斗真正扶不起的是劉皇叔劉阿斗是扶得起的阿斗頗有自知之明阿斗是有道之君誰說阿斗沒有政績對於「樂不思蜀」的再思考 第9章 魔后賈南風和她挑起的八王之亂西晉是司馬家族幾個陰謀家依靠陰謀得國司馬炎就是靠陰謀得國的庸才魔后賈南風挑起八王之亂賈南風的淫亂已無人理為什麼西晉帝后多無恥 第10章 朔風勁吹,胡人皇帝奔騰來匈奴改姓劉,贏得對手放下武器跟樣學樣,胡人皇帝奔騰來匈奴(屠各部)為何很快走向覆亡靳準大殺匈奴劉氏的原因不明羯族建立的後趙亡國滅種對殘殺子孫視為特權 第11章 癡迷於做皇帝的王始王始是個皇帝迷為少數人爭帝位犧牲了多少

軍民不說不知道,說了嚇一跳辛亥革命是一座里程碑 第12章 不要江山要寶座的半截英雄劉裕五胡亂華亂出了一個什麼結果夷狄之相攻,或為中國之利東晉謝安在唱空城計好機會都落在劉裕的頭上劉裕是個不要江山要寶座的半截英雄劉裕何以斷子絕孫 第13章 力促中華一統的文明馮太后漢武帝的暴政在胡人國家成了定制馮太后本來是漢人後人對馮太后的評價馮太后做了哪些改革工作孝文帝的一系列改制工作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第14章 到人間瀟灑走一回的楊廣寫了一句好詩就丟了性命楊堅輕輕鬆鬆得了天下偽君子楊廣一共偽裝了十四年楊廣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遠征高麗如同演習又如兒戲他有一整套拒諫的理論 第15章 一生不忘沽名釣譽的李世民李

世民肯納諫的原因何在李世民和魏徵兩個人是在唱雙簧一齣「縱囚」的滑稽劇用詐取的手段奪得《蘭亭序》玄武門之變所造成的後遺症 第16章 最會用小人的武則天小人誤國自古皆然鼓勵告密與羅織罪名「請君入甕」是小人整小人的辦法武則天駕馭小人的本領非比一般 第17章 一治一亂的兩截人物李隆基開元之治時的有道明君李三郎原是個紈□子弟李隆基一手造成了安史之亂〈長恨歌〉是白樂天的敗筆「養在深閨人未識」麼「三千寵愛在一身」麼「君王掩面救不得」麼 第18章 當了兩年皇帝再當流寇的黃巢黃巢出身於私鹽販子世家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黃巢憑什麼本領橫行天下黃巢做了皇帝之後再當流寇黃巢起事帶來的後果是什麼〈秦婦吟〉這首長詩也是多

災多難 第19章 一生行徑不如禽獸的朱溫中華大地上的一場大兵災臉上刺字與軍人連坐都是朱溫的發明朱溫哪些行為不如禽獸 第20章 可憐薄命做君王的李煜可憐薄命作君王為什麼當了亡國之君李後主的詩詞成為神品 第21章 馮道的角色是精神病醫生與馴獸師一個大清官被罵為無恥之徒說他是無恥之徒有何理由馮道曾經是一位賢相馮道保土保民有功於國馮道並非阿諛逢迎之徒對於馮道應該有個公平的評價 第22章 善於化解矛盾的趙匡胤僥倖得了天下,努力化解矛盾應該正確地評價「杯酒釋兵權」聰明人用和平談判化解矛盾宋王朝為文臣治國創造條件 第23章 弒兄奪位的犯罪嫌疑人趙光義請看史書上是如何記載的「金匱之盟」是怎麼一回事偵破古今刑事

案件目的有何不同 第24章 趙構是謀殺民族英雄岳飛的元凶揭開歷史面紗──一窺廬山真面應該把幕後的趙構拉出來亮相趙構和岳飛之間長期磕磕碰碰是趙構自己斷送了抗金大業謀殺民族英雄岳飛的元凶就是趙構 第25章 一生都是殺人魔王的朱元璋不打敵人,專打友軍是平民皇帝還是流氓皇帝一生都是殺人魔王老百姓對朱元璋的看法 第26章 明初一場轟轟烈烈的北京保衛戰太監王振當權釀成大禍御駕親征有如兒戲于謙臨危受命保衛北京一場轟轟烈烈的北京保衛戰被俘的皇帝無條件送回來招搖撞騙的「奪門之變」和岳飛之死同樣的大冤案禍國的小人迅速地自取滅亡 第27章 一身繫天下安危的袁崇煥三百年前的後金沒有爭奪天下的條件努爾哈赤並沒有滅明的妄

想袁崇煥一直有志恢復遼東「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守遼之事,非袁蠻子不可!」袁崇煥犧牲之後的思考 第28章 對文字獄花樣翻新的雍正文字獄是一種低級的暴政雍正其人城府深沉陰險毒辣兩百多年前的一場大批判《大義覺迷錄》一書的歪歪道理從《大義覺迷錄》說到康乾盛世 第29章 長期培養大貪官的乾隆乾隆培養了大貪官和珅和珅遇上了最好貪汙的時候乾隆所作所為很像隋煬帝乾隆的反貪汙是看人說話和珅的家是皇帝的小金庫「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後記∕史式 推薦序 陳炎   辛亥百年初冬,小病剛癒之際,忽從電話中獲得一條喜訊:老友史式教授的新著《皇權禍國──皇帝是個什麼東西》已經脫稿,不久即可出版,聞之十分高

興,很想說幾句話,以供讀者參考。因為我對其人、其書,都很熟悉。先談其人。   我稱他為老友,一因年齡之大與交往之久,我今年已經九十有六,他也年滿九秩,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經過數十寒暑,仍然常有春樹暮雲之思,豈可不謂之老友!二是相交程度之深。前幾年,當我出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之時,是他第一個寄文章來,文末還附有小詩一首,詩曰:   人生相知貴知心,文章知己永相親。  莫恨人間無兄弟,與君長保手足情!   這首小詩,說出了我們的「三同」之誼:我們同是孤兒,自然都無兄弟姊妹;我們都是終身自學,經過艱苦自修,成為教授、專家,我們又都是歷史學者,終身同行,經常交流,友誼越老越鞏固。   要做學問的人,必須

坐得住冷板凳。史式教授的坐功確實是練出來了的。他可以從早上六時坐到深夜十二時,腰不酸,背不痛,頸椎不出毛病,也沒有任何老年病。   中年以後,他為了搶回過去浪費了的時間,在出成果方面特別努力,出版了不少著作,最近三年,光是在臺北他就出了三本書:《我是宋朝人》、《中國不可無岳飛》、《皇權禍國》。到了八九十歲,工作效率不減,確實令人吃驚。   一般人到了老年,難免丟三落四,他的記憶力是雖老不衰。外出未帶電話簿,照樣撥電話,常被朋友們戲稱為「電腦」。   也許學者因為長期用腦之故比較長壽。但是到了八九十歲也就擱筆了,史式教授至今還敢訂出多年工作計劃,我們希望他能夠堅持到百歲。   再談其書。   史

式教授的著作有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可莊可諧。我們多數人只能寫刻板文章,就是詼諧不起來。他既能寫義正詞嚴的文章,也能隨時風格一變,立刻詼諧起來,妙趣橫生,因此常常受到青年讀者的歡迎。   他是老一輩史學家羅爾綱先生的私淑弟子,從羅老那裡學到了一套扎扎實實的考證方法。對歷史上的一些難題,他十分大膽,敢於提出新見解來,然後認真考實定案,絕不採用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說法,看他的考證文章,有時如讀推理小說,令人興趣盎然。   對於這部《皇權禍國》一書,我在多年之前就聽他談過,也看過他寫的一些文章。有些論點是經過千錘百煉才敲定的。有篇文章的題目是「真正扶不起的是劉皇叔而不是劉阿斗」,看似詼諧文章,其實確有

道理。臺灣的《歷史月刊》就曾經把此文作為重點文章刊出。   在此書中,我驚見作者在千年之後能夠重新揭開趙匡胤被謀殺的驚天大案;又能在岳飛殉國的八百多年之後把謀殺民族英雄的主犯趙構的賣國罪證從檔案中提取出來,使之大白於天下,鐵案如山,永遠翻不了案。讀了此書之後,我們發現在這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之中,漢、唐兩代的功業並非那麼轟轟烈烈,確實像民間批評的那樣,叫做「髒唐臭漢」。劉邦一死,呂后立即奪權,如非漢初幾個老臣──陳平、周勃「軍皆左袒」,制止一場政變僥倖成功,則天下又復大亂,漢室立即垮臺。李世民以一個胡人政權入主中原,從隋王朝手中輕易地接手了鮮卑人打下的基業,雖然表面上推崇中華文化,打的是漢人王朝

的招牌,但是胡人習氣不改,在他本人健在的時候,就埋下了大亂的根源;他一死,武則天就一步步從嬪妃爬上皇帝寶座(只有胡人王朝才有這種可能)。在他兒子李治手中,唐王朝就改了國號。李隆基依靠政變成功巧取帝位,爭取了「開元之治」短短二十年的安定,卻一手一腳造成了「安史之亂」,從此大亂一百多年。李唐王朝功少罪多,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了說不盡的災難。本來,「正史」都是由御用文人寫定的,他們所認定的功過是非,從人民(老百姓)的立場來說,本不應該承認,這兩千多年的歷史,早就應該重寫。辛亥革命又已到了百年,難道這一套史書,我們還能將將就就用下去麼!史式教授把皇帝系統稱為「盜統」,令人絕倒,我舉雙手贊成!   文章千

古事,得失寸心知!作為情同手足的老友,我衷心祝願他能再上層樓,不斷拿出他的暮年精品! 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前言 皇帝是個什麼東西 史式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政治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但是自秦以來所實行的君主專制制度則是「帝制之行也,天下為私」,完全背離了我們傳統的政治理想。   我們只要稍加歸納,就可以看出源出中華文化的治國理念與秦的皇帝制度是如何的針鋒相對:   中華文化 秦朝的皇帝制度  天下為公 天下為私  世界大同 萬世一系  以民為本 以君為本  民貴君輕 民賤君尊  選賢舉能 政出私門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國

 以嚴刑峻法治國   在秦以前,所有的國君(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只稱為「王」,三代就是這種用法,「皇帝」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是秦始皇(嬴政)自己異想天開地想出來的。當時秦的群臣向他建議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他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再加上古之「帝」號,下令稱為「皇帝」。其實在秦以前,「帝」不是人,是人對天神的稱呼。秦始皇自定尊號為「皇帝」,就是想把人間的君主變成一個半神半人的怪物。他自稱定尊號為「皇帝」的理由,是因為自己「功蓋三皇,德邁五帝」。「三皇」只是傳說人物,其事蹟難以稽考。「三皇」究竟是哪三位,從古至今就沒

有說清過。他去和「三皇」相比,連可比性都沒有,豈不是無稽之談!   從秦始皇開始,歷代皇帝都樂於把自己吹成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神聖無比,權力無邊。你說他是人吧,他又揚言受命於天,自稱天子,好像是從天上派下來的;你說他是神吧,他又明明是父母所生,飲食男女,皆同常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做了皇帝就突然有了什麼法力。看來,皇帝之所以異於常人,就在他手中掌握了無限的皇權,如此而已。   嬴政又夢想萬世一系,萬世為帝,所以自命為始皇帝,希望一代一代傳下去,直至萬世。秦雖二世而亡,卻把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皇帝──遺留在中華大地上,用了兩千多年。直到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了清廷,而且號召大家「敢有帝

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皇帝」這個怪物才忸忸怩怩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皇帝是個怪東西,壞東西   上面只說了「皇帝」這個稱呼的來源。至於「皇帝」是幹什麼的?對國家、對老百姓能起一些什麼作用?需要再加探討。由於從秦始皇起,歷代帝王都把自己說成是介乎人神之間的怪物,我們首先就可以答覆:它是一個怪東西。皇帝也是人。作為個人來說,皇帝有好有壞。歷史上也有少數皇帝,受過名師培育,良知未泯,也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但是總體說來,由於皇帝權力太大,全無制約,又有小人引誘教唆,大都胡作非為,虐民為樂。從本質而言,皇帝作為一種職業,也決定了他必然是掠奪百姓財富,掠奪子女玉帛的大盜,是個壞東西。   儘管歷代

御用史官一再吹噓,除少數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數皇帝都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老百姓也被皇帝頭上的光環嚇得不敢仰視。但是明末清初一些先進人物,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就無情地揭露了皇帝的本質,而加以猛烈的抨擊。他們目睹明清易代,在國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後,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之所以造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並非只是某些君臣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不近人情、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專制帝制所造成。作為專制王朝「法定代表人」的皇帝,從本質上說,必然是獨夫、民賊、土匪、強盜。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專制皇帝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潛書》中說了:「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土匪

強盜)也。」之後,又自加注解曰:   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  因為秦以前三代的國君之產生,多少還有一些推舉的意味在內。自秦始皇改稱皇帝,又揚言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也就是大規模地掠奪來的,皇帝不是盜賊又是什麼?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進一步揭露了這些強盜們在打天下時的惡劣心態:   其未得之(還沒有打下江山)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已經打下了江山)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唐甄在《潛書》中再加補

充曰:   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之)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眥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   皇帝是怎麼做起來的,看了以上這幾段話,也就一目瞭然。   皇帝制度十分荒唐   皇帝制度不僅規定江山黔首(老百姓)都是皇帝一個人的產業,而且規定要由皇帝親自掌管,不得假手於人。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   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據說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百二十斤的公文(竹簡),看不完不休息。從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著一條原則,即國事必須由皇帝親自處理。《康熙朝東華錄》

卷九十一中說:   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心躬自斷制。   試問:天下事無大小,都得由皇帝一個人來處理,這能行麼?歷代在位的皇帝年齡有大有小,身體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強有弱,怎麼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處理。而且皇帝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無論多麼聰明、能幹、健壯、勤奮的人也辦不到,也辦不好。要皇帝統管天下之事,這個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腳,實際上也不可能。可見,康熙所說的「今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不過是大話欺人而已。   荒唐的皇帝制度又公開地告訴大家: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來的,不管你是什麼人

,只要你能打得下江山,皇帝的寶座就是你的。平時沒有飯吃的窮漢,只要爭到了帝位,立刻錦衣玉食;原先窮得討不起老婆的光棍,只要爭到了帝位,立刻可以得到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經常只能在破廟、橋洞裡棲身的流浪漢,只要爭到了帝位,立刻住進雕梁畫棟的皇宮內苑。因此,一無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旦做起了皇帝夢,自然會以性命相搏,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自從秦始皇首創了以天下為一人私產的君主專制制度以來,歷代的野心家無不為之傾倒,無不為之折腰。相互之間,你爭我奪,有如惡狗搶屎,餓狼爭肉,那種捨命相搏的樣子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要多醜惡有多醜惡。為了爭當皇帝,什麼不要臉的事,不要命的事都做得出來。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奮鬥目標

就是奪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盡人間富貴,子孫後代永為帝王。總而言之,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治一亂,治亂相間,難以持續向前發展。所有在治世積累起來的一切財富,一到亂世,摧毀殆盡,以後又從頭做起。所以社會停滯不前,其禍源就是荒唐的皇帝制度,歷代的戰亂主要是由野心家爭奪帝位所造成的。   究竟是「法治」還是「罰治」   「法家」的「法」字,「法律」的「法」字,「法治」的「法」字是同一個字,這就把人攪得糊裡糊塗。別以為法家是要推行法治的,其實在法家的學說中,黔首(老百姓)不過是毫無人權的奴隸,會說話的牲口而已,當時的法律對老百姓毫無保障,只規定老百姓必須遵守一大堆法令,如有違犯,立即懲罰。因此不能叫做法治

,只能叫做「罰治」──依靠嚴刑峻法來治國。而且根據法家的學說,國君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完全對立的,依靠國君來為老百姓謀利益,那是與虎謀皮。   總之,根據法家的理論制訂的由皇帝一人專制的制度是一種極為殘酷不近情理而且阻礙社會發展的制度,根本無法用來推行仁政。所謂太平盛世,不過是志士仁人的理想與老百姓的夢想而已。在皇帝制度的治理下,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空想。   或曰,皇帝制度既然不好,為什麼會被後代長期奉行。其實,從大澤鄉起義後,真正的秦制已被推翻,後代所保留下來的只不過是個「皇帝」的名稱與政事由皇帝一人獨裁的這種皇權(特權)而已。秦制是根據法家的理論制訂的,這種原汁原味的秦制在秦亡以後,沒有人

再敢用它。後世所用的,其實是外儒內法的漢制,也就是披著儒家仁政的外衣,幹的是法家暴政的實事。也可以說,秦制是絕對的暴力,漢制是暴力加欺騙(外儒內法)。做皇帝的用絕對的暴力統治,會遇到最激烈的反抗,維持不了幾年;如用暴力加欺騙,蒙蒙哄哄地就延續了兩千多年。   皇帝的稱呼與皇權(特權)能夠長期保留下來,那是因為後代的野心家與統治者對此深感興趣。皇帝稱號威風無比,皇帝特權享受無窮。不是到了辛亥革命時期,還有人勸孫中山先生做皇帝麼!可見,皇帝制度陰魂不散,不是因為這種制度好,只是因為它能滿足野心家的私慾而已。   皇帝制度越變越壞   從陳勝起義開始,我們說「伐無道,誅暴秦」已經說了兩千多年。不難想

像,暴秦這種統治制度應當是人間最壞的一種制度,否則不會令人痛恨至此。不過,皇帝制度也並不複雜,說穿了就只兩條:   第一條,國家最高的統治者名稱叫做皇帝。   第二條,所有的江山、黔首(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皇帝為所欲為,他一個人說了算數。   兩千多年來的皇帝制度並不是逐漸變好了,而是越變越壞了,只不過後來統治的強度是逐漸收緊,是溫水煮青蛙。是多給你一點時間,讓你逐漸適應一步步升高的水溫。舉幾個例子就能說明問題。   從史料上看來,秦始皇雖然一人專制,獨斷專行,但是君臣之間議事還是讓人坐著說話,他與丞相之間討論問題也還是有一定的禮貌,許多不近人情的作威作福的朝儀是由曾任秦博士的叔孫通在

漢初制訂的,是劉邦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採用。開頭諸將爭功,作沙中語,劉邦也無可奈何,在叔孫通制訂的朝儀執行之後,上朝時全體肅然,劉邦這才得意地說:「我如今才知道做皇帝的威風!」足見漢王朝比秦王朝更會作威作福。   劉邦先入函谷關,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盡除秦之苛法,這是為了欺騙關中父老,希望大家在楚漢相爭中為自己出力。「約法三章」其實並未真正執行。直到漢文帝劉恆在位的第十三年(西元前一六七年),因被一個民間孝女緹縈所感動,才斷然下詔廢除肉刑。這時距離劉邦入關(西元前二○六年)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照樣執行秦之苛法。劉邦既已做了皇帝,他說話不算話,老百姓其奈他何!   秦代的焚書之令是

公開宣布的,此外對於民間的使用文字並無其他規定。後代一再出現的文字獄,而且處理得越來越重,這是在秦代都未出現過的事。宋代蘇軾的烏臺詩案不過是因寫詩而受到一場牢獄之災,明清兩代的文字獄常常為了錯用一個字而殺頭,而夷三族、誅九族。秦始皇如果知道了這些事情都會大吃一驚。這是連他都沒有想到的。   明代的廷杖一事更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一位白髮蒼蒼的大臣,沒有犯任何罪行,僅僅因為說了一句為皇帝所不滿意的話,就被脫了褲子在朝廷上打屁股,打得血肉橫飛,甚至當場打死。秦始皇如果看到這一幕,都會覺得不服氣,會說:「你們罵我殘暴已經罵了兩千多年,連我都做不出這樣的事情來!」   皇帝制度是滋生小人的溫床   小人是

依附於權力而產生的。誰的權力越大,就越是小人依附的對象。李斯慫恿秦始皇制訂皇帝制度,放手擴充皇帝的權力,實際上就是為自己以後的篡權創造條件。不過那時候還沿用六國的舊制,在朝廷中設立一個丞相的位置。在皇帝精力不濟之時,還可以由丞相進行協助。到了明初,朱元璋為了進一步實行一人專制,討厭作為知識分子的丞相在身邊嚕里嚕囌,礙手礙腳,竟然在大殺功臣的同時,斷然罷相,六部政務,都由皇帝直接管理。黃宗羲認為這是最大的失策,在《明夷待訪錄》中評價說: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錢穆認為以上論述,可謂「一針見血」;孫中山論及「中國落後的原因」,也指出政治上的關係,在於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

書坑儒」,便是「興文字獄」,想種種方法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哪裡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  且不說朱元璋是個殺人魔王,在登上帝位之後揮舞屠刀把所有的功臣斬盡殺絕,令人咋舌!就憑廢掉丞相這一條,使得明清兩代五百多年全國老百姓的專制暴政之下進一步淪為臣妾,淪為奴隸,也就夠條件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既然皇帝握有最後拍板權,在皇帝自己萬事不理放棄權力之時,這個最後拍板權落到誰的手裡去了,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大問題。如果這個最後拍板權落到宰相手裡去了,那還不算是大權旁落。因為宰相必須有一定的知識與能力,辦事不會過於出格。有些朝代,皇帝雖然不行,但他們卻能重用宰相,讓宰相放手管事,國家大事還能勉

強推動,不致造成大亂。朱元璋既然把宰相廢除了,則大權旁落之時,必然落到小人手中,那就非亂不可,而且常常是亂得不可收拾。這裡所說的小人,主要是指后妃、外戚、太監、乳媼等。作者絕對沒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樣的想法,后妃中間也有些有才學的,太監中間也有些有能力的,也有一些人在歷史上做出過貢獻;但是他們如果自不量力,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貿然插手去管自己全不熟悉的國家大事,想方設法去攬皇帝手中的最後拍板權,這就必然會把事情攪亂。更可怕的是:皇帝手中這一最後拍板權的誘惑力實在太大,如果利用得好,就會換來說不盡的榮華富貴。明代後期不斷出現太監專權的事,就是這樣造成的。如魏忠賢(太監)、客氏(乳媼、皇帝

的奶媽)從明熹宗朱由校那裡攬到了最後的柏板權,逐漸反客為主。能夠左右皇帝。宮外的一些大臣居然不顧廉恥地前來投靠,拜魏忠賢為乾老子。這些大臣竟然比小人還要小人。宮廷內外的小人竟然勾結在一起,必然是為了謀私──謀官、謀權、謀利,國家豈能不亂!   小人需要皇帝,因為小人自己並無本事,只有依附權力才能興風作浪,撈到好處。皇帝也需要小人,這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皇帝要辦光明正大的事,當然可以交給各級官員去辦。但是要想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就不便交給官員們去辦。那些讀了幾天聖賢書的書呆子官員們不僅不會痛快地去辦,說不一定還要引經據典地勸阻一番,豈不自討無趣!皇帝依靠小人,就為滿足個人的特別需要。   從表面

上看,好像是小人愚弄皇帝,皇帝受了蒙蔽,小人聰明,皇帝很傻。其實皇帝真傻的少,裝傻的多。他們需要利用小人的時候,可以裝傻;利用過了,為了收買民心而收拾小人的時候,其聰明就表露無遺了。例如「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從小進入宮廷,擅長互相傾軋。她是何等厲害!她總是儘量利用小人來誅鋤異己,等到目的已達同時民怨沸騰之時,又在恰當的時候翻臉,對小人加上罪名一一處死,以平民憤。不明究竟的老百姓於是歡欣鼓舞,認為君王聖明,小人該死。周興、來俊臣這一班酷吏,都是讓她這樣一一收拾了的。   小人需要皇帝,皇帝需要小人。有時候小人愚弄皇帝,有時候皇帝愚弄小人,有時候是互相愚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句話說到底,真正

受愚弄的還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皇帝一族的悲哀   中國歷史上的怪胎──皇帝制度在神州大地上盤踞了兩千多年,這個荒唐的制度給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但是這個捨命爭來的皇帝寶座究竟給皇帝本人和他的家庭帶來什麼好處?非常遺憾,我們略加注意,就會發現:皇帝的日子並不好過,皇帝一族的命運也很悲慘。   由於皇帝寶座的誘惑力太大,沒有爭到的想爭,已經爭到的想保,這個寶座永遠都在許多貪婪的眼光逼視之下,也就等於安放在一座火山口上。從表面上看,皇帝一人至高無上;實際上,圍繞著皇帝轉圈子的宮內宮外各種勢力,包括親王、宗室、母后、皇后、嬪妃、太監、權臣、藩鎮等等無時不在爭權奪利,覬覦帝位,你退我進

,此長彼消,上下串聯,內外勾結,可以說是連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有時候,皇帝聖躬獨斷,對別人的生殺予奪,決定只在頃刻之間;有時候,大權悄然落入他人之手,皇帝成為傀儡,立刻生殺由人。   天下大亂之時,戰場上自然是殺人如麻,屍橫遍野;到了天下已定,新君登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老百姓雖然窮困,還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至於帝王之家,公開的互相殘殺雖已終止,暗地裡互相殘殺隨即開始。自秦以來大大小小二百多個皇帝,已知死於非命(非正常死亡)的就有三分之一;還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成為永遠解不開的歷史之謎;真正壽終正寢,平靜地離開人世的,只是少數。他們的平均壽命不過三十歲左右。總的說來,皇帝難免聲色犬馬,所以

總以短命的居多。   從外表看來,皇宮裡面住的是一家人,實際上,皇族內部的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間互相猜疑,互相防範,互相傾軋,互相謀害,同床異夢,骨肉相殘,隨時可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開國之君在爭天下時固然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繼位之君生於警衛森嚴的深宮之中,危險也並不小。有的一出世就被謀害,有的一生下來就失掉了母親,因為某些王朝有嬪妃生子即殺其母的冷酷規定(為防日後外戚爭權)。皇帝的候選人在互相傾軋中生,互相傾軋中長,互相傾軋中被扶立,又在互相傾軋中被拉下馬來。一人出事,牽連一片。皇族的內訌,也會從小規模的內爭演變為天下大亂,舉國騷然。   皇帝本人和皇帝一族的精神生活也非常糟糕。一個人只

要坐上了皇帝寶座,心情就會十分緊張,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寧靜。你想知道做了皇帝之後的心態麼?朱元璋的遺囑上有四個字,可算是對皇帝心態最生動的描繪,那四個字就是「憂危積心」。也就是說他成天憂慮危險的事情會發生,感到不測之禍隨時都可能出現,因而憂心忡忡,壓力很大,心裡從來沒有舒暢過。這種心態,也和判了死緩的犯人差不多,懷著這樣的心態坐在皇帝寶座上,又有什麼樂趣!帝王的家庭必然是缺少溫暖缺少親情的家庭,各個家庭成員之間由於爭權、爭利、爭寵、爭位,無不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哪有什麼真情可言。皇帝的家庭,也並不是一個可以躲避風雨的安全港灣,隨時可能出現下毒、行刺等驚人事件。生活在這種家庭裡,寢不安枕,食不知味

,心情豈能寧靜!這裡充滿了大大小小的不定時炸彈,又是一個極容易引起大爆炸的地雷區,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地方。   皇帝征服了整個國家,把全國的老百姓關在一個大監獄裡;為了自保,他又把自己關在一個小監獄(皇宮)裡,弄得彼此都不自由。皇帝過的是一種自戕式的窮奢極欲的畸形生活,整天求神煉丹,夢想長生不老,結果壽命比普通人還要短。他搜括天下的財富,奴役天下的老百姓,折騰得雞飛狗跳,民不聊生,最終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幸福,卻給老百姓帶來說不盡的災難。歷來羨慕權力,貪圖富貴,成天做著皇帝夢的,大都是野心家、亡命之徒、土匪強盜、流氓地痞,如此等等。普通善良的老百姓,只希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能過太平日子,哪裡

會有什麼做皇帝的夢想。  皇族內部的有識之士也都深深厭惡那種爭奪帝位的殘酷鬥爭,他們寧肯放棄這種機會,披髮入山,或削髮為僧,去過寧靜的老百姓生活。他們有的成為詩人,有的成為書畫家,有的成了學有專長的正直的知識分子。歷史上有好幾個皇帝在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時仰天長歎:「願生生世世不要再生在帝王家!」   皇帝夢是一種千年病毒   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清帝終於退位。皇帝這個怪物雖已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他陰魂不散,隨時準備借屍還魂。袁世凱已經當上了合法的大總統,卻甘願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過一回皇帝癮,不惜為當八十三天中華帝國皇帝而賠上一條命。可見這個「皇帝夢」是多麼誘人!孫中

山先生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他一生中絕不接受別人對他喊萬歲就是鐵證。但他並不諱言,追隨他起來幹革命的同志,就有不少人還有「皇帝思想」。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說:   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是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人中之六七人都逐漸化除其皇帝思想了。但是其中還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此故也。   儘管這個皇帝制度十分荒唐,十分無理,但它在中華大地上盤踞日久,已經成為大家頭腦中難於清除的千年病毒。天下一亂,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人做起「皇

帝夢」來。有識之士做「皇帝夢」,是希望奪得大權施展抱負,救國救民;亡命之徒做「皇帝夢」,是希望獲取私利、子女玉帛,榮華富貴。因此這個「皇帝夢」就為雅俗所共賞。更有些偽君子,野心家,表裡不一,口是心非,嘴裡說的是功名事業,心裡想的是子女玉帛,流風所及,做「皇帝夢」者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什麼樣的人都有。   中華帝國的幾個階段   皇帝制度出現之後,為了探討中國歷史上所獨有的這一套統治制度的發展變化,我們也得給這個長壽的中華帝國劃分為幾個階段,例如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等等。黃仁宇先生是把它劃分為三個帝國,就是秦漢帝國、唐宋帝國、明清帝國。我認為還不夠,至少需要劃分為四個帝國,那就是:   第一帝國,

包括秦漢魏晉南北朝,總共八百三十五年。  第二帝國,包括隨唐五代,總共三百七十一年。  第三帝國,包括宋遼金元,總共四百零八年。  第四帝國,包括明清兩代,總共五百四十三年。   這四個帝國的總長,也就是中國帝制時代的總長是二千一百五十七年。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個世界上從出現皇帝開始,到今年為止,一共是二千二百五十七年。   傳統的看法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興旺的朝代是漢、唐。這在歷史上是留下了明顯的記錄的,一是組成中華民族的許多民族中的主體民族被稱為漢族。二是在中古時期,海外華人自稱唐人,稱國外華人聚居區為唐人街,稱祖國為唐山。   在第一帝國時期,主要是兩漢時期,中華文化以漢字為載體在

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地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五胡亂華時代,漢民族建立的王朝(主要是魏晉兩代的曹氏與司馬氏)自己腐敗,造成大亂,為了借助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幫助自己奪取帝位,一再把五胡(各種胡人)引進中原,造成五胡大戰,中原大亂,百姓非死即逃,千里不見人煙。如果不是中華大地遼闊廣大,民族精英紛紛南渡,開拓江南,另打基礎,則五胡混戰的結果,就會同歸於盡。第一帝國──秦漢帝國就會走向滅亡。世界上有些文明古國不就是這樣滅亡了的嗎?西方的羅馬帝國不就是在混戰中走向分裂,以後再也統一不起來的麼!   好在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的馮太后與孝文帝鑒於長期混亂的危險,力主胡人漢化,由野蠻走向文明。以通婚、改姓、斷諸北

語(各種胡語)一從正音(皆說漢語)等等激烈手段,強迫他們的皇族(鮮卑族拓跋部)融入北方的漢族之中,並且尊稱當時的南朝為中華正統。力促用中華文化統一中國。雖然北魏後來分裂為東魏西魏,未能統一中國,但是經過他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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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時代群像

為了解決七大罪光與暗之交戰角色強度的問題,作者漢娜.鄂蘭 這樣論述:

她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 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 鄂蘭有幸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本書是20世紀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於20世紀70年代完成的著作。這位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這裡所論的都是20世紀前半葉的知識份子,都是她身邊熟識的人。處在上一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學術文化中心,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鄂蘭有幸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鄂蘭在這裡談他們的人生經歷,談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活動,也談大時代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對人物與時代的熟識,鄂蘭信手拈來,侃

侃而談,一個時代的輪廓,躍然眼前。   這些人各有不同的才華與信念,各人的專業與環境也大異其趣,唯一的共同點只有他們全都互不相識,而且他們全都走過了一個共同的時代(萊辛例外),一個政治大災難、道德大淪喪,藝術與科學卻突飛猛進的時代,這個時代鄂蘭稱之為「黑暗時代」一個動盪、飢餓、大屠殺、絕望、不公不義的時代。   人類的經驗與歷史,其實是不斷在重寫,與重演的,今天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已經走到一半,我們面對的世界,似乎還可以在鄂蘭的這些篇章中看到影子。   鄂蘭在這本書中評論了11位知識份子,包含了萊辛(1729-1781)、羅莎.盧森堡(1871-1919)、安捷羅.朱塞佩.隆加尤里(1958

-1963)、卡爾.雅斯培(1883-1969)、伊薩.迪內森(1885-1963)、賀曼.布羅赫(1886-1951)、華特.班雅明(1892-1940)、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898-1956)、華特馬爾.居里安(1903-1954)、藍道.賈雷爾(1914-1965)。   鄂蘭在她的寫作中,並不把他們視為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時代精神的代言人、或是歷史的詮釋者。對‧鄂蘭而言本書的寫作有些是感時之作,有些則是適逢其會。   鄂蘭以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乃有了這組群像的勾

勒。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跟隨海德格、雅斯培。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任教。她的著作如《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類的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心智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皆是社會、政治哲學的扛鼎之著。鄂蘭於1975年去世後,美國學界出現「鄂蘭研究」,對於研究她的學者則稱為「鄂蘭派」,儼然成為

一個學派之勢。 譯者簡介 鄧伯宸   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報社編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現為《新觀光》雜誌專欄作者,譯作有《影子大地》、《族群》、《綠色全球宣言》、《邱吉爾的黑狗》、《生活之道》等。(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黑暗時代的人文精神------- 兼論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之一,他的劇作和理論著作對後世德語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玫瑰的名字--------------- 羅莎.盧森堡:1871-1919   德國左派革命家。德國共產黨鋼起草人

。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社會哲學家及革命家。德國共產黨的奠基人之一。 世界公民(1)------------------------- 頌: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   二十世紀德國的存在哲學大師 世界公民(2)-------------------------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   是二十世紀德國的存在哲學大師 遠離非洲---------------------------- 伊薩.迪內森Isak Dinesen 1885-1963   她的作品曾兩度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以作者生平為藍本改編拍成的電影「遠離非洲」,曾榮獲一九八

五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根據她的中篇小說〈芭比的盛宴〉拍攝的同名電影,則獲頒一九八七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國影片。 不情願的詩人----------------------- 賀曼.布羅赫Hermann Broch1886-1951   德國重要作家。他的「多面小說」(multidimensional novels)獲國際好評。 最後的歐洲人---------------------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20世紀重要哲學家 我們曾作為『光明的一代而生活』-----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 德國戲劇鉅擘 重新肯定

佛洛斯特、惠特曼和威廉斯 藍道.賈雷爾Randall Jarrell1914-1965 美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 【論反猶太主義-】------------------------ 華-特馬爾.居里安Waldemar Gurian1903-1954   德國重要政論家與作家 一個坐上聖彼得大位上的基督徒 安捷羅.朱塞佩?隆加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 1881-1963 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現代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聲望的教宗之一。   於1958年10月8日至1963年6月3日在位為羅馬教宗。曾召開梵帝岡第二次大公會議(the en:Second Vatican C

ouncil),提倡清廉教會,1963年4月發佈著名通諭《和平於世》。 作者序   這本集子裡所收的文章,寫作時間跨越十二個年頭,有的是感時之作,有的是適逢其會,主要談的都是人,談他們的人生經歷,談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活動,也談大時代對他們的影響。齊聚在這裡的幾個人,說他們彼此間有多麼不同,那倒也未必,至少若真像這樣將它們放到同一間屋子裡,又讓他們對事情都擁有發言權,他們不群起抗議才怪。之所以會如此,也正在於這些人各有不同的才華與信念,各人的專業與環境也大異其趣,唯一的共同點只有他們全都互不相識,而且都屬於同一個時代。當然,萊辛(Lessing)應該是個例外,但在開卷的那篇文章,我還是將他算

作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如此說來,他們全都走過了一個共同的時代,也就是二十世紀前半葉,那個政治大災難、道德大淪喪、藝術與科學卻突飛猛進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他們有的人慘遭殺害,有的人起居作息身不由己,只有少數人能夠置身事外,但若說完全不受任何影響,那就幾乎是無人能夠了。有人或許指望,能夠在這裡找到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時代精神的代言人,或是歷史的詮釋者,但我看這恐怕是要落空了。   但是,我還是相信,此一歷史性的時期,亦即書名中的「黑暗時代」,在本書中倒是隨處都可見得到的。「黑暗時代」一詞,我借用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譯註:德國詩人、劇作家、戲劇改革家,1898-1956)的名詩

〈致後代子孫〉(To Posterity),詩中提到動盪與飢餓、大屠殺與劊子手、不公不義與絕望所引起的民憤,「當斯時也,巧詐橫行,民憤無門」,瞋恨無罪,使人面目更為可憎,暴怒有理,益增聲音之淒厲。然而,所有這一切並非清楚可見,甚至根本難以察覺,只因為,直到大禍臨頭的那一刻,一切都被掩蓋了起來,不是被事實所掩蓋,而是被官方代表們滔滔不絕的花言巧語、模稜兩可以及報喜不報憂的片面之辭瞞了過去。既然要談黑暗時代與生活於其中的人民,「當權者」或所謂「體制」所編織敷設的偽裝,我們就絕不可以放過。如果公共領域的功能在於將眾人之事攤在陽光下,亦即提供一個可見的空間,讓一言一行都無所遁形,好壞立判,那麼當黑暗掩

至,亮光不再,一切都被「信任落差」與「看不見的操控」所矇蔽,被隱瞞真相的言論一股腦掃到地毯下面,被教條、道德等等在維持舊真理的藉口之下,將所有的事實都貶成一文不值的細枝末節,這時候,人民又算老幾,又能有什麼作為?   這種情形其實並不陌生。早在三十年前,沙特的《嘔吐》(La Nause+,e,我認為迄今仍是他的最佳作品)就用「歪理」與l'esprit de se+'rieux這些字眼加以形容過;在那樣的一個世界裡,大家都公認,說到人,不過全都是些痞子,至於事,無非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所到之處,全都是一筆爛帳,令人作嘔。四十年前,情況也一樣(雖然目的完全不同),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

d Time)裡面,海德格就非常精準地加以描繪過,說「彼等人」縱一己之私,在公共領域裡肆無忌憚,「信口開河」,其勢有如排山倒海,對每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展開無情的攻擊,影響所及,支配了日常生存的每一個面向,而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論有沒有意義,不是言之鑿鑿就是一筆勾銷。按照海德格的說法,在這個共同生活的日常世界中,我們根本無所逃於這類「無法理解的狗屁倒灶」,如果想要徹底予以擺脫,唯有像帕米尼德斯(Parmenides)與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所說的,退縮到政治領域的反面,亦即與世隔絕的完全孤獨。這裡所關心的,既非海德格有關這方面的哲學分析(依我看,它乃是無可動搖的),也不在於其背後所根據的哲

學傳統,我們特別著重的,是時間底層的經驗及其相關的概念性描述。我在字裡行間最想要表達的,是那種諷刺性的、揭瘡疤式的陳述(「公領域的亮光只會模糊了一切」),直指事情的核心,簡單明瞭地將現實的情狀做個交代。   廣義地說,這裡所說的「黑暗時代」,指的並不是這個世紀才突然冒出來的龐然巨獸,相反地,黑暗時代不僅一點都不新,而且在歷史上絕非少見,美國歷史上或許聞所未聞,但無論過去與今天,其中也不乏類似的罪惡與災難。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

流瀉於大地之上──正是基於這種信念,雖然難登大雅,乃有了這組群像的勾勒。以我們的眼睛來說,早已經習慣於黑暗,能不能分辨他們的光是燭光還是燦爛的陽光,其實大有問題。但是,這類客觀的評價對我來說已屬其 次,大可放心交給後世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 譯者推薦序 論反猶太主義 華特馬爾.居里安Waldemar Gurian,1903-1954 德國重要政論家與作家   他是一個有許多朋友的人,也是許多人的朋友。他的朋友,有男有女,有教士有俗人,散居各國,各有各的人生經歷。友誼令他可以在這個世界上處處為家,友誼讓他在朋友處就如同回到自己家中,不論他們是哪國人,講何種語言,或什麼社會背景。了解自己的病情後,他

做了最後一趟的歐洲之旅,原因非他,他說:「死前,去跟朋友道別。」回來之後,紐約盤桓數日,清清明明地,幾乎是有計畫地,繼續他未完的告別,絲毫不見恐懼自憐。他這個人,終其一生最感困窘的就是表達自己的情感,卻能夠這樣做,彷彿不是自己的事,不帶一絲情緒,反倒顯得豁達。死亡,想必他是極熟了。   說他這個人有多怪異,還真一言難盡;若要論他學問的廣度與深度,固然是一大挑戰,說到他早年的生活,為人所知之少,總給人一種來自於無何有之鄉的感覺。總之,再怎麼努力,想要近觀這個人,看來多屬徒然。想法與眾不同也就罷了,他整個人莫不如此。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他對個人的私事與環境,一貫都是事不關己似地沉默以對,彷彿只會

惹人厭煩而已。正因為如此,他的早年生活似無特別之處,卻也不免引人多想多猜。   實,他從不刻意隱瞞。任何當面提出來的問題,他往往樂於回答。他來自聖彼得堡一個猶太家庭(Gurian這個姓氏,眾所周知地,乃是Lurie的俄文拼寫)。生於二十世紀初的沙皇俄國,出生地更說明了他的出身,一個同化了的富裕猶太人家庭,因為只有這樣的猶太人──一般是商人和醫生──才會被准許住到大城市的周邊地區。大約九歲那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年,他的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到了德國,同時改信了天主教。三○年代初期,我初認識他時,對他的俄國背景與猶太血統一無所知。當時,身為德國的天主教政論家與作家,他已經相當有名。哲學家馬

克思.謝勒(Max Scheler)和後來成為納粹份子的著名憲法及國際法教授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都是他的業師。   有人說,一九三三年一連串的事件改變了他,把他給拋回了他的血緣中,其實不然。當時的關鍵,並不在於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出身,他之所以要把問題擺到檯面上來討論,是因為那已經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也是他自己與受迫害的猶太人心手相連、義所當為的事。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他始終如一,維護猶太人的團結,關注他們的命運。那本《論反猶太主義》(Essays on Antisemitism,New York,1946)的精采小書,充分說明了他那份使命感,同時也彰顯了他的才

華,任何事情,只要他關心,他都能夠成為那一方面的「專家」。但是,當迫害的歲月成為過去,當反猶太主義不再是核心的政治議題,他便放下一切,悄然隱去。   至於他俄國的背景又不一樣了,在他的一生中,卻扮演著非同小可的角色,是真正具有支配力的。這不僅是因為他看上去是個「俄國人」(姑且不論指的是哪一方面),更因為,他從來沒能丟掉他童年的語言,儘管他的成年生活整個改變,全都是在德語的環境中度過。由於妻子是德國人,在聖母院的家中,他講的也是德語。但是,俄國的影響在他身上處處可見,無論品味、想像,乃至心理皆然,縱使說英語、法語,那腔調也是俄語的而非德語的,倒是有人告訴我,他的俄語雖然流利,卻不如那些講母語的人

那樣道地。而在詩與其他文學方面,最令他感到親切和熱愛的還是俄國作家,到了晚年時,里爾克或許是個例外(在他的藏書室,有個雖小但極有份量的俄國部分,其中仍然保存一套磨損的兒童版《戰爭與和平》,插畫是世紀初的風格,脫落的書頁是他一生都在往復重讀的,死前還擱在床頭櫃上)。只要是跟俄國人在一起,哪怕是陌生人,他也會比在其他環境中來得自在,彷彿是在自家,是跟他們一體的。   他在知識上與政治上的興趣極為廣泛,看起來似乎是全方位的;實際上,這一切的核心全是俄羅斯的知識與政治歷史,是這個民族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她偉大的精神傳統以及她的宗教激情,這種激情先是表現於俄羅斯民間信仰,後來則表現於偉大文學中。他之所以成

為傑出的布爾什維克專家,原因無他,全是因為,只要是跟俄羅斯有關的,哪怕只是細枝末節,都是他最在意、最關心的。   早期生活中的三重變故:家庭破碎、遷離故居、切斷母語,以及因改信天主教所導致的環境徹底改變(說到信仰的衝突,那時他尚年幼,改宗前可能也還未開始宗教教育,應不是太大的問題)。我不敢說這三重變故是否對他的個性造成很深的創傷,但可以確定的是,要說明他個性上的怪異,單是這些事情顯然有所不足。不過,從我前面提到過的幾件事情來看,很明顯地,縱使有此創傷,單是他對早年生活所堅持的忠誠,就足以予以治癒。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對朋友、對每個他所認識的人,以及他所喜愛的一切,忠誠都是他生命中的主調,其調性之

清楚,簡直可以說,他最不會犯的罪就是忘本之罪,此罪於他看來,乃是人際關係中最嚴重的。他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任何人,任何東西,進了他的心裡就休想跑掉。但是,使他事業有成的博學多識,好記性固然大有幫助,卻並不是最關鍵的。相反地,博學只是他凡事忠誠所展現的大能之一。任何作者寫的東西,只要能激發他的興趣或讓他心服口服,這種忠誠就促使他去跟隨他,縱使緣慳一面終不得識亦然。對於朋友,也是這種忠誠推動著他無條件地伸出援手,甚至在他們死後幫助他們的孩子,無論他過去見過與否。隨著年事漸高,很自然地,身故的朋友越來越多,儘管我從未見過他為逝者悲痛至不能自己,卻也留意到,每提到他們的名字時,他總是刻意地小心翼翼,彷彿

怕自己有個閃失,他們就會自他生命中溜走似的。   所有這一切,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可以真實地感受得到,但對於了解他的怪異,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這位先生身軀巨大,超大的腦袋,一張闊臉卻被一只超小微翻的鼻子一分為二,這可是他臉上唯一有喜感的特點,因為,他的眼睛雖然清亮卻不免憂鬱,至於那猛然間化開面頰與下巴的笑,卻是小男生憋住歡喜無意間走露了心情的笑,或許反倒是最有成人味道的地方之一。他這個人的怪異,每個人都能很快地注意到,因為公職與社會地位的壓力,後來淡去了不少的羞澀與忸怩,甚至後來幾年才認識他的人照樣感覺得出來;但是,羞澀與忸怩絕不是膽怯與緊張,更不是自卑,而是靈魂與身體想要迴避這個世界的本能動作

。初一接觸,他的那種怪異之所以令人驚訝,我認為,是因為在這個由物件構成的世界中,他始終都還是個異類;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我們隨手取用,活動於其間而無視其存在,幾乎不曾留意到,所有活動的生命都是根植於不動的、無生命的物件,被它們包圍,受它們引導,為它們所約制。   如果我們停下來,去思索一下這種情形就不難發覺,在活動的身體與不動的對象之間存在著一種矛盾,人經常是透過使用、操作和支配世界上的無生命物件來跨越此一矛盾。但在他的身上,這種矛盾卻擴大成為人的人性與物的自性之間一種公開的衝突;由於他的笨手笨腳,突顯出一切物件就只是一個物體,一個就字面意義來說最徹底的對象,一個被拋至人的對立面的東西,因此,與

他的人性隨時都處於對立狀態,以至於他的笨拙益發顯出他作為一個人本質上的無能為力。於是,一場戰鬥展開了,一方是容不得物件之存在,並不承認自己是物件的製造者與統治者的這個人,另一方則是物件的自體,一場令人驚訝而又難分難解的戰鬥,他從未獲勝過,但也從未被擊垮過。東西還是在那兒,比他所能期待的更完整,而他也從未因災難而一蹶不振。這場古怪而不斷進行的衝突變得更為常態,因為他那龐大的身軀就像最初的、半原始的「物」一樣,而那裡正是世界的「物性」第一次形成的地方。   就我們現代人來說,操作東西並活動於一個充滿物件的世界,已經成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很容易就會把笨拙與羞澀誤解成為準精神疾病現象,尤其是它們又不能

被歸因於自卑感時;倒是自卑,我們反而認為是「正常的」。但是,現代之前的人,對於我們引以為異常的現象,必然已經知道某些人類特性一旦結合,就會形成某種雖非常見但卻眾所周知的型態。中世紀時不乏有關大胖子的故事,就把暴飲暴食跟肥胖關聯起來,並視之為七大罪之一(頗令我們難以思議),便可證明確實有此種看法。因為,很明顯地,暴飲暴食被視為一種替代手段,亦即替代對物件的製造、使用、操作和支配,試圖用吞掉它們來擺脫它們的阻礙──於是他也就成了現代世界中此一準中世紀解決方案的典型(切斯特頓〔Chesterton〕可能是另一個。依我的推想,他那了不起的洞見,大部分不在於聖湯瑪斯.阿奎那的哲學而在於他那個人,純粹是出

於對另一個大胖子之笨拙的同理心)。居里安的情形八九不離十,也是以吃喝開始,只要健康允許,他的食量大如牛,並能在其中自得其樂。然而,他對精神糧食的需求更大,他的好奇心輔以同樣大得驚人的記憶力,因而擁有同樣狼吞虎嚥永不饜足的容量。他就像一個行動圖書館,而這又與他身軀的巨大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身軀活動之遲緩與笨拙,他在吸收、消化、傳達和保存資訊上的迅捷乃形成強烈的對比──這種類似的情形,我從未在別人身上看到過。   他的好奇心就有如他的食慾,完全不同於學者專家那種死氣沉沉的好奇,而是被這個人類世界種種至關緊要的東西所激發出來的,包括政治與文學、哲學與神學,以及日常的閒談、逸聞瑣事,還要加上每天數不清

必讀的報紙。大量吞食並消化與人類心智相關的事情,同時極端忽視物質領域那些冰冷的東西──無論是自然科學的課題還是如何在牆上釘釘子之類的「知識」──之所以如此,看來是他對人類無可如何的現實所採取的報復,誰叫靈魂非得在一個身體裡面,而身體又不得不活動於一個由「死」東西所構成的世界中呢?   這種對待世界的態度,使得他如此人性而又如此脆弱。我們說某人「有人性」,一般指的無非是仁慈、和藹或者親切之類的待人接物。跟我在前面提過的理由相同,由於我們習慣在一個人造物的世界中活動自如,很容易就會把自己跟我們所製造、所做成的東西等同起來,以致忘掉了每個人所具有的偉大特質,在本質上,此一特質永遠超越人所能製造與成就

的物。人,不僅能完成每件作品,而且在成就之後絕不至於耗竭,仍然擁有創造更多事物的不竭泉源,因此,在本質上超越一切物件,為物所無法企及和限制。但就我們所知,人卻是每天都在拋棄這種特質,並讓自己去認同自己所做出來的東西,為自己的才智、作品或天份感到驕傲;沒錯,這種認同的確產生了非常可觀的成果,但是,和這些成果同樣意義重大的是,這種心態無非也是在糟蹋人之所以偉大的人性特質 ,以及人之所以比任何製造品偉大的特質。即使在藝術作品中,天才固然偉大,但人之偉大更甚,二者之間始終在進行著尖銳的衝突,唯有我們明白作品的背後有一個更偉大、更神秘的存在,那才是真正的偉大;因為作品本身指向一個人,而這個人背後的本質,

既非他所做的事所能耗盡,也非它所能完全揭露。   這種屬人特有的偉大品質,這種存在自身的高度、強度、深度與熱情,在居里安身上達到一種非凡的程度。因為,他將這種品質當成世界上最自然的東西,並善於在別人身上找出這種品質,而且完全無關乎這個人的地位與成就。他從未在這方面失手過,並以此作為判斷人的終極標準,他不僅拋棄世俗的成功這種表面的標準,而且也拋棄他自有定見的「合理客觀標準」。說一個人對品質和實質具有精確的感覺,聽起來沒有什麼,頂多只是恭維的客套話。但話又說回來,人之擁有這種能力的還真不多,而且一旦擁有,多半不會以之交換尋常可被認可與可被接受的價值,這種能力將會正確地將人引至遠方──遠離傳統與既定

的社會標準──直接進入生活的危險地帶,在那兒,不再受到事物的圍牆保護,也沒有客觀評價的支持。這意味著,是去跟那些一開始甚至永遠不對盤的人打交道,不斷去發現那些只有時運不濟和天妒才華方能阻止他們完成自身的人;也意味著有系統地──雖然不需要刻意──拋棄最值得尊敬的正面標準;由此出發,將引領進入另一種生活,在其間,不免到處觸犯別人,而自身也陷入多方的攻擊,不時引起誤解;在其間,與當權者的衝突將會不斷,這種衝突既不是出於挑戰者的故意,也不是出於被挑戰者的惡意,而只是權力的遂行本來就是按照客觀標準在進行的。   他之得以常常免於麻煩,強大的心智能力與傑出成就固然有以致之,但絕非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他那種充滿好奇的赤子之心,間或弄出一些無傷大雅的惡作劇,在這個複雜而深邃的人身上,這種天真總是出其不意,隨時都有可能浮起一抹微笑,閃耀著篤定的純真,照亮多半總是憂鬱的臉部風景。事情到最後,那些被他得罪的人往往都會體諒,他只是一陣脾氣發過,從來無意傷人。對他來說,激怒──被激怒或激怒別人──本質上是一種手段,將事情帶入一種開放、務實而又有意義的衝突;在凡事講求禮貌的社會,這種衝突,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總是小心翼翼,掩之以無意義的禮貌,閃之以「不傷害任何人的感情」。他卻不然。打破這些所謂文明社會的障礙,對他來說反而是一種喜悅,因為,在他的眼中,那都只是人與人靈魂之間的高牆。他之所以喜悅,

有賴於天真與勇敢;一個通達世事的人,能天真才能真正地服人,而為了保持這種天真的活潑與完整,又需要莫大的勇氣。他,正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在古人的眼裡,「勇敢」乃是最高的政治美德。對他而言,最初的熱情無疑只是要追求理想,最深的關懷則是在於人心的衝突,政治只會徒增其擾而已;但是,他對「勇敢」的多義進行最全面的理解,大有可能讓他投身於政治。政治之於他,不是一個肉身的戰場,而是靈魂與觀念的戰場,唯有在這個場域中,觀念彼此爭鬥才能夠成型,也唯有在爭鬥中,人性的真實與人心最內在的主宰才能以觀念之姿浮現。就此而言,政治之於他乃是一種哲學的實現,或更正確地說,在這個場域裡,在人類的群聚生活中,肉體所需要物質

條件只是觀念之火的燃料。因此,他的政治觀本質上乃是歷史劇的,是在政治中,在人與人、靈魂與靈魂、觀念與觀念的接觸之間所上演的歷史劇。正如他在學術研究中的發現,戲劇的高潮出現時,所有的掩飾都付之一炬,觀念與人以一種非物質的赤裸衝撞(非物質的赤裸指物質背景的消失,其難以承受,一如天空無雲時的烈日),因此,在跟朋友聊天時,他有時會像著了魔一般,迫不及待要找出戲劇的潛在發展,要找到引發一場觀念大戰的機會,要挑起一場靈魂間的戰鬥,讓一切在其間攤在陽光之下。   但他又不是經常如此。不是因為缺乏勇氣,在這方面,他只多而絕不少,而是因為高度養成的多慮,但多慮的不僅是禮貌而已,而是早年以來從未得以擺脫的羞澀。他

的致命傷是困窘,不僅是他讓別人感到困窘,更是他自己被別人弄到困窘。這種困窘的深度,可能只有杜思妥也夫斯基知之最深,至於其反面,可以這樣說,是在靈魂與觀念的激戰中,人的精神因此而自一切條件與束縛中解放出來。在觀念的戰鬥中,在毫無掩蔽的衝突中,人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出竅狀態,自由翱翔於他們的約束與保護之上,這時已經不是在防衛,而是在絕對沒有防衛的情況下確認自己是誰;困窘之襲來,正是自己正處於一種準備不足的暴露狀態,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情與環境,靈魂的天然防衛遭到了被剝奪的威脅。麻煩的是,困窘的狀態將人拉到聚光燈下,其情況一如毫無防衛的自我,那時候,唯有鼓起極大的勇氣才有可能自在的展示。在他的一生之中,困

窘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不僅害怕而且為之著迷),這種狀況不斷在人際關係的層面出現,在這裡,他隨時隨地都會面對的,正是人與世間諸種物間的疏離。正如物件之於他乃是死的對象,對人的生存具有敵意,幾乎到了使他束手無策只有任其宰割的地步,同樣地,在困窘狀態中,人只有任環境宰割的份。   這種情形本身就令人感到羞辱,不論是否被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其實跟榮譽與恥辱是無關的。困窘之為物,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天才已經把它的各個面向呈示了出來,在《白痴》著名的舞會場景中,親王打碎了精美的花瓶,也就暴露了自己的笨拙,暴露了他在適應人造物世界方面的無能,同時,也徹底顯示了他的「善良」,也就是說,對這個世界來說,他「太過於

善良」。羞辱的是,活生生擺在別人眼前的是,他是個善良人,但只能是個善良人,一如他只能是笨拙的。   羞辱是困窘的極致。以他來說,事實上與他想要反抗傳統習慣與現實權力的衝動有關,是一種對被驅逐者、被剝奪者與被蹂躪者的關懷,這些人飽受生活與人的欺凌,遭到不公不義對待。正是因為這些人,平常只熱中於心智與精神創作的他,忘掉了他其他的標準,即便他極端不耐煩,也不能阻止他走向這一群人,成為他們的朋友,追蹤他們日後的生活情況,用心之深,絕不敷衍了事不說,甚至不是出於單純的同情。真正吸引他的,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它們的故事,是戲劇的本身,彷彿聽到了某一則新的訊息,乃喃喃自語──這才是生活,這才是生活。對於那些

被生活挑選出來並書寫自身的人,他一貫抱持深沉真摯的敬意,故事不僅常以悲劇收場,甚至根本就是一連串以悲劇收場的總結,但他從不對這些人示之以同情,彷彿他不夠資格同情他們。不餘遺力地幫助他們之外,他唯一做的,就是用心地將他們帶入社會,帶入其他朋友的網絡中,盡其所能,解決社會一向加諸於這些人身上的羞辱。生活與世界如戲般的現實,如果不納入這一群被驅逐者與被剝奪者,在他看來永遠不可能完美,甚至無法開始開展自身。   對於羞辱的真正本質,對於被蹂躪者的同情,透過偉大俄國作家的觀照,我們不難注意到,他之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又是何等地「俄羅斯」。然而,他的這種俄羅斯情懷還是跟他的西方現實感緊密相混的。唯其如此,他

才既是基督徒又是天主教徒。他不妥協的現實主義,或許造就了他對歷史和政治學的傑出成就,但對他而言,更是基督宗教教誨與天主教訓練的自然結果(他看不起完美主義,不斷指責他們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他非常清楚,在這個世界上,自己今天仍然是一個陌生人,從來不曾安逸,同時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得自於這些教誨與訓練者甚多。對他來說,要適應這個世界相當容易,因為他太了解這個世界,而更輕鬆也更具有誘惑力的,則是遁入一個烏托邦之中。他的整個精神之所以存在,建立在一種決心上:永不順從,永不逃避,換一種說法,就是建立在他的大勇上。他始終是一個陌生人,不論何時來到,都彷彿是來自於無何有之鄉。但是,斯人之逝也,他的朋友都悲如

家人之棄他們先去。他成就了我們必須效法的:以世界為自己的家,因而使自己得在這個地球上如同回家。 最後的歐洲人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二十世紀重要哲學家Ⅰ駝子菲瑪(Fama),這個貪得無饜的女神,有許多張面孔,她掌管的名聲當然也不例外,種類份量之多自不在話下,小者如封面故事為期一週的浮名,大者到垂諸青史的顯赫美名。在菲瑪的名譽榜中,還有一種名聲,能得到的人固然不多,想得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就是人死了之後才跑出來的身後名,只不過,這種名聲才真的不是浪得的虛名,若非貨真價實,還真是輪不到的。最有利可圖的主體既然都作了古,其為非賣品也就是必然的了。

像這種非商業、非營利的死後名聲,在德國,今天倒是給了一個人,給了華特.班雅明和他的作品。說起班雅明這個猶太裔作家,名是有的,但又不是頂出名,只知道在希特勒掌權以及他移居國外之前,曾經為雜誌和報紙的文學副刊寫稿,為期不出十年。一九四○年早秋,他選擇死亡時,知道他的人還寥寥無幾,當時,對他的親人和同時代的人來說,正是戰時最黑暗的時期,法國淪陷,英國受困,希特勒與史達林的條約尚未撕毀,歐洲這兩大警察國家的合作正弄得人心惶惶。事過十五年之後,他兩卷合為一冊的作品在德國出版,一夕之間洛陽紙貴,他那生前少有人知的大名也跟著散播開來。說到聲譽,光是最識貨的大行家所給的評價,不論有多高,對作家與藝術家來說都不

足以餬口,非得社會大眾有口皆碑,即便不是為數極眾,那才是活得下去的保證,難怪有人會(附和西塞羅)說,「身後贏得的成功,在身前就成就了」,一切就都大不相同了!說到身後之名,由於其不同一般,其實不能怪世人之不識貨,也怨不得文學界的墮落,更不能說,跑在時代前面的人活該只能嚐這樣的苦果 ──彷彿是說,在歷史的跑道上跑得太快的競賽者,由於迅若飆風,反而會一眨眼就消失在觀眾的視野之外了。其實剛好相反,身後能得大名者,活著的時候,通常已在同儕之間獲得了最高的認同。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時候,出版的書沒有幾本,賣出去的,為數更是不到兩百,但文學界的朋友與區區可數的讀者,儘管只是偶然讀到他的短篇散文(當時他尚無

小說問世),莫不為之傾倒,確信他必將成為現代散文的一代宗師。這樣的評價,華特.班雅明也是在早年就獲得了;他年輕時的好友,當時仍然默默無聞的蕭勒姆(Gerhard Scholem)與他唯一的追隨者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固然不必說,兩人後來一起整理了他的遺稿與書信,1另外讓我們立刻想到的,則是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早在一九二四年班雅明論歌德的《親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發表時,他就對班雅明大表肯定,至於布萊希特(Bertot Brecht),在他獲悉班雅明的噩耗時,據說曾表示,那乃是希特勒對德國文

學所造成的最大損失。天才之完全不被賞識,這樣的事情是否真有,或者那根本只是自以為天才的人的妄想,我們雖然無法知道,但卻有理由相信,死後能得大名者,肯定是輪不到這些人的。名聲之為物,是一種社會現象;正如塞尼卡(Seneca)既有智慧又見賣弄的說法:「名聲,不是一個人說了就算。」當然,友誼與愛情就另當別論了。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層級之分,人與事也沒有分門別類的安排,那是不可能運作的。這種必然的分類乃是社會差別形成的基礎,這種差別,今天儘管有人大不以為然,但其為社會構成之要件,絕不下於平等之為政治的構成要件。重點在於,完全不同於我是「誰」這個問題,我是「什麼」這個問題,每個人在被別人問起時都必須作

答,他的角色,他的功能,他絕不能回答說:我是獨一無二的,不只因為這樣的回答未免顯得傲慢,更因為這樣的回答完全沒有意義。至於班雅明的情形,仔細回顧一下便不難看出問題的癥結;當霍夫曼斯塔爾讀了這位籍籍無名的作者論歌德的長文之後,他的評語是「絕對無與倫比」,問題就出在這幾個字講得太貼切了,他寫的東西跟當時的文學根本無從比較,他的每篇文章永遠都獨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