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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靠智慧：統合金錢與智慧的猶太商法

為了解決七大罪十戒能力的問題，作者孫浩偉 這樣論述：

第01箴　金錢無臭味 金錢是沒有臭味的，它是對人類安逸生活的祝福。 －－《塔木德》 　　猶太人認為，金錢來自天堂，是上帝派來人間的特使，它代替上帝說話。錢是沒有善惡之分的。他們說，既然是錢，我就可以去賺，我關心的是錢，而不是錢的性質。 　　在他們看來，主觀的區分錢的性質，不但浪費時間，而且束縛思想。 　　《塔木德》中便有這樣的表述：金錢是沒有臭味的，它是對人類安逸生活的祝福。 　　但是猶太人一直沒有過上一種安逸的生活。他們不斷地在世界上奔跑－－尋找財富或者被迫離開。也許正是因為此，他們比其他的民族更會生存、更會賺錢，也更願意享受現世的生活以及追求自由。 　　這種自由，當然是思想上

的自由。體現在商場中，它就是：「什麼生意都可以做，什麼錢都可以賺，從不問錢的出處」。 　　「金錢無臭味」的猶太商法由此而生。 　　猶太人因此創辦了千千萬萬的公司，經營著千奇百怪的項目。他們千辛萬苦地為公司工作著，為獲取高額利潤工作著，但是，一旦確認公司的存在再也不能創造利潤，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捨棄它：或宣佈倒閉，或把它賣掉。在這點上，他們是鐵石心腸，從不會感情用事，而是決策果斷。 　　他們的目的就是賺錢，所以不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如何對立，他們都照樣和這兩種主義的信奉者做生意。 　　哈默是這種生意觀的突出代表。在蘇聯剛成立時，世界上的資本家們都不敢涉足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有這個美籍猶太

人「膽大包天」，與蘇聯做生意，在蘇聯發了大財。 　　金錢無臭味，什麼錢都可以賺，這條猶太商法被運用到了極致。猶太人甚至把神聖的契約也視為商品，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倒賣契約的商人。 　　當然，這種做法並不妨礙他們對契約的尊崇。他們始終牢記著他們的先祖「曾與上帝締結彩虹之約」，極講信譽，謹遵契約，只是沒有把它供奉在神龕裡。 　　倒賣契約的商人有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將別的公司已簽訂的合同買下來，自己作為一個簽約方履行合同，以從中賺取利潤；第二種方式是把合同倒賣給第三方，以從中賺取傭金（從事倒賣契約的猶太商人叫「販克特」，即「掮客」。他們是現代社會證券市場中「販克特」的先驅者）。 　　即使是在軍

隊服役的猶太人，也千方百計地隨時捕捉商業的機會。他們甚至把軍營作為放高利貸的場所。 　　在美國的軍隊裡，具有猶太血統的士兵因此總是比其他的士兵有錢。他們簡單有效的賺錢術，讓其他的士兵驚歎不已。 　　金錢是沒有臭味的，對此，猶太商法的另一種說法是：賣棺材的錢都可以賺。但是，要做到把「賣棺材的錢」都賺到，就得憑藉淵博的知識、敏捷的反應、準確的判斷和謹遵法律的品質。 　　金錢無臭味，這句話實際是在教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時必須處心積慮，必須巧捕商機，必須妙用手腕。 　　如果你把十張來歷不明的鈔票湊到鼻尖嗅了又嗅，結果是每一張都散發著美妙的氣息，那麼，你就會在因熟悉而又平常的生活中，發現無處不在

的商機。 　　謹遵猶太商法，堅信「金錢無臭味」，千千萬萬的富翁已在世界各地崛起。 　　他們甚至說：如果說，金錢在惡人手中就是惡的，那麼把錢從惡人手中賺回來就是善行。 　　徹頭徹尾的拜金主義，並沒有使猶太人成為金錢的奴隸。雖然，對於猶太人來說，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賺錢是最重要的事，然而，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拜金主義者，在猶太商人中卻少的可憐，他們之中大部分人是合法的賺大錢，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些君子們知識面廣、反應敏捷、判斷準確。只要有錢可賺，他們不會放過一個機會。 　　同樣的，猶太商人在賺錢時，對於所能藉助的東西，也從不存在一點感情。只要有利可圖，且不違反法律，拿來用了就是，

完全不必考慮過多。因此，就是在別人看起來無可藉助的條件下，猶太商人也能順順當當地賺錢成功。 　　表面上，耶和華上帝是猶太人唯一的神，但實質正如猶太精英之一的卡爾．馬克思所言：「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猶太人，尤其是猶太商人，為了取得「錢」上的成功而放棄猶太教信仰的，從來不乏其人。在著名的猶太銀行家中，倫敦的哈姆勒、柏林的布萊希羅德等都皈依了基督教。 　　為了錢，追求錢，猶太商人的人生目標簡單直截、清晰明確，這對在賺錢上取得成功極有助益。今天，猶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 　　◇ 賺錢無定法 　　經商使猶太人掌握了大量金錢，但這卻又變成他們新的「罪惡之

源」，成為他們受到敵視、遭受迫害的另一主因。 　　對於猶太人來說，未來是難以預料的，反猶迫害不知何時會發生，只有金錢可以給他們提供某種保護。 　　因此，猶太人和金錢就這樣走進了一個「魔鬼循環」： 　　為了生存，為了獲得金錢這一「保護神」和「護身符」，猶太人必須拼命地賺錢，盡可能多地積累財富；而他們積累財富的手段，以及他們的財富本身，卻又成為招致他人嫉妒和敵視的原因，最終導致反猶運動的發生。 　　他們靠錢生存，也因錢而受害。但是，為了生存下去，他們還得不斷地去賺錢。 　　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猶太民族逐漸成了一個擅長賺錢和做生意的民族，在生財、理財和積財方面，表現出了某種特殊的能力。

　　猶太人對錢的觀念自有所持，特別是猶太商人，他們認為「金錢無姓氏，更無履歷表」。他們不像有些國家和民族那樣，把錢分為「乾淨的錢」或「不乾淨的錢」。 　　他們自信，透過經營賺來的錢，讓人心安理得。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地經營，儘量賺取更多更多的錢，而不管這些錢是農夫出賣了產品得來的，或是賭徒贏來的，還是知識份子靠腦力勞動得來的，都收之無愧、泰然處之。 　　舊上海大名鼎鼎的猶太富商雪拉斯．阿隆．哈同，又名歐司．愛．哈同，一八五一年生於巴格達，一八七二年隻身出走香港謀生，次年來到上海。當時他二十四歲，年輕力壯，但除了身上穿的，幾乎一無所有。他立志來中國賺錢發財，但自己一無資本，二無專業知識或技術。

他決心從一個立足點開始。由於他長的身體魁梧，在一家洋行找到了一份看門的工作。要叫別人是不願幹的：自己相貌堂堂，年輕高大，卻屈於當守門雇員。而哈同卻不那麼想，他認為看門賺來的錢是一種報酬，沒有丟臉和失身份的感覺。另外，他更有深層次的考慮，「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這份工作上先找到一個立足支點，今後透過自己的努力奮鬥、積蓄力量，最後終要找到能賺更多錢的路子。 　　哈同在當看門工時非常認真，忠於職守。晚間，他利用一切時間閱讀各種經濟和財務書籍，知識增長很快。老闆覺得此人工作出色，腦子精靈，就把他調到業務部門當辦事員。哈同一如既往，工作業績不錯，逐步被提升為行務員、大班等。這時，他的收入大為增加了，

但早懷壯志的他並沒有因此而知足。正如曹操所說的：「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他認為自己創業的時機到了，一九○一年，他找理由離開了工作崗位，自己開始獨立經營商行。 　　哈同自辦的商行取名為「哈同洋行」，為了賺取更多的錢，以經營洋貨買賣為主。當時洋貨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者不那麼多，消費者難以「貨比三家」，因此，哈同的經營獲得了高額的利潤，而市場卻神不知、鬼不覺。幾年間，他賺了許多錢。 　　隨著資本的增多，哈同沒有放緩自己的追求，開始了買賣土地和放高利貸業務。那些出賣土地的人往往急於等錢用，所以他把價錢壓的很低，賣主不得不就範。接著，他將低價買入的土地租給別人造屋，到一定年限後收回，這樣連房產

也歸他所有了。同時，他自己也投資建造樓房供出租，從中獲取驚人的利潤。後來，他甚至從事鴉片販賣牟取暴利。幾十年間，他從一個打工者變成了一個大富豪。 　　賺錢有術的猶太人數不勝數，以放債發跡的艾倫也是典型的一例。這位移居英國的猶太人從打工開始，用積蓄的一點小錢做些小生意。由於生意擴大，他需要資金周轉，不得不向錢莊或銀行借錢。他在自己的實踐中發覺，向別人借錢的代價確實太高，往往與商業經營獲得的利潤相差無幾。他想，自己辛辛苦苦地經營全是為銀行打工，而且風險比銀行還大，倒不如自己從事放債業務合算。 　　幾年後，他開始了放債業務。他一邊維持小生意經營，一邊抽出部分資本貸給急需用錢的人。另外，他又從銀行

借來利率相對較低的錢，以較高的利率轉貸給別人，從中賺取差額利潤。有些等錢應急的生產者或個人，寧願以月息20％借貸。這樣，等於一百元放貸一年，可獲得240％的回報率，這比投資做買賣更能賺錢。艾倫就是盯著這個賺錢的路子，迅速走上發跡之路的。 　　以上列舉的兩個例子說明，猶太人賺錢的方法無所謂貴賤，也無所謂方式，他們所賺的錢是你肯我願，感覺受之無愧。這是猶太人的賺錢秘訣之一。  

七大罪十戒能力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重構不當對待動物行為之刑法規範

為了解決七大罪十戒能力的問題，作者許琬婷 這樣論述：

當人們談論動物保護時，可能提出的問題大約不脫「人類是否應該保護動物」、「人類為何保護動物」、「人類應該保護哪些動物」，以及「人類如何保護動物」之延伸範疇，針對這四個問題又可以依所採之研究基礎偏重倫理學或法學，而有各種不同的回應。本文採取偏重法學角度之立場，從實定法出發，隨時序個別分析我國及德國動物保護法之歷史發展及現行法呈現之樣貌後，藉由與咸認先進的德國動物保護法制及其背後所可能隱含之人與動物關係的歷史變遷進行比較研究，試圖在同與異之間尋找我國動物保護法所隱含的人與動物關係之可能解釋，此乃嘗試從實定法追溯背後的倫理學意涵，並在此解釋基礎上，進一步探求動物保護法益之可能回答，由倫理學再回歸法學

領域，均是試圖回應「人類是否應該保護動物」及「人類為何保護動物」二問。最後嘗試藉由求得之動物保護法益「道德感情」來建構我國動物保護刑事規範，則是試圖給出「人類應該保護哪些動物」及「人類如何保護動物」二問在刑事法層面上之回答，對現行動物保護法刑事規範提出修正建議，包括將動物一般保護規定及刑事規範分勾，擴張動物一般保護之客體範疇而維持刑事規範涉及之行為客體範圍，以重構本文理想之動保刑事規範。

標准健康問卷和人體測量方法

為了解決七大罪十戒能力的問題，作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這樣論述：

本書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動員全美的相關專家共同完成的在全美通用的標准健康問卷和人體測量方法（簡稱PhenX工具包）的中文版。本書為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研究提供了一整套設計完整、有效、標准化的統一、實用的標准問卷和測量方法，使研究者收集科學研究數據更加標准化，數據更加可靠而精准，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得以保證，使測量結果可在同一水平上進行合理的比較與分析。本書包括15個優化的測量方法和標准問卷，可以廣泛應用於21個研究領域，包括人口統計，環境暴露，營養與膳食補充劑，酒精、煙草和其他物質，社會環境，社會心理，人體測量，體力活動和身體素質，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消化系統，傳

染病與免疫，神經病學，呼吸系統，生殖健康，精神病，眼，語音與聽覺，口腔健康，皮膚、骨骼、肌肉和關節。大大擴展了研究者問卷設計的廣度和深度，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優良的跨學科科研工具，也為課題間的數據整合打下了基礎。

中國中古的素食觀

為了解決七大罪十戒能力的問題，作者凃宗呈 這樣論述：

中國中古時期素食的流行，實為歷史上特別的現象，雖然中國的飲食一直以「少肉多菜」為常態，然而在中古時期，至少是北方的中國，比起先前的兩漢和之後的宋明清等時期，屬於肉類比例偏高的時代。 在這個肉類食物偏高的時代，卻產生了素食觀念，因而造成了素食的廣泛流行，並且影響了後世。直到今天，對於素食的觀念多半仍不脫中古所產生的論述。一種觀念能跨越時空，持續千年為人所接受，不得不令人注意。中國中古的素食觀包涵了三教的因素：儒家的服喪、祭祀與齋戒、佛教不殺生、素食的戒律和教義、道教的神仙術、養生和戒律。這些因素互相混雜，難分彼此，卻都成為中古素食觀重要的組成部分。 儒家的禮典如《儀禮》和《禮記》中，都有

明文規定服父母的斬衰之喪時，三年中都不得飲酒食肉。因為服喪素食與孝關係密切，任意違反者就會被扣上「大不孝」的罪名。中古時期對孝行特別重視，各式各樣的孝子層出不窮，其中有不少孝子的孝行就是在服父母之喪時，超過禮典的規定，不斷延長素食的時間，從三年到十數年，再到數十年，甚至終生素食者也所在多有。人們似乎認為素食時間的長短與孝心、孝行產生了正比關係，時間越長就越孝順，如果終生素食當然是孝到最高點，肯定是不折不扣的孝子。 儒家思想中和佛教不殺生、素食最接近的就是「仁」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先秦的儒家經典中即已出現。《禮記》提到除了祭祀外，不隨便殺牛羊豬犬等動物。孟子也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這些都屬於「仁」的範疇，即所謂「不忍之心」、「惻隱之心」。儒家雖然自很早就有這種觀念，卻一直沒有十分強調，等到佛教的不殺生、素食的觀念開始流行後，儒家才開始強調本身也有「仁」這種類似於佛教「慈悲」的觀念，但是儒家不主張如佛教般完全戒殺素食，只要求平時不隨便殺生即可算是「仁」，必要的時候如祭祀還是要不得不殺生，畢竟血食祭祀更為重要。 雖然儒家強調祭祀時用血食牲牢的重要性，實際上在中古時期，由於佛教素食觀的影響，強調戒殺、斷肉素食，造成當時祭祀產生了變化，出現了祭祀「素食化」的現象。為了不違反佛教殺生的戒律，許多信佛的皇帝或士人開始改變自古以來的祭祀傳統，將血食改為素食，其中

最有名的當屬梁武帝因信佛改變宗廟的血食祭祀，用蔬果代替牲牢。除了梁武之外，北齊的高洋也因信佛而做過同樣的事。雖然此後似乎沒有皇帝敢改宗廟血食祭祀，但素食祭祀在中古卻極為流行，很多皇帝和士人的遺言都要求子孫祭拜時不得用牲牢血食，必須使用素食。唐代的素食祭祀更為風行，不少人改用素食為親友祭祀，而且不全是因為信佛的緣故，可見當時素食祭祀的普遍。 儒家另一需要素食的場合就是齋戒。齋戒與祭祀有關，為了表示自身的虔敬，在祭祀前必須齋戒沐浴，並且「變食」，亦即改變平日的飲食。但關於如何「變食」並無明確的記載，頂多只是用《莊子》所言的「不茹葷」作為齋戒時「變食」的規定。然而不茹「葷」的「葷」究竟指什麼，

歷代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宋代以後的「葷」多半都是指肉類，然在中古以前恐怕卻認定「葷」只是「五辛」之類的辛臭菜之屬，並非指肉類。視不茹葷為斷肉素食大概是中古以後才出現的看法，這應該也是受到佛教的影響。最晚在唐代，祭祀齋戒的不茹「葷」已必須完全斷肉素食，不再只是禁食「辛菜」而已。 對中古素食的流行發揮巨大影響的正是佛教的素食觀。印度的原始佛教並沒有要求僧人全面素食，釋迦牟尼允許僧人食用三種淨肉，只要「不見、不聞、不疑」的肉類都可以食用。因此，佛教的戒律中並沒有要求僧人完全素食的規定。這種情形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依然如此，從很多記載中都可以看到僧人肉食的情形。等到《涅槃經》被翻譯出來，經文中已明

確提到不得食肉，當時還有《楞伽經》、《梵網經》也同樣提到不得食肉。到了梁武帝時，根據《涅槃經》、《楞伽經》中禁絕食肉的教義，用皇帝的力量舉辦法會，甚至寫了有名的〈斷酒肉文〉，要求僧人全面斷肉素食，不再允許食用三淨肉。從此中國的佛教僧人都必須遵守斷肉素食的規定。 梁武帝以佛教的觀念建構出一套完整的素食論述，成為此後佛教素食觀的主要論述。為何不得食肉？理由有三：一、吃肉等同於殺生，即便不是自己動手殺，但肉食者難脫殺生的嫌疑，因此「等於」犯了殺生的大罪，生前會受到各種惡報，死後則會下地獄受無窮無盡的苦刑。二、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真正的慈悲不只對於人類而是將慈愛及於一切眾生。眾生和人類同樣畏死愛生

，人們為了逞口腹之欲而食用其他動物，讓這些動物受到極大的痛苦，和殺生相同，都是嚴重違反佛教的慈悲心。三、由於佛教相信六道輪迴，因此吃肉就有可能吃到自己的親友眷屬，結果使得原本的至親變成至怨。為了避免發生這樣的情形，當然必須斷肉素食。雖然佛教的僧人理論上都應該要遵守素食的規定，實際上卻有出現了許多「酒肉和尚」。這些酒肉和尚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視出家為一種職業，本無真正求佛法之心，因此常常不能遵守佛門的素食戒律。另一種是具有神異能力的高僧，這種僧人在中古的記載中尤多，他們吃肉只是為了表示自身與眾不同，其不惜違反戒律飲酒食肉，正是一種為了達成讓俗眾不再飲酒食肉的手段，按佛教的說法，這些高僧只是例外，絕

非一般僧人所應效法。 提到素食往往容易忽視道教的影響，其實道教對於素食的流行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為了追求養生、健康。早在先秦兩漢的神仙方術之士就已提出，想要長生不死或成仙，飲食上必須「辟穀」，也就是不食五穀，這套方法後來也為神仙道教所吸受。道教之所以要「辟穀」，就是認為五穀對人體有害，既然連五穀都有害，更何況酒肉葷辛之物，因此按道教的理論，不管是想要成仙，還是要長生不死，酒肉葷辛之物也是需要禁食。這樣的觀念還影響了養生理論中的飲食觀。中國的養生理論深受道家、道教、傳統中醫的影響，特別重視飲食的效用和禁忌，在飲食上強調「淡薄」、「清淡」的原則，素食正符合此項原則。對於肉類雖然沒有完全禁

絕，但在養生家的眼�堙A為求身體健康，長命百歲還是少吃為宜。 另外，道教本身的戒律中，同樣有禁止肉食的規定，除了部分可能是受到佛教戒律的影響外，也有自身的淵源。在南北朝以前，道教似乎還未出現嚴格斷肉的戒律，或者是有此規定，卻並沒被一般道士所遵守，因此出現了許多道士帶頭飲酒食肉的亂象。到了南北朝時，陸修靜和寇謙之開始清整道教，就特別強調道士必須遵守不得食肉的戒律。唐朝以後，道士必須素食更成為基本的戒律，不得違反，甚至在唐代的國家法令中，也規定道士和僧人一樣不得食肉，違反者將會受到處罰。 自中古時期開始，素食不再只是一種單純的飲食行為，還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象徵意義，而且幾乎都是正面的意義

。隨著素食正面象徵意義的出現，肉食則每況愈下，負面象徵意涵不斷加強，造成肉食者難以擺脫的「原罪」。將肉食與素食作比較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象徵意義剛好兩兩相對：肉食者是鄙俗、貪婪，素食者則是清高、廉潔；肉食者有不善良不仁慈的嫌疑，素食者則是善良仁慈的同義詞；肉食腥羶不潔，素食則是潔淨；肉食者等同於兇暴的野獸，素食者則是溫馴柔順的人。這種對比可說是深入人心，造成人們對於素食者與肉食者的刻板印象。隨著素食者越來越有神聖的光環，眾善皆歸焉，肉食者則越來越被妖魔化，眾惡皆歸焉。 素食所代表的象徵意涵在史書或人物的傳記�堻怓骨�顯，史書的傳記中常常會特別提到素食這件事，藉著素食所具有的象徵意涵替傳主

增光。於是在孝子傳中的素食，代表的正是孝心和孝行；廉吏傳中的素食，代表的正是廉潔和節儉；隱逸傳中的素食，正是象徵出世清高，列女傳的素食則是象徵貞潔和儉約；高僧傳的素食則是象徵與眾不同的高德與高行。有趣的是，素食不只為這些傳記的傳主增添象徵意義，反過來說，由於這些傳主的某種品德如孝、廉潔、清高、貞潔、高德，也為素食添加了這樣的象徵意涵，兩者互相影響。 素食的神聖化還可以直接從詞語的變化來觀察。具有同樣意義的四個詞語：菜食、蔬食、素食和齋食，除了齋食外，幾乎都是從先秦以前就開始使用的詞語。然而，在早期的文獻中，多半使用「菜食」和「蔬食」兩個詞語，「素食」和「齋食」大概在中古以後才逐漸流行。這

兩組的主要區別，前者屬於沒有道德評判意涵的中性詞語，純粹只是指可食用的植物性食物。後者則不然，因為「素」和「齋」兩字除了指食用植物外，尚有許多其他的意義，「素」有「白色」、「無色」、「質樸」、「清」、「肅敬」等意義；「齋」則有「戒潔」、「莊敬」、「誠意」等與「齋戒」有關的意義。也就是說，「素食」和「齋食」不只是中性的詞語，背後還有正面道德意涵，增加了素食具有象徵意義。或許這正是素食廣泛流行後，「素食」和「齋食」兩個詞語更為人所樂於使用的原因。 素食能在中古時期流行，有賴於推廣素食不遺餘力的佛教僧人。這些僧人利用肉食等同於殺生，殺生則必須下地獄受苦刑的方式，勸導人們斷肉素食。於是地獄形象的

建立和流行，就成為推廣素食重要的一環。當時有許多所謂「佛教勸善詩」如王梵志的詩在社會上流行，這些詩用簡單明瞭的語言傳播佛教觀念，其中有不少內容提倡斷肉素食。此外，當時有不少僧人將矛頭對準各地山川神明、民間社神、甚至還包括少數民族的鬼神，用各種方式勸導民眾改血食為素食祭祀。經過這些僧人的努力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血食祭祀的傳統，使得不少人改採新的、佛教式的素食祭祀方式。 信佛帝王以王法為佛法助力，用政治力量積極推動素食，也對素食的流行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首推唐代「年三月十」斷屠釣的規定。受佛教的影響，為了避免罪孽、追求福報，唐代規定一年中的三長齋月和十齋日都不得屠殺漁獵，一年大概

有三分之一的日子不得屠殺漁獵，其目的大概就是要迫使人民素食或盡量素食，因為執行上的困難，才改以斷屠釣的方式來變相要求人們斷肉素食。年三月十外，後來還增加了道教的「三元日」、皇帝的生日、國忌日、久旱求雨等都必須斷屠。這樣一來，需要素食的日子越來越多，因此素食逐漸變成人們習以為常的飲食習慣。 還有虔信佛教的知識分子將佛教的教義與儒家思想結合，用儒家的仁恕思想為佛教素食觀張目，使得佛教的素食觀包上一層儒家的外衣。不但如此，這些知識份子還寫了不少類似現在善書的所謂「釋氏輔教之書」，用來宣傳佛教的因果報應、地獄輪迴等觀念，其中不少就是用來勸導人們斷肉素食。主要宣傳的方式不外乎採用佛教的素食論述，與

因果報應、地獄苦刑、六道輪迴、積德福報相聯結，利用一則又一則彷彿親身經歷或聽聞的故事傳達佛教的素食觀，讓一般人能夠明瞭為什麼不能吃肉。經由這些故事的流傳，使得素食的觀念更加深入社會之中，為人們所熟悉和接受。 綜上所述，中國中古所形成的素食觀，並非只是單純的佛教素食觀，其中還融合了儒家和道教的素食觀念。除了三教的這些思想淵源外，在素食觀的傳播過程中，從中古開始素食就脫離了單純的飲食行為，逐漸被人們賦予各式各樣的象徵意義，素食不僅是飲食行為，更具有道德的意涵在內。借用社會學家的說法，這正是一種飲食上的「象徵消費」（symbolic consumption），所謂「象徵消費」意謂消費時不只單純

地消費了物質上的東西，也消費了這種東西的象徵意義，亦即象徵在消費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角色。以現代社會為例，人們會藉由消費商品形塑自己想要的樣子。這些商品有助於創造和維持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形象和認同感，舉凡衣服、食物、汽車等都可派上用場。 人們素食並非僅僅是食用一種非肉類的食物，而是在素食之時順便「食用了」與素食相連繫的象徵意涵，諸如：孝、慈悲、潔淨、善良、清高、廉潔、貞節等。當然，這並非意指素食者都是基於獲取這些形象的目的而素食，只是說明素食除飲食本身之外，還具有了某些道德上的象徵意涵。 從中古開始，除了因為特定的宗教信仰如信佛、信道而素食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必須素食，諸如服喪、祭祀、

齋戒、養生、斷屠日等。此外，用素食行為來祈願還願的作法也是自中古開始，如梁朝的宗懍之父犯罪，「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其父被判無罪後，「故懍菜食，鄉里稱之。」 用素食的行動來祈願、還願，向上天或佛菩薩表示自身誠心誠意。這種作法在宋代以後更為普遍，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會因生病、災難或種種原因，用素食的方式來祈願還願。總而言之，素食不但具有各式各樣的象徵意涵，也具有種種不同的目的和功用。素食和日常生活因而產生了密切的聯結，成為人們日常飲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