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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縣大佛寺：唐代佛教石窟的考古學報告與研究(二冊)

為了解決中国佛教的問題，作者常青 這樣論述：

　　西元618年割據甘肅東部一帶的軍閥薛舉率領大軍進逼首都長安城，秦王李世民以西討元帥的名義帶領八總管兵力前往抗擊。最終以李世民的軍隊取得了勝利。當年作戰的主要地區，就是今天的陝西省彬縣一帶。李世民為了悼念死難的將士，特地在豳州修建了一所應福寺，也就是今天的彬縣大佛寺石窟。1988年1月13日，中國國務院將此地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彬縣大佛寺石窟，是中國陝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現存窟龕約116所，造像約1500軀，大佛洞、千佛洞、羅漢洞是其中保存有造像的主要洞窟，內容相當精采。本書分為「本文篇」與「圖版篇」一套二冊。「本文篇」共計24萬8千字，圖片包

含彩色地圖與黑白的洞龕平面圖與插圖共計191張。「圖版篇」則全部是彬縣大佛寺的精美彩色圖版共計283張。分冊的設計，主要是為了方便讀者同時閱讀文字與反覆對照圖版。 　　本書旨在向讀者提供全面而完整的這處石窟地點的客觀資料，並就一些相關問題進行研究，特別是有關大佛寺石窟造像的分期、大佛寺與唐代長安佛教藝術樣式、唐代長安與洛陽龍門石窟的關係、唐代長安佛教藝術模式及其對外界的影響力等。對於文物考古工作者、愛好者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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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道論》與《清淨道論》中「死隨念」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中国佛教的問題，作者鄭添藝 這樣論述：

本文主旨以優婆底沙《解脫道論》及覺音《清淨道論》中，有關「死隨念」之修行理論與方法次第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者首先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概念釐清：一是佛教中「死」的概念；二是佛教中「隨念」的概念；三是結合出「死隨念」的概念在佛教典籍中的呈現。其中論述佛教中「死」的部分，使用佛學文本摘取、巴利詞彙解讀以及原典呈現的研究方法進行闡述。在佛教中「隨念」的部分，闡述論文標題使用「死隨念」而非「念死」的原因。後分析「死隨念」於《南傳大藏經》、漢傳《大智度論》、藏傳《菩提道次第廣論》中的呈現，並闡述「四護衛禪」中的「死隨念」內容。《解脫道論》與《清淨道論》中的「死隨念」方法雖然接近，但在細節上有較多差別。兩論的「

死隨念」均有兩種類別，即「念他人之死」與「念自己之死」。其中兩論「念他人之死」分為兩項方法，一為正確方法之如理作意，二為錯誤方法非如理作意。兩論「念自己之死」均有八項方法，研究者將對兩論方法進行完整的對比分析。

石人考古學：突厥遺緒與歐亞草原的世界

為了解決中国佛教的問題，作者はやしとしお 這樣論述：

日本重量級考古學者，深入歐亞草原實地考察 剖析突厥石人的前世今生，挖掘草原世界的文化實相   以突厥石人為核心，探究西方及東方的石人傳統 從歐洲草原的斯基泰古墳，到大唐盛世的帝王陵寢 豐富多元的圖像資料，建構歐亞大陸石人的完整系譜！   　　歐亞大陸北方的草原上，佇立著無數的石人像。這些石像被雕琢成男性戰士或女性婦人的形象，它們面容肅穆，手持弓箭或酒盅，每一座都有著獨一無二的造型。這些石人是古代突厥人重要的傳統習俗，也是佛教與伊斯蘭教興起前，歐亞草原遊牧民族普遍的信仰及文化核心。   　　這些歐亞石人的存在，也吸引了千年來無數旅人的目光，他們對石人存在敬意、賦予各種解釋：   　　●「經過

這裡的奇普查克人（突厥系部族，又稱欽察人），無論是誰，都會在這個獨特的石人面前彎腰蹲著。那些行走的人會繞道而行，然後騎馬，像對待神明一樣，向它敬拜。當馬靠近雕像時，騎乘者從箭筒裡取出了箭，以表敬意；把畜牧群帶到那裡的牧民，將羊放在它的面前。」 　　→波斯詩人尼札米（Nizami）對遊牧民族敬拜石人的描述。   　　●「庫曼人（奇普查克人的別稱）除了在埋葬的死者上面製作一個大墳丘外，為了紀念死者，還會製作用一隻手在肚臍處拿著碗面向東方的石人雕像。」 　　→方濟各會修道士魯布魯克（Rubruck）對石人文化意義的理解。   　　然而，今天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多數已信奉佛教與伊斯蘭教，以至於大多數人都

遺忘了石人的存在與相關傳統，最終讓這些石人成為了草原上的難解之謎。這些謎團，引發了許多歷史與考古學者的興趣，他們追問：   　　為何古突厥人要豎立這些石人？它們對遊牧民族具有什麼文化意義？又為何從蒙古高原到黑海、綿延萬里的大草原上，都能發現這些石人的身影？   　　■石人不只是古突厥人的習俗，更是歐亞草原世界的文化傳承！   　　歐亞大草原的石人，來自今天已經消逝的古突厥文化。突厥人是在西元六世紀中葉興起的草原遊牧民族；他們在短短數十年間迅速擴張，在歐亞大陸上建立了貫通東西方的突厥帝國。因此，突厥人的傳統習俗──為紀念死者而豎立的石人，便隨著突厥人的擴張，散布至歐亞大草原的各處。   　　石人

是突厥人尚武傳統的象徵，也是突厥人自身形象的體現。本書指出，石人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種是表現突厥人征服的敵人形象（此種石人又稱為「巴爾巴爾」），第二種則是表現突厥王公貴族的形象。而不論是哪一種石人，對突厥人來說都是重要的敬拜對象，因此是理解古突厥以及古代遊牧民族文化的重要關鍵。 　 　　本書認為，突厥石人不只是突厥文化的原創，還有著更加古老的傳承。比如上古時期的歐亞草原遊牧民族如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都有豎立石人的習俗，其影響遍及古歐洲及西亞地區。因此，本書搜集歐洲各地如法國、義大利、東歐、土耳其的石人圖像，對比突厥石人的造型特徵並建構圖像系譜，對歐亞草原世界的石人傳統進行了完整的考察。

  　　■剖析突厥石人的文化內涵，挖掘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的見證者！   　　本書最重要的觀點就是：突厥石人不只是遊牧民族的文化體現，更是古代歐亞世界透過草原交流的見證。   　　當突厥帝國興起後，與歐亞大陸上不同文明的各大帝國如唐帝國、波斯薩珊王朝、阿拉伯帝國及拜占庭帝國有著頻繁的交流。因此，石人造型的細節也隨著文化交流而產生各種變化。比如石人手持容器的方式，以及手指的各種造型，便是明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   　　再者，本書認為過去西方的研究，過於側重歐洲石人的傳統，而忽略突厥與古代中國的密切聯繫。   　　因此，本書更深入考察秦漢、魏晉及隋唐時代的石造藝術，並且詳細列舉唐帝國歷代帝陵及各式墓

葬中的石像造型，與突厥石人的異同。進而主張突厥石人其實深受唐代文化影響。比如突厥石人特有的拱手造型，便是明顯受到古中國影響的結果。   　　因此可說，突厥石人隨著突厥帝國的興盛，融合了歐亞大陸的不同文化，成為大草原上最獨特的文化景觀。然而，隨著突厥帝國的衰亡，石人文化逐漸式微，最終被外來宗教如摩尼教、伊斯蘭教所取代；這些宗教禁止敬拜偶像的規範，讓後來的草原遊牧民族，最終遺忘了古老的石人傳統。   　　■歷史研究╳考古調查＝還原突厥石人與古代歐亞草原世界！   　　本書是日本中亞史及考古學者林俊雄在其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走遍歐亞大草原，調查石人真相的重要成果。他深入中國西北、蒙古、中亞、東歐與俄

羅斯的草原地區，考察各地石人的遺跡與相關傳說，並對石人及相關墓葬遺址進行測繪與攝影，在本書中呈現了將近三百幅的第一手圖像資料。   　　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草原石人的特徵，探討其起源與古代突厥人的密切關係。第二部分則是追尋草原石人的前世今生，比較上古時期的遊牧民族的石人，以及古歐洲與古中國石人造型的異同。第三部分則是考察草原石人逐漸式微的背景及原因。   　　本書不只是針對古突厥時代石人及相關遺址的詳實考古研究，更系統地闡述了歐亞大陸各地從史前時代到十九世紀豎立石人像的源流發展，以及不同地域間石人遺存的組成、石人表現特點與相互關係。因此，讀者透過本書不只能清楚了解歐亞大陸的石人

傳統，更能對古代歐亞草原的世界，產生真實且豐富的想像。   本書特色   　　★深入歐亞大陸草原各地石人遺址，第一手考古調查成果 　　★近三百張的獨家珍貴圖像，還原石人的真實面容與細節 　　★結合多語言文獻及考古成果，剖析突厥時代的歐亞文化交流史 　　★以突厥石人為核心，完整建構歐亞石人傳統的圖像系譜

三國支謙譯經研究

為了解決中国佛教的問題，作者李周淵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考察三國支謙譯經中的文獻問題，主要從四個角度展開，即：支謙譯經的經錄記載、支謙譯經的譯者歸屬、支謙譯經的原典語言以及支謙譯經對前人譯經的改譯現象。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了史料來源考察、多文本對勘、梵漢對音、計量統計等方法。研究材料上，為了確保文獻分析的可靠，本文使用了多樣化的材料來源。比如在探討語言問題時，既使用了敦煌寫卷、日本古寫經、不同朝代的刻本等多種版本，也對比了梵語、巴利語、犍陀羅語等不同語言的記載。在探討譯者問題時，既使用了經錄、史傳等外部材料，也使用了大量的內部材料，比如譯經中的詞、短語乃至無法形成獨立意義的片段。本文的主要結論可以分為以下幾點。在經錄記載方面，《出

三藏記集》對支謙譯經的記載，依靠了一部分無法判斷可靠性的材料來源，因此我們根據《出三藏記集》來研究支謙譯經時，應該更加謹慎。此外，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與《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有所區別，但是這些區別並非憑空產生，很多可以在《歷代三寶紀》所引經錄中得到證實。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要更為全面地了解支謙譯經，應該保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來審查那些可能為支謙所譯的經典。在譯者歸屬方面，T6《般泥洹經》、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474《維摩詰經》以及T708《了本生死經》乃至T225A《大明度經》第一品，都應該歸為支謙所譯。在原典語言方面，支謙譯經中殘留了很多印度俗語的痕跡，支謙譯經的原典語

言相比起古期印度雅利安語出現了語音的弱化。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語音的弱化，很可能即是支謙譯經原典語言的面貌。在改譯現象方面，從《法句經》、《太子瑞應本起經》對《中本起經》的改譯情況，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支謙會採取不一樣的標準來改譯前人譯經。學者多以支謙《大明度經》對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改譯情況來確定支謙的譯經偏好，認為支謙偏好文雅，偏好四言格，偏好簡略，從而在判斷某些譯經的譯者歸屬時，將不符合這個條件的譯經視為非支謙所譯，如認為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非支謙所譯。事實上，這種偏好只是支謙部分經典所體現的風格而已，並不是每部支謙作品都如此。《法句經》、《太子瑞應本起

經》對《中本起經》的改譯情況，讓我們知道支謙改譯的時候也會嘗試著貼近印度語系文本，或者嘗試使用零散多變的句式。因此在探討支謙譯經風格以及探討支謙譯經譯者歸屬的時候，需要考慮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