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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全世界： 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

為了解決中研院薪水的問題，作者JamesDelbourgo 這樣論述：

★從大英博物館的誕生看全球史 ★收藏博物學家的博物學家，如何串接起東西方的採集網絡？ ★藏珍閣裡的物件排列和分類，如何反映宇宙秩序？ ★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如何體現公民與國家的新關係？ ★如何從轉型正義的新視角，看待這位奴隸主？   《衛報》《倫敦時報》《紐約時報》《紐約書評》選書 英國科學史學會Hughes Prize 美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Louis Gottschalk Prize和 Annibel Jenkins Biography Prize 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 Award 　　當今的大英博物館收藏了人類過去的寶藏，但是在它誕生的時刻，卻是探索

新世界的前沿基地。它的奠基者漢斯・史隆，為博物館的庫房藏量和定位，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他過世後，後人根據他的遺囑，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公共博物館」。 　　為什麼史隆願意不計一切代價，致力收得全世界各處的物件？自然史的採集，不只是為了個人求知的熱忱，更是承自「藏珍閤」的傳統，透過物件的排列和分類，博物學家不僅揭示了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還意圖展現神的秩序，文明與野蠻的分野，迷信到理性的進程。 　　但是，要網羅什麼樣的物件，才能展現世界運行的奧秘？什麼樣的事物才算「珍奇」？「一根珊瑚掌」「一顆結石」「一段牛脊椎，上面被一支橡樹枝貫穿」，這些奇特的物品如何被歸類？又如何視覺化這些物件，讓知識交流更精

確？ 　　故事裡，史隆並不是唯一的智者，若沒有非洲奴隸提供的採集技能和植物知識，史隆便無法從距離歐洲千里之遙的牙買加，深度探取美洲的物件，奠定跨洋尺度的多樣性；若沒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僱員的協助，或者從「福爾摩沙」來到倫敦的騙子的誆言，或者全球各地各有所圖的採集者所上繳的標本，史隆便無法突破地理空間限制，將物件集中到帝國中心。他親自做採集（collecting），但更多時候，他是收集博物學家的博物學家（the collector of collectors）。 　　現代世界從採集（to collect）開展。光是將成千上萬個物件加以分類、條列，編纂成目錄（to catalogue），本身就是通

往認識外在世界的方法。能夠完成一份目錄清單，證明了具備堅強的軍事力量、充沛的商業活力，以及文化實力。強國才能對外徵集，進而編寫目錄清單、打開藏珍閣供人參觀，展現萬物的法則。 　　這本書首次運用史隆的標本與物件、還有他的「物種目錄」所寫成。史隆的遺願是維持收藏的完整性，結果卻被現代學科專業化的趨勢所沖散，變成植物標本歸於自然史博物館、書信手稿歸於大英圖書館、其他物件與圖冊歸於大英博物館。作者試圖將完整的史隆拼回來，也讓我們更加認識帝國的歷史。 得獎記錄 　　《衛報》《倫敦時報》《紐約時報》《紐約書評》選書 　　英國科學史學會Hughes Prize、 　　美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Louis G

ottschalk Prize和Annibel Jenkins Biography Prize、 　　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 Award、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戴麗娟（《記憶所繫之處》譯者、中研院史語所）     洪廣冀（臺大地理系）     蔣竹山（中央歷史所）     蔡思薇（《椰子的葉蔭》譯者、自然史研究者） 　　 　　不管是收藏來源、收藏研究，或是購買收藏所動用的財富，背後多少都有黑奴的身影。史隆本身也許不自覺，卻也從來沒有掩飾過這個事實，只是後代研究者囿於歐洲中心的觀點，或是科學偉人傳記的敘述手法，對這段史事總是視而不見，或是草草帶過。本書作者集結科學實作研究

、收藏史、黑色大西洋史研究的手法，加上對史隆作品和書信內容的仔細梳理，成就了這份精采作品，為我們揭示當時知識、商貿、殖民帝國攜手並進的一段歷史。 　　然而，構成他生涯最大轉捩點，也是他得以蒐購全世界的財富來源：牙買加蔗糖生產與銷售，以及背後的黑奴勞力，卻直到晚近幾年才漸受關注。在揮別牙買加三百多年後，史隆終於和他書中所描述的黑奴再相逢，不過這次是在博物館的展櫃和書本中。他們將一起，帶我們認識收藏活動與擴張帝國裡，不同貢獻者交織而成的故事。——戴麗娟（《記憶所繫之處》譯者、中研院史語所） 　　*********     科學史界經歷了兩次轉向。先是「實作轉向」（practice turn）。

研究者的焦點從科學家在想什麼，逐步轉移至科學家在何時、何處、基於何種理由、以何種手段來做科學。影響所及，實驗室、博物館、植物園、田野等科學地點（scientific site）逐步出現在科學史研究者的視野。     但是，如果說科學知識最大的特色是能放諸四海皆準，那麼，單單揭露科學知識的生產地是不夠的，於是又有「全球轉向」；也就是說，科學之所以能放諸四海皆準，關鍵不是四海遊走之人的心悅誠服，反倒是性格海派的科學家費心經營的結果。如此以「世界」取代科學之普世性（universality）的研究取向，研究者稱之為「全球轉向」。《蒐藏全世界》可說是前述兩大轉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     當

科學史的研究者還將目光侷限在倫敦都會區的一小撮紳士實驗哲學家時，德爾柏戈的視角早已跨出倫敦，「從西非的奴隸碉堡延伸到北美的殖民聚落，從加勒比海延伸到東印度公司散佈在南亞與東亞的商館」。採集作為一種生活形式，是帝國的，且沒有放在帝國的脈絡中，便不能妥善理解。——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系） 　　********* 　　這本書不僅是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面向世界的全球史，書中內容豐富，關鍵字涉及了很多主題，有博物學、自然史、商業、科學社群、種植園、人際網絡、蒐藏、殖民、奴隸、美洲、非洲、牙買加、藏珍閣、博物館、公共、物種、皇家學會、帝國、西印度群島、科學革命、光榮革命、啟蒙運動、分類、標籤、標本等等。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大英博物館，應該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改建、重組並建立近代博物館分類標準後的新樣貌，對於十八世紀建館初期的歷史應該是完全陌生，一般讀者更不用說會將史隆與大英博物館產生任何連結，基本上，應該說是完全忽略他的存在。 　　也因為如此，這本書的出版，讓我們認識到，要成為一位像史隆這樣的收藏家，他的條件及時代特性是如何結合，才能成就這一段精彩的博物學發展史。——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 　　********* 　　看似與臺灣無關的大英博物館，其實與臺灣博物館史有些關連。十九世紀中葉，來臺採集的英國博物學者史溫侯（Robert Swinhoe）蒐藏，存放於大英博物館分立出的倫敦

自然史博物館。一九○八年，當臺灣設立第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總督府博物館」（今臺灣博物館）之初，大英博物館的史溫侯蒐藏，成為總督府博物館羨慕，甚至希望仿效的目標。一九三○年代，總督府博物館面臨檢討，引起學者討論。當時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的動物學者青木文一郎，又以大英博物館及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馬首是瞻，大書特書總督府博物館的未來走向。 　　至今，大英博物館仍重要，但重點已非她持續刻出「偉大的功名」。該館面對過去帝國主義「黑歷史」蒐藏的指控，必須不斷做出反思與努力。作者在這本書不避諱點出，史隆蒐藏成功的背後，乃因史隆身處世界的中心，以剝削者的角度，累積大量財富，加上有效的網絡及訊息交換，始能得到各地珍品

。閱讀此書，除了上述恢弘的歷史外，細細品味書中紛紛落下神壇的人們，他們是名人，也是凡人；他們編織出強而有張力的蒐藏世界，也有人性與幻想涉入其中，未嘗不是另一種閱讀的樂趣。——蔡思薇（《椰子的葉蔭》譯者）

中研院薪水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退休制度及再任職之法律問題

為了解決中研院薪水的問題，作者沈志文 這樣論述：

政府推動各項施政作為，公務人員的良莠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吸引高素質的人才進入政府機關服務，國家給付給公務人員的報酬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做為給付報酬內容之一的退休金，其給付是否優渥或是合理，必然也是影響人才是否進入政府服務的因素。對於公務人員的退休照顧，為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隨著人口結構的變遷及社會環境的改變，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財務狀況面臨破產危機，如不進行變革，將無法繼續維持，退休公務人員面臨領不到退休金的窘境；無獨有偶，勞工的退休制度也面臨財務問題，必須進行改革才能繼續維持。公務人員退休所衍生的問題，不僅於實質退休金給付的問題，在國人退休後餘命愈來越長的情下，因退休後再就業所發生的問題，將

會與日漸增，政府應檢視現有規定，讓退休人員如願再次重返職場工作時，能順利重返職場並享有完整之職業保險保障，不會因為退休身分或年齡的問題，造成就業困難。本文從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切入，探討其退休後再就業所面臨的問題，並以勞工退休制度作為比較對象，藉以論證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應變革之部分，同時探討與勞工退休制度合併之可行性，期能作為將來相關法規進行修正時之參考。

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周年紀念版，首度收入作者前言及後記）【蕭麗紅限量親筆簽名不朽珍愛版】

為了解決中研院薪水的問題，作者蕭麗紅 這樣論述：

亙古真純的戀愛，未及宣說的遺憾！   未經情劫前，她只是靈； 經歷這些，貞觀才變通透。   一封信牽起嘉義與臺北的魚雁往返 一闋詞道盡了有情故鄉的萬水千江 小說家蕭麗紅經典代表作《千江有水千江月》 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   　　故事以布袋的蕭姓大家族為中心，敘述傳統大家庭的習俗和人情瑣碎，並探討生死、親情、愛情的衝突與矛盾。生於世代養殖漁業維生的大家庭，主角貞觀巧遇表哥大信，開始了一場若有似無的愛戀。這段戀情直到貞觀上臺北工作，大信到金門當兵，兩人間的情愫也因誤解而產生令人唏噓的變化。在蕭麗紅的內容敘述中，充滿了臺灣民俗的瑰麗與趣味，而貞觀與大信古典

又含蓄的戀情，為臺灣逐漸失去的純然戀歌，悠悠地低吟了一遍……

一九五、六0年代的女性與愛情：以《徵信新聞》「蘭夫人信箱」為中心(1956-1967)

為了解決中研院薪水的問題，作者蔡盈姿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1956年至1967年，《徵信新聞》的「蘭夫人信箱」專欄，作為一九五○至六○年代女性的主要觀察場域，探究當時的女性愛情及其映現的歷史成因，並以來信陳述的情境，進行婚姻、愛情與女性意識的初探。蘭夫人信箱之誕生，有著戰後戒嚴的政經環境與報業發展背景，1956年底，「蘭夫人信箱」伴隨《徵信新聞》家庭版的闢設而生，在風氣保守的年代，為讀者的婚戀、家庭問題指點迷津。教育普及與就業機會增加，智識與眼界啟發了女性自我意識，過去「女大當嫁」的觀念，在新一代女性心中已經產生動搖。而上一代將傳宗接代、家族利益視為結婚大前提，加上傳統婚聘風俗的拉鋸，兩代之間對「自由戀愛」的爭論在五、六○年代女性身上持續衝

突。另一方面，戰後遷台移民的陽盛陰衰，族群通婚成了必然結果。惟二二八事件發生，加深了戰後逐漸形成的省籍情結，也化為女性爭取婚戀自主路上，具時代性的的議題之一。而舊社會的養女，直到五、六○年代，際遇仍未改善。眾多來信呈現了社會前進的軌跡下，養女困在人情、契約底下的身份掙扎。此外，戰後職業女性益趨普遍，來函中反映了女性在家庭、工作的雙重責任之餘，不只需回應傳統觀念對人妻、人母的要求；更需在丈夫落難時扮演救贖的角色。女性被要求背起「持家」的十字架來證明其存在意義，將自我退縮到極致，為父權至上的家庭價值奉獻到底。戰後的台灣，看似教育普及，女性在教育與就業上的條件較過往提升，但實則仍被牢牢困於「賢妻良母

」的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