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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歲嬰幼兒課程活動設計

為了解決保母費用一個月的問題，作者施淑娟 這樣論述：

　　本書內容根基於蒙特梭利教育理論，依據蒙特梭利在兒童發展中的第一階段：0～3歲，將嬰幼兒活動設計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嬰兒期(3～12個月)、學步期(12～24個月)及走路期(24～36個月)，共計138個活動，有日常生活、動作技能、感官、語文、社會及認知等六大領域，形成一個系統性課程活動架構。針對這三個年齡層的嬰幼兒，為其各項發展設計適合的活動，協助嬰幼兒照顧者如托嬰中心或家庭保母、父母，能更掌握嬰幼兒學習的方向與內容，回應嬰幼兒發展中需要的身體動作、語言、認知、社會與情緒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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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政策的準公共化托育照顧—以台中市2015-2020年的改革為例

為了解決保母費用一個月的問題，作者林佳儀 這樣論述：

我國從2003年總生育率跌破1.3後，就再也沒回升，2021年過後直接跌破1，少子化已經是國安問題，所以如何讓年輕的人願意生小孩，甚至敢生第二胎、第三胎，並減輕他們的生養負擔，是我想研究的目標。台中市是台灣六個直轄市中，生育率前三名的城市，在林佳龍前市長推動有社會投資、福利市場意涵的托育一條龍政策後，不論是公共、準公共、非營利的托嬰中心、幼兒園還有托育人員人數都持續的增加，台中市的送托率，也高於其他縣市，甚至2018年中央政府也參考了台中市的托育政策，制定了準公共化托育政策，提高托育補助，減輕生養孩子的負擔，故台中市的托育政策，一定有能學習之處。因為我的研究2015-2020年橫跨台中市長的

政權輪替，後任盧秀燕市長，雖延續托育一條龍的政策，但他主推的托育政策，是走向擴大公共化的服務，我認為這是托育政策的終極目標，但在考量建築時間以及成本，過渡期的需求缺口還是得與準公共及非營利的業者合作。本研究在訪談完10個對象後，第四章透過整理訪談內容，劃分成四大面向「與政府互動」、「家長顧慮層面」、 「價格管制」以及「政策解決及執行」，並在結論，我也提了幾個對台灣、對台中的托育政策建議，希望未來有機會看到他們實踐。

進步台灣：七○年代起提倡的「改」與「變」

為了解決保母費用一個月的問題，作者高希均 這樣論述：

　　到底是個人進步，社會才能進步？ 　　還是社會進步，個人才容易進步？ 　　答案是—— 　　唯有提倡進步的觀念， 　　才能有進步的政策， 　　產生進步的社會。 　 　　在疫情肆虐、經濟受衝擊、施政開倒車的日子裡， 　　可還記得那顆滿懷熱血、「書生報國」的初心？   　　讓我們繼續堅持「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的初衷， 　　持續奮進，學習進步觀念，一同提升台灣社會的生命力。   　　高希均教授是華人世界倡導且傳播進步觀念的先行者。五十年來，一向以身作則，與時俱進，持續撰書與論著，勤耕不輟。   　　身為傑出經濟學者和教育家的高教授，在七○

年代秉持著「書生報國」的熱切，放下在美國傑出的教職，用關懷社會的心志投身文化出版，接連在1981年發起創辦《天下》雜誌、1982年與王力行創辦「天下文化」、 1986年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其所創立及帶領的「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近四十年來致力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志業，現已成為華人世界深具影響力的集團，積極推廣「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終身學習觀念。   　　2021年適逢《遠見》雜誌創刊35週年，在全球面臨新冠病毒疫情衝擊的當下，回顧高教授在《天下》雜誌、《遠見》雜誌創立初期撰寫的精闢文章，以及對台灣走向經濟成長、民主提升過程中11位典範人物的回顧，讓讀者一同審視台

灣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讓大家從中一同找回對國家、社會的關懷與初衷，堅持學習、前進不懈的信念，將進步觀念繼續傳播下去。   　　值得我們鍥而不捨、持續推動的「進步觀念」 　　—對人要講究平等的人際關係，不受人情干擾。 　　—對事要遵守法治的精神，不受特權的影響。 　　—每人要有是非心、正義感、善盡社會責任。 　　—每人要有愛國心、責任感、深信自求多福。 　　—每人要深信一個美好的社會是民主、公平與自由的。   專業推薦   　　當年高希均的文章〈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叫每個人眼睛為之一亮，腦袋像猛然被鑿開了。高教授警告國人，不能靠政府開支票過

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在觀念和行動上要懂得「付出」和「創新」，才能過渡到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富裕社會。 　　他的另一宏文〈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等於再給政府一記重拳。而當時的政府雖被人形容為「專權」，倒是有容言的雅量，也有改進的勇氣。中華民國能逐漸走向現代化，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輿論界是其中的一環。而在媒體上發揮導引作用的學者，高希均教授無疑是先鋒隊中的主力。—— 張作錦（《聯合報》前總編輯） 作者簡介   高希均   　　南京出生，江南度過童年，一九四九年來台。先後在台北商業大學（原為台北商職）、中興大學（原為省立台中農學院）與美國

南達科達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並獲三校傑出校友獎。   　　一九六四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發展博士，應聘為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助理教授，七年後升任正教授，並出任經濟系主任（1971–1980）。一九七一年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七四年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一九九八年威州州長卓越貢獻獎。入選美國傅爾布萊特訪問教授名人堂。二○一三年亞洲大學第一位名譽管理學博士，二○一四年中興大學名譽管理學博士，二○二○年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名譽商學博士。二○一六年四月總統頒贈「二等景星勳章」。   　　曾任經合會人力小組顧問、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中興大學知識經濟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

、行政院政務顧問、經濟部顧問、監察院諮詢委員、國統會研究委員及國內外文教基金會董事。   　　一九八○年代在台灣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與「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著作曾三次獲金鼎獎，另獲金鼎獎特別貢獻獎。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三十餘種，大陸出版九種，包括《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經濟學的世界》等，並獲倫敦金融時報第一屆亞洲企管著作獎。 ｜緣起｜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自序｜推動進步觀念的初心 高希均 第一部 啟航—八○年代觀念啟航 1 一九

八一年《天下》雜誌創刊詞—經濟是我們的命脈 2 一九八六年《遠見》雜誌創刊詞—為什麼要創辦《遠見》？ 3 一九八二年「天下文化」起步—撒下一顆學習的種子 4 二○○二年「小天下」的誕生—以少兒優良讀物為「大格局」催生 5 二○○六年《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問世—呼應台灣的需求 第二部 共擁天下—播種「改」與「變」的進步觀念（1981-1986） 1 我們的企業家在哪裡？ 2 創造財富才能照顧低所得 3 我們要把什麼留給下一代 4 人力投資與人才利用 5 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6「經濟人」與「社會人」 7「按道理做」—財經決策的基本原則 8 扭轉財經政策的「無力感」 9 放眼看天下—不做

「國際經濟文盲」 10 灰燼中出鳳凰—「經濟衰退」的教訓：「盡己所能」 11 市場經濟下的「競賽規則」—美國的例子 12 為什麼決策會錯誤？ 13 我們從「日本經驗」中得到什麼？ 14 推動進步觀念的絆腳石 15攀登三座經濟頂峰—自由化、制度化、國際化 16交棒人全力以赴，接棒人全力衝刺 17企業形象—良性循環的原動力 18 白天鵝抑醜小鴨？—減少政府與民間的差距 19 不再是保母，不再是公僕—給公務員應有的尊敬 20 如何對抗自私與短視 第三部 共懷遠見—栽植觀念之樹（1986-1989） 1 為下一代子孫的幸福投資 2 不能打折扣的公信力 3 人才是一切的根本 4 如何贏得國際尊敬 5

三星創辦人李秉喆：寧靜與堅強 6 知識之宮：紐約的公共圖書館 7 前有勁敵，後有追兵—亞洲四小龍飆向二十一世紀 8 二十一世紀是誰的天下？  9 中產階級社會要靠制度運作 10 縮短六十年所得差距—鄧小平需要「台灣經驗」 11 不要強人領導，要強勢領導 12 位高、名重、權大，但影響力小—從美國總統想到台灣領導 13 五種「新夾殺」下的企業危機 14 物價變動值得重視，不值得緊張 15 這是一個貪的時代—它使人心散、心慌、心變 第四部 轉型年代中的關鍵人物 1 蔣經國：深耕台灣的真正的君子 2 孫運璿：台灣第一位工程師性格的政治家 3 李國鼎：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4 趙耀東：敢想、敢說、敢

做 5 郝柏村：使命感．迫切感．責任感 6 王作榮：台灣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 7 徐立德：成功不必在己 8 孫震：「書人合一」的君子與學者 9 連戰：改變，才有希望 10 錢復：見證台灣政經風雲年代 11 王建煊：政治是「無私的奉獻」 後記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三篇省思 1 川普主政下，遠離「美國第一」—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評斷 2 以讀攻毒，以書止輸 3 我們同在一口井裡—在世界失控中的四項覺醒 ｜附錄｜ 高希均中文著作年表 緣起   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一九七七年四月間，我在當時的媒體上，看到兩篇署名「高希均」的文

章，字數不多，但觀點新穎，說理動人。經打聽，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受當時行政院經建會及台灣大學的邀請回國。我請他吃飯聊天，當然意在約稿。當時台灣雖不富裕，《聯合報》請作者下個小館還是不成問題的，但高先生卻隨意走進一家快餐店，每人一杯咖啡一個漢堡，吃得簡單，談得深入。 　　 　　（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沒有幾天，稿子來了，是評述「當前經濟觀念」的系列文章，篇篇都有與眾不同的觀點。到了第五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更叫每個人眼睛為之一亮，腦袋像猛然被鑿開了。那個時代的台灣，還沒有「國際化」，對新知識、新觀念了解不夠，而當時的蔣經國政府，處處以人民生計為念，不僅稅

賦要低，公用事業如水電瓦斯等等費用，都不准漲價，以安定百姓的生活。但高希均教授警告國人，不能靠政府開支票過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在觀念和行動上要懂得「付出」和「創新」，才能過渡到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富裕社會。   　　高教授的文章，直如暮鼓晨鐘，社會大眾都聽進去了，人人都能琅琅上口他那句話。高先生因感冒去診所求診，醫生一看表上是高教授大名，堅不收診察費，以感謝他為我們國家所做的「診察」。高先生坐計程車，司機在報上看過他的照片，認出他來，一定要免費送他一程，表示升斗小民的尊敬。   　　「白吃午餐」不僅激勵了廣大讀者，也激勵了作者自己，高教授在以後短短幾個月內

，接連寫了很多漂亮精闢的文章，提出的都是言人所未言的主張，譬如：   　　低物價政策是有害的； 　　公立大學的學費應該調整； 　　在政府機構裡，公事不可私辦。   　　當然，不會忘記他另一宏文〈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等於再給政府一記重拳。而當時的政府雖被人形容為「專權」，倒是有容言的雅量，也有改進的勇氣。中華民國能逐漸走向現代化，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輿論界是其中的一環。而在媒體上發揮導引作用的學者，高希均教授無疑是先鋒隊中的主力。   　　高教授的每一篇文章，都引起社會極大的回響。我雖然沒有跟他詳細談過，但我想他那時一定有兩點感受： 　　第

一、台灣需要輸入更多新觀念，以促進國家社會的整體進步； 　　第二、媒體的影響力很大，但報紙是一種大眾讀物，雜誌才能深入而細緻地討論問題。   　　（二）創辦《天下》、《遠見》與「天下文化」 　　在台灣辦一本雜誌，那時大概在他心裡已經埋下了一顆種籽。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一時人心惶惶。大家多認為，台灣應該發展經濟，充實自己的力量，才能渡過難關。如果一般人都有這樣的認識，在美國大學教經濟學的高希均教授，自然更了解這一點。於是他從美國請假回來，邀請殷允芃、王力行兩位女士，又拉上我，在一九八一年共同創辦了以討論經濟問題為核心的《天下》雜誌。在那個「要害一個人就勸他辦雜誌」

的年代，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高教授承擔了最大股份。   　　當時台灣還有《出版法》，依規定出版刊物要有一位本國籍的人任發行人，負法律責任。高教授在美國任教，尚未返國常住，還沒有恢復戶籍，所以由我擔任發行人，高教授自任社長，殷小姐負責編輯部門，王小姐負責業務部門。但因為人手少，其實都是「共管」。因為當時我是《聯合報》總編輯，報館負責人覺得我兼任雜誌發行人多有不便，沒多久我就辭謝發行人，由殷小姐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王小姐擔任副總編輯，他們幾位堅持要我保留「共同創辦人」的頭銜。   　　雖然《天下》雜誌一創刊就轟動，發行、廣告、讀者、聲譽都直線上升，但高教授在美國大學有專任教職，只能

短期回來，雜誌的「領導中心」不免有些扞格。我一九八二年去美國休假一年，隨後即留在聯合報系美國《世界日報》任職，其間曾回來與高教授和殷、王兩位小姐共商雜誌的「分合大計」，以求長久發展之道。最後協議，《天下》雜誌由殷小姐負責主持，高教授和王小姐負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並另行創辦了《遠見》雜誌。   　　高教授也許覺得台灣經濟已經站穩了腳步，《遠見》雜誌就比較是一本綜合性的刊物。目標在「傳播新觀念，開拓新視野」。就是希望國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所以叫《遠見》。   　　沒有知識的人怎會有「遠見」？除了兩本雜誌，加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教授以「豐富閱讀世界」來服務社會。而推廣讀書

，更是他長期的努力目標，他提出「新讀書主義」，有四點倡議：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天下文化」選書嚴謹，高教授堅信：「好書正如好人一樣，有時寂寞，但不會孤獨。」 為了使《遠見》成為「台灣前進的動力」，高教授在他的「出版集團」裡增加好幾本給「青少年」和「家庭」閱讀的刊物；又經常舉辦大型的文化和社會性活動，帶動台灣超越前進。   　　（三）「天下文化」二○一八年售書高約四十座「一○一」 　　外人常感覺奇怪，「天下文化」出版了這麼多好書，都是從哪裡找來的？祕密藏在「天下文化」附設的「人文空間」裡。這是台北有名的「文化沙龍」，精力

充沛的高教授，幾乎早、午、晚三餐都在這裡和文化、學術、政經等各界人士喝咖啡、吃簡餐聊天。很多有內容、有分量的好書，都是從「聊天」裡出來的。   　　如果以文字述說「遠見．天下文化」的成就比較抽象，那就說一點具體數字：事業群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是一百七十萬冊。以一冊書平均厚度一．二公分估算，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約當四十座台北「一○一大樓」。   　　高教授在台灣為文化出版事業努力奮戰幾十年，作為他一位長期的朋友，我確知，他的貢獻、他的影響力，就像他形容好書一樣，不僅不孤獨，也將不寂寞。   　　 二○一九年九月發表於《姑念該生》／二○二一年九月摘錄 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一 貪汙，不論它是發生在政府或民營的機構，不論它數額的多寡，不論它方式的不同，都是令人痛心的。因為它一面破壞法紀，助長權勢；另一方面又腐蝕民心，造成特權。 台灣三十年來進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人民對政府高階層人員的尊敬與信賴：尊敬他們的品格，信賴他們的操守。 儘管貪汙受到人人指責，但在某些時空情況下，也可能會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 社會上每一個人，可站在自己的價值系統及知識領域中，參與討論貪汙是否最可怕？有沒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然後一起來減少這種不幸的現象。 二 筆者則認為：在台灣目前情況下，如果政府部門沒有把其擁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其所產生的經濟後果，遠比零碎的、低階層的、偶發的貪汙更可怕

。 任何國家所擁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我國更是如此。這些可用的資源有些是有形的—如可支配的經費（中央及地方）及可調度的人力（各級公務員）；有些則是無形的—如合乎潮流的典章制度及受人尊重的國家形象。當這些資源的使用效率未被充分發揮時，損及的不僅是短期的人民的利益，也是長期的國家的利益。 讓我們假想一些資源誤用的例子： ⑴    興建一個並不急需的工程。 ⑵    延誤一個重大投資的決定。 ⑶    政府對某一事業的投資或者過多，或者不足。 ⑷    政府某一部門的預算偏高；另一部門預算偏低。 ⑸    津貼一個不需要津貼的行業。 ⑹    保護一個不需要再保護的工業。 此外，不切實際的法令、緩慢的

行政效率、有關部門的缺少配合，都減少了政府與民間資源的有效利用。 上述假想的六個可能性，說明了政府部門對資源之誤用可能來自決策時對： ⑴    時間判斷的錯誤（1、2兩例）。 ⑵    數額判斷的錯誤（3、4兩例）。 ⑶    對象判斷的錯誤（5、6兩例）。 更具體地說，政府部門對有限資源之誤用，基本上是來自於對優先次序（priority）的判斷錯誤。

準公共化的誕生：台灣托育政策走向規範性市場的推力與分化

為了解決保母費用一個月的問題，作者王兆慶 這樣論述：

本文從理念、行動者、制度如何影響政策形成的理論觀點，採取介乎於詮釋與歷史典範的質性研究進路，探討台灣的準公共化托育政策何以出現，又為何分化成0-2歲及2-6歲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準公共化源於台南市的私幼公立化，私幼公立化則是從公共化幼兒園及教保券兩種制度之間形成的堆疊式變遷。變遷背後的動力，是決策者認定供給端補助有助規範托育市場的強烈信念，以及台南市政策設計完成、賴清德轉任行政院長，所偶然形成的歷史時序關鍵交集。台南市政策影響行政院政策的過程中，決策者和民意代表共享的信念是，他們想像中的家長需求是支持新政策的。所以利益團體雖然強烈反彈，但反對意見並未形成政策的否決點。最後，2-6歲托育擁有三

成公共化的制度遺產，0-2歲卻無。這不僅造成教育部與衛福部公共化施政意願的差異，準公共化的定位在兩個部會之間也因而有別。研究結果顯示，政策理念並不需要倡導聯盟也可以形成托育政策的推力；國家中心的行動者，對準公共化政策形成的影響力格外重要；舊托育制度的漸進變遷和路徑依賴，在政策發展的不同階段發生，也分別形塑了兩種準公共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