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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王偉勇所指導 許嘉瑋的 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 (2017),提出劉大櫆注音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清詞、詞學、經學、經世、徵實、致用、重意、中和、崇雅、善諷。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鄭卜五所指導 辛慶福的 江永及其三禮學研究 (2008),提出因為有 江永、禮記、周禮、儀禮、鄭注、皖派的重點而找出了 劉大櫆注音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劉大櫆注音,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注(上下)(三版)

為了解決劉大櫆注音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清初文人學士反對明末提倡性靈的公安派、竟陵派,認為文章應講求經世致用,宣揚孔孟道統。方苞主張為文應有義法,義,指言之有物(內容),法,指言之有序(形式)。劉大櫆將方苞的理論擴而充之,提出神氣說,認為「義理、書卷、經濟」是文章的材料和內容,「神、氣、音節」是作家之能事,不可偏廢。姚鼐則融會方氏與劉氏的意見,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神、理、氣、味與格、律、聲、色統一,此即桐城派古文的風範,也是姚鼐編《古文辭類纂》的選文標準。姚氏自先秦屈原、宋玉至清代方苞、劉大櫆,精選六十四位作家的作品約七百篇,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種文類,

書成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慶時康紹庸刊刻初稿本。     光緒年間,王先謙認為古文乃文章正宗,是學術盛衰升降之源,因此依據姚鼐的選文標準,再選乾隆至咸豐年間三十八位作家的四百五十篇文章,使後世學者可以觀覽當時著作。其中既有桐城派作家的作品,也包含了源出於桐城的陽湖、湘鄉二派作家的文章,既兼顧義理、辭章、考據,也符合陰陽剛柔相生相濟的審美情趣。從今日觀之,王氏《續古文辭類纂》不僅保存了乾嘉道咸年間的文章,更是桐城派極盛時期的作家作品總集。楊家駱認為,由本局編輯部加上反切注音與釋義的《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注》,與《清文匯》相輔相成,前者可供精讀,後者可資博覽。對於清代學術研究者,或是散文(古文

)專家,本書都具有豐富的研究與收藏價值。 編者簡介   王先謙     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治學著重考據、校勘,在經學、史學、文字訓詁方面皆斐然有成。王闓運評其「續編《古文辭類纂》差足以肩惜抱(姚鼐)」,其《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堪稱《漢書》與《後漢書》注釋的最高成就。王氏著作宏富,遍及經史子集,蔚然可觀,上述以外,有《新舊唐書合注》、《十朝東華錄》、《水經注合箋》、《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尚書孔傳參正》、《續皇清經解》、《釋名疏證補》等,詩文著作則有《虛受堂文集十六卷》和《虛受堂詩存十六卷》。

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

為了解決劉大櫆注音的問題,作者許嘉瑋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經學視野下的清代詞學研究」為題,觀察經學養成下的清代知識分子,如何以精緻細膩的詞體,傳遞生命際遇的各種情感與展現之精神面貌;並爬梳詞話與序跋、論詞詩詞等資料,探研渠等反思自身如何與群體、社會連結的諸多論述。清代被稱為經學、詞學的復興時期,自知識階層身上可看出兩者之融攝交會,故筆者以此為切入角度,冀能勾勒出另一條脈絡,為當代詞學研究提出另類思考。全文析為上、下兩編。以〈緒論〉概括問題意識之提出、前人研究成果之評述,同時針對研究方法與範圍、章節架構進行說明。正文更分為七章,茲簡陳探論結果如下:  其一,〈經世——清代詞壇的思想背景與時代精神〉,從社會發展及學術史的角度觀察清代知識階層的

心態與行為,得知當時的思想背景隨時局發展,側重點逐漸從「中央」轉至「地方」,倫理秩序上也逐漸以「親親」取代「尊尊」,故清代詞學也呈現出濃厚的地域特色和強調親族、群體內聚力的發展趨勢。  其二,〈徵實──清代詞學批評方法中的「考據」與「知人」原則〉,主要分析清代如何在盛行的考據學風,以及先秦以降強調「知人」的普遍心態下,對作品是否真實展開討論。本文發現在看似客觀的辯證過程中,往往帶有讀者對作者生平理解的預判,同時投射自我在當下環境的遭遇。  其三,〈致用——經學觀點與清代詞學的「道器」論與「正變」說〉,援引清代《易》學「氣化流行」的理論基礎,論證詞體地位與優劣評價牽涉典範(正)與變體的關係。道器

相互依存,正變也無法獨立存在:若無時代先後、體製源流、風格差異與具備代表性的詞人詞作,便無法辨別彼此的界線。「正」未必周延,「變」亦非斷裂,毋需以此抑彼。看似對立的兩造說法,其實只是論者面對各自關心的現實,提出因應的說法。  其四,〈重意——詞學詮釋的建構與「言意」、「連類」之關係〉,將比興說放回《易》學和《春秋》學對言、象、意關係的討論框架,檢視物象在語言文字(作品)與內心情志(作者)間扮演的角色。以張惠言為例,後人批評他深文羅織,無疑刻意強調物象與現實的比附關係,忽略他行文語氣地保留。實際上,張惠言之貢獻並非提出嚴密完備的理論體系,而是憑藉類應觀念及感官鋪敘,讓物象擁有更豐富的聯想空間。同

時必須指出的是,張惠言與常派後勁周濟、譚獻等人同樣站在讀者立場進行詮釋。  其五,〈中和──詞學規範背後的「性情」與「禮義」論述〉,係在樂教傳統下,說明身心與家國的理想狀態是身體-文體-國體的和諧。當官方體系有意無意介入情感表達,遂使本來由內而外自然流露,並與整體時代環境、個人生命相呼應的情感,反而被侷限在統治者中正和平的標準內。於此同時,復古、重格律也成為知識階層自我規範的一種外顯形式。  其六,〈崇雅──詞人際遇與創作時展現的「怨怒」與「言志」觀〉所討論的情感表現,則聚焦在面對不平困頓時,知識階層如何在精神層次與道德修養兩部分自我調適。先討論表達怨怒的發憤著書傳統和詞學之關係,接著以小影小

像及填詞校詞圖題詠為中心,透過他者眼光和自我形象的塑造,描摹知識階層如何重新發現自我主體。同時思索當學而優則仕之路斷絕,是否還有其他管道能寬慰自我,並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  其七,〈善諷──譎諫褒貶的經學傳統與反映現實的詞史書寫〉,旨在說明知識階層面對充滿壓迫的現實與生命重大的變局時,如何以賦筆鋪排和比興感發的書寫方式,嘗試在失序的倫理關係中勾勒出當下處境。此外,梳理「詞史」觀念在清代的發展,辯證並非只有政教上的諷諭和具體指陳歷史事件之作才能稱為「詞史」。從個人認知的角度闡發感性主體眼中的心靈史、社會史,文字多半不夠客觀,甚至只是白描自身所承擔的苦難,卻往往能夠展現出比現實更加清晰、動人的真實

江永及其三禮學研究

為了解決劉大櫆注音的問題,作者辛慶福 這樣論述:

身為皖派創始者的江永,一生潛心著述與教學,學識淵博,終生著書種類豐碩,遍及禮學類、音韻類、律呂類、曆算類、四書等相關類別。在禮學方面更著有《禮書綱目》、《禮記訓義釋言》、《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宮增註》、《深衣考誤》、《鄉黨圖考》等多部禮學重要參考著作。江永在學術上,注重考據、訓詁、不務空談,楗戶授徒講學,其之弟子戴震、程瑤田、金榜、汪梧鳳等人在學術上皆有輝煌之成就,所以說;整個徽派樸學的創造及輝煌傳承,江永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清代經學蓬勃發展,其中三禮學為清代傳承中國文化之一,故禮學大興。三禮注疏多以鄭玄注為主,但鄭注雜揉今古文之說,又專以漢代禮制訓釋禮義,文詞又往往過於簡

略,其缺漏瑕疵不足處。江永的多部禮學著作乃根據前人之說,再加上己見對鄭注之缺失,或鄭注考證未詳,穿鑿附會、望文生訓之部分,以及對於前人的論述觀點,加以駁議辨證。本論文在論述上其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範圍與內容。第二章概述江永的生平、著作以及其之交游、弟子。第三章論述江永的學術與評價,從其學術背景、為學態度、主要學術成就、以及後人對於江永之評價等方面,窺視出其之學術風貌。第四章解析江永《禮記訓義擇言》禮學思想,概述清代《禮記》學概況以及《禮記訓義擇言》成書過程、撰作體例內容,並以《禮記訓義擇言》在禮制、訓詁、禮器之分類,明辨鄭注及考證前人之

論。第五章解析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禮學思想,概述清代《周禮》學概況以及《周禮疑義舉要》成書過程、撰作體例內容,並以《周禮疑義舉要》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考工記〉之分類,明辨鄭注及考證前人之論。第六章解析江永禮學名物之釋例,以江永之著作《儀禮釋例》—釋服、《儀禮釋宮增註》—釋宮、《深衣考誤》—釋深衣,明辨鄭注及考證前人之論。第七章結論,總論全文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