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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與韓國初等唱歌教育比較分析 -以『公學校唱歌集』和『新編唱歌集』為中心-

為了解決勅令台語的問題，作者王詩雯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及韓國所實施的唱歌教育之差異，並以日治時期總督府最早編纂發行的國定唱歌教科書『公學校唱歌集』、『新編唱歌集』為中心，比較同一時期臺灣與韓國的唱歌教育有何異同，並透過分析教科書，探討臺韓兩地所實施之唱歌教育關聯性，期許能夠拼湊出更加完整的歷史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先後佔據臺灣與韓國，並對兩地分別實施強力的殖民政策，以教育、文宣、獎勵等方式意圖從根本上消除當地人民民族信仰。而教科書作為國民教育中最重要的藍本，與一個國家的歷史演變有不可分的關係，透過國民教育的手段可以養成當下執政者所期望之未來國民。「唱歌」，顧名思義是以旋律搭配歌詞歌唱

，在日治時期末期被改為「音樂科」之前，作為初等教育的科目之一，透過歌曲較易朗誦好記的特質，經常被學者廣泛認為是殖民教育中重要的思想改造工具之一，而當時的總督府便以傳唱歌曲的方式，向臺灣學童及韓國學童傳授日本帝國主義思想。　　臺灣和韓國擁有被日本長期殖民的共同記憶，因為有類似的時空背景，研究日治時期的學者們經常以兩地為比較分析的對象。然而關於日治時期唱歌教育的現存文獻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相互比較，至今仍然沒有臺灣及韓國的比較研究。故本文秉持著完整日治時期教育歷史的想法，希望能夠讓兩地的歷史輪廓更加鮮明。　　由於日治時期的「唱歌」是日本受到西方音樂傳入的影響，進而學習外國音樂並將

其納入新式教育中，故本文第二章先從兩地的西方音樂傳入史出發，洞察臺韓西方音樂的發展過程，並探究「唱歌」一詞在兩地出現的時間點，再分析日治時期隨著教育令的更迭，其唱歌教育的政策、上課時數及教材的演變。臺灣由於比較早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沒有發展自己的唱歌集，但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性，自17世紀以來就長期被世界列強佔據，而由於早期被荷蘭及西班牙統治過，使得臺灣人民較早接觸西式音樂。反觀韓國雖然較晚接觸西方音樂，但由於江華島條約的簽訂，進而發動了甲午改革，爾後又有國外留學歸國的先驅創立的雜誌、發行的唱歌集，或開港通商後從西方教會接觸的聖歌禮樂等，使得韓國雖然較晚傳播西方音樂，但其流行程度較臺灣來得更加活

絡且迅速。　　第三章個別分析前述日治時期最先發行之唱歌集：1915年由臺灣總督府發行之『公學校唱歌集』、1914年由朝鮮總督府發行之『新編唱歌集』，從第一小節爬梳出版動機、出版背景、編輯過程等脈絡，到第二小節細觀教科書所收錄之曲目來源，及與國語教科書的關聯，最後第三小節仔細分析音樂特性與歌詞內容等，細細解剖兩本唱歌書的由來及構造。　　第四章將第三章已經細探過的兩本唱歌集，依序做時空背景、編輯方式、排版形式、收錄曲目、音樂特質、歌詞比例之比較分析，以各個層面探討兩者的異同，並找出臺灣總督府及朝鮮總督府在編纂過程中，所重視的內容為何，若有相同之處，便加以分析其曲目在唱歌教育中的意義。　　透過本文分

析，可見由於日治時期前的西方音樂或教育機構發展的差異，導致在日治時期之後，總督府在編纂唱歌集的時候，所考量的層面有所不同。首先，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前，雖然有清朝巡撫劉銘傳所建立的近代化設施，但是教育機構仍嫌不足，所以日本渡臺前期，大部分的時間在完備教育設施，並培養日語教職員，為殖民教育做準備，所以遲至1915年才能發行『公學校唱歌集』；韓國則是在被日本武力統治之前，已經由日本派遣官員督導教育政策與教科書的編纂，且民間私立學校在唱歌教育上也已經有韓國保護自身民族之愛國主義、國民精神的歌曲出現，而當韓國被日本強占之後，也較有經驗迅速規劃教科書的編纂。而本文著重教科書的內文分析之外，也探究歌曲收錄之目

的及特性，相較於前行研究較著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洗腦，本論文應能為日治時期的教科書分析，提供較廣的面向。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

為了解決勅令台語的問題，作者謝明如 這樣論述：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成立於日本領台翌（1896）年，迄1919年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止，為日治前期臺灣最高學府之一，其畢業生在政、經領域中位居要津者不在少數，被稱之為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搖籃。該校存立期間，殖民教育體制尚未確立，其發展脈絡反映日治前期近代教育體制由草創至整備之過程。而在日本的海外殖民史中，該校為「異民族」日語教育之先驅，故無論在台灣社會史、教育史及殖民地比較史上，該校皆有不可忽視之重要性。有鑑於此，本論文乃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為題，從學校史的角度出發，究明該校之組織沿革、校務發展、師資、教學訓育及畢業生表現，以釐清該校在日治時期臺灣社

會、教育、統治行政和殖民地日語教育中的角色和地位。 由本論文的探討結果可知，國語學校為配合總督府的需求和指示而多次調整組織、課程，提供總督府所需之行政及教育人才，其沿革呈現明顯的機動特質，顯示日治前期總督府在教育政策上猶疑摸索之態度。儘管如此，該校因係總督府直轄下代表性的教育機構，故其資源不虞匱乏，師資素質亦高，加以作為唯一的中等暨師資培育機關，該校教師之研究與服務表現乃有別於一般中等教育機構。不少教師利用台灣特有之自然或人文環境在專業領域的研究上大放異彩，或身兼學務要職，在初等教育領域中扮演指導與監督者之角色。尤其該校教師群所研發之「直接教授法」不僅成為臺灣主要的日語教學法，並為日後朝

鮮、關東州（即中國東北）等殖民地所沿用。教學訓育方面，隨著教育目標之變遷歷經四度更迭，「國語」及「實業」漸成台籍生課程之主要特色。日籍師範生的課程逐漸由單一偏重「土語」改為教育、台語、實業等課程並重。 畢業生方面，該校雖屬中等程度之通才教育，惟受教者已屬臺人中少數的知識菁英，憑藉「高學歷」與優越的家世、經濟背景，有不少畢業生在地方政、經領域中迅速嶄露頭角，顯示新舊社會領導階層之遞嬗深具延續性。日籍生方面，來台者有不少係基於經濟考量，總督府始終以豐厚的薪資使師範生得在台安居，因此多數畢業生都能久任其位，透過升等或教員優遇法尋求上升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