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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後疫情時代國中教師對遠距教學的持續使用意願

為了解決南科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問題，作者李詩敏 這樣論述：

2019 年底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以下簡稱COVID-19) 疫情快速蔓延，嚴重影響世界各國經濟及社會安全；臺灣在2021 年中疫情爆發，隨5 月中旬全國進入三級警戒的同時，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至此展開近兩個月「停課不停學」遠距教學過程。本研究旨在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工具，探討後疫情時代國中教師對遠距教學的持續使用意願，以期為後疫情時代的教學策略提出參考建議。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參考相關文獻後建立「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後疫情時代國中教師對遠距教學的持續使用意願」問卷為研究工具，以自我效能為外部變項，以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及遠距教學確認為內部變項，以滿意度、持續使用意願為依變項，收集研究

數據後進行分析，進而整理出研究發現、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發現：一、國中教師自我效能對知覺易用性具正向顯著影響；二、國中教師自我效能對知覺有用性具正向顯著影響；三、國中教師的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具正向顯著影響；四、國中教師的知覺有用性受知覺易用性影響高於自我效能；五、國中教師的遠距教學確認對滿意度具正向顯著影響；六、國中教師的遠距教學的滿意度受知覺有用性影響高於遠距教學確認及知覺易用性；七、國中教師的遠距教學的滿意度對遠距教學的持續使用意願具正向顯著影響。本研究結論依據實務面及研究面向教育主管機關、學校、教師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參考與建議。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南科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