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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運與世緣：唐宋世變下的禪宗及其開展（740-1100）

為了解決唐綺陽2023下半年的問題，作者黃庭碩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探討主題，是崛起於唐代的禪宗，究竟如何在由唐入宋的歷史進程裡，一步步地拓展其勢力與影響力，最終成為近世中國、甚至是東亞佛教界及思想文化界的領軍力量？這個問題源自筆者對於既有唐宋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個困惑。儘管有許多二手研究告訴我們，禪宗本身就是最契合中國傳統文化菁英品味的佛教支系，是以自崛起後便迅速風靡知識界，加上其「不立文字」的教義特色，使之在面臨晚唐法難及五代動盪的衝擊時，不像其他義學型宗派那樣由於經典的散亡而大受損傷，遂得以挺立諸宗，在入宋以降繼續保有活力。然與此同時，筆者也發現有少數學者主張，禪宗在北宋前半基本僅行於南方，不大為以汴京為首的北地所知，要至宋仁宗於1050 年將禪宗

僧人大覺懷璉（1010-1090）詔入京城後方改觀。此二說之落差，引發了筆者重探此問題的興趣與動力。本論文將焦點擺在壟斷了近世禪宗傳承的南嶽與青原二系──筆者沿用部分學者稱法名之為「新南宗」──並以此二系最重要的奠基者馬祖道一（709-788）及石頭希遷（701-791）出世稍前的740 年作為考察起點，依循時序考察兩人法裔在中晚唐、唐末五代，及入宋以後的空間分布與置身環境變化，進而發現，儘管新南宗確如部分學者所言，在八、九世紀之交成功地打進京城知識圈，成為盛極一時的禪系，但其熱度似在憲宗過世後稍減，而未就此確立禪門正統地位；要至會昌難後，新南宗才因為受傷最微而挺立諸系，進而壟斷禪林，惟它自身

也大舉淡出以兩京為核心的北地，轉而固守發跡的大南方區；上述發展，在唐末五代大亂期間進一步強化，特別是如王閩、南唐、吳越、南漢等南方政權，皆對禪宗教團護持有加，從而深化了禪宗的「南重北輕」格局。在趙宋政權於 970 年代陸續攻滅分立諸國後，禪宗教團又再次被納入一統帝國架構。儘管立基於北地的新政府並沒有對大盛南方的禪宗給予太多干預，但也未展露出太高興趣，使得禪宗在入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只能沿守著其五代版圖。一直要到十一世紀前半，才靠著漸掌握到與新時代文化精英──即取代中古士族的新興士人群體──相處訣竅的雲門、臨濟兩系，在全國知識圈中打開知名度，進而引起仁宗皇帝興趣，遂有1050 年的詔入懷璉之舉。入

京的懷璉也成功在皇城掀起禪悅旋風，以此為起點，禪宗開始迅速風靡、滲透十一世紀後半的北宋知識文化界，終在十一、十二世紀之交成為近世中國的佛教暨文化主導力量。相較過往常見的內在理路解釋，本文勾勒的唐宋禪宗發展要更容易被非預期的外緣因素影響，因而呈現出遠為迴還曲折的發展圖景，這也使得禪宗之得勢，不再若過去設想得那般勢所必然，反充斥著因緣合和的偶然色彩。

臺灣軍事身體生成及後軍事展演現象研究

為了解決唐綺陽2023下半年的問題，作者吳佩芳 這樣論述：

本論文藉由戲劇人類學、歷史詮釋的觀點，以身體、空間、儀式、劇場、戰爭、媒體、現代性的鏈結做為線索，除了針對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戰後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權印記，形塑臺灣軍事身體的影響性。與此同時，軍事身體的生成、表演場域上的身體實踐，本文所牽涉的議題和觸及的層面，著重在探究軍事身體主體性反映在表演場域及歷史意義中的闡釋。 首先，本文提出「後軍事劇場」的概念，藉由身體、聲音、空間、媒體的表現形式，梳理臺灣軍事劇場的流變以及軍事劇場美學現象。其次，從人類活動的「表演」視角，探究國軍的閱兵儀式、勞軍巡演、國家慶典上的軍事技藝，關注軍事身體的儀式行為所具有的表演性質，並細究解嚴後的軍事劇場思潮與質

變，同時定義「後」軍事劇場的意涵。 再者，本文從軍事身體的儀式空間、權力支配等角度來觀看軍藝展演中的觀演關係。一則析論國家儀典的表演形式如何被視為儀式的中介空間，另一方面透過解嚴前、後的集體認同，觀看勞軍表演的權力場域如何過渡到睦鄰表演的權力移轉。誠然，後軍事身體在政治意涵的審美底蘊下，以集體狂歡的行為走入民間社會參與各項儀式性表演，實踐過程中的儀典空間順勢因應軍事身體的踐履，產生實效與娛樂性的轉變。 本研究以「軍事身體」、「軍事劇場」、「後軍事劇場」為論述核心，研究結果希冀作為瞭解臺灣後軍事展演現象的參考依據。此外，臺灣的軍事身體轉型與後軍事劇場現象，對臺灣現代戲劇的發展所產生的

影響持續至今，這也使得本研究除了展現臺灣身體文化的變遷關係，也同時深化後軍事展演內涵的豐富性與再次認知歷史的複雜性，藉此闡釋臺灣後軍事劇場與臺灣現代戲劇歷史同步發展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