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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國父 紀念館 徵 才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獨家特獲授權發表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出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

、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

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

」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

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

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台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書中〈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

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余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1949年後，台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台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

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余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國父 紀念館 徵 才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本質與形變--多元性思維水墨創作研究

為了解決國父 紀念館 徵 才的問題，作者陳正治 這樣論述：

時代朝流挾帶文化與藝術的新思維不斷衝擊台灣的藝壇，新形式的浪潮帶來滋養的茁壯也造成本土文化體質的變異，台灣當代水墨進入多元面向發展的時期。新世代藝術家不斷往西方靠攏，傳統水墨也在極力尋求出路，近代水墨改革的同時，發表作品都要帶有「現代化」的元素，不然只要強調筆墨表現就會被定位為傳統，即受到觀眾、收藏家、市場的冷落，使得東方筆墨「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的精神和底蘊不斷被稀釋，引發傳統筆墨式微與出路的危機。本論文即以創作本質與形變的探討，以多元性思維為水墨創作研究方向，因應時代性的新形式。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研究動機與目的，探討當代水墨的國際觀與如何建立個人的創作風格為目的。第二章是學理依據

與文獻探討，了解創作本質及關於種族、環境、時代等因素對藝術創作的影響。第三章為多元思維在水墨發展的形變，從歷代山水繪畫變異的耙梳，整理出重要的形變依據，例舉近代水墨名家現代創作的方式和特色分析，作為差異化的數據參考。第四章是個人創作理念，分別以創造新語境，提昇形式的豐富性，天趣、物趣、人趣的創作方式為理念。第五章為創作實踐與作品分析，以雨花心象系列、實驗性技法系列進行創作和作品分析。第六章是結論與審思，總結研究成果及未來展望。多元化是時代的趨勢，新形式並非反傳統，而是與古為新的新傳統，傳統講究的是內涵和情感，當代表現的是新技法新形式，是新舊觀念相互滲透並陳，東西方藝術融合的契機。東方獨特的哲學

觀，在未來勢必有一股「東風再現」的風潮。

狂喜與節制：張肇康的建築藝術

為了解決國父 紀念館 徵 才的問題，作者徐明松,黃瑋庭 這樣論述：

浪漫與理性，是共存於張肇康創作中的雙重力量； 他以「現代之眼」拾取傳統精華， 致力尋找華人建築之現代性的出路。   　　張肇康是華人建築師中少見畢業自哈佛、師承葛羅培斯的直系弟子， 　　也是與貝聿銘、陳其寬共同實踐東海大學校園規劃的關鍵推手。   　　身為兼容包浩斯教誨與華人文化的浪漫主義者， 　　收放、陰陽的雙重力量，在張肇康畢生創作中皆相伴而生， 　　有時酒神似的浪漫狂放，有時又理性的自我節制。   　　張肇康接受包浩斯設計教育的洗禮， 　　先是在創作、實驗了一系列的「中國現代建築」， 　　試圖將所學的包浩斯現代性，努力嫁接到華人傳統建築， 　　而有了東海校園建築、臺大農業陳列館、香港

太平行大樓等佳作； 　　晚年則以「現代之眼」進行民居的測繪與記錄， 　　著成《中國：建築之道》一書，既傳達他對現代建築與傳統對話的看法， 　　也寄寓了他在艱困創作環境中持續找尋出口的浪漫奮戰。   　　建築學者徐明松歷經數年深入研究、蒐集、探訪，終將張肇康散落香港、美國、中國各地的建築作品梳理清晰，分為「東海時期1954-1959」、「後東海時期1959-1975」以及「沉潛時期」三輯，共二十多件精選作品，深入淺出地介紹張肇康其人其作的發展歷程、職業環境與作品特色。由此，可清楚看見一條脈絡的成形：張肇康試圖將他所學到的包浩斯現代性，努力嫁接到華人傳統的木構建築，創作、實驗一系列的「中國現代建築

」，而後更以「現代之眼」進行民居的測繪與記錄。讀者不只能認識個別作品，也可以更有系統性地理解作品在時代中所象徵的意義。   　　本書不僅是一本透過作品來述說的建築師傳記，也不單純是一部經典現代建築指南，徐明松亦想透過張肇康一代的建築師生命，探討建築師與社會相容的可能性與困厄處──為何頂著顯赫文憑與歷練、年方43歲的張肇康，就已完成此生最好的作品？之後僅能透過民居的研究，作為在這種充滿磨難的創作環境裡唯一的救贖與出口？一如王大閎晚年提筆寫起小說，陳其寬拿起顏料揮灑。作者拋出提問，勾畫巨匠身影，只希望能讓來者可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看得更廣、更遠。   本書特色   　　1. 首部以作品為經、以年代

為緯，勾勒出張肇康的創作生命、思想與人生的建築傳記。 　　2. 深入扼要的東海大學建築賞析指南，收錄珍貴的創建初期舊照與各式建築設計圖紙。 　　3. 透過解說導讀、建築地圖、建築師作品年表，帶領讀者認識五、六○年代台灣現代建築的設計脈絡。

桃園書法發展研究

為了解決國父 紀念館 徵 才的問題，作者張巽雅 這樣論述：

清領以前，桃園為原住民的活動領域，至清乾隆以後，始有大量漢人開墾闢地，桃園一地才有所發展。日治時期引進西方教育制度，桃園地方詩社的成立、桃園書家肩負傳承文化的使命，為桃園地區的書法發展奠定基礎。戰後，桃園因鄰近首都臺北，交通的發達使得居住人口不斷遞增，也為各地書畫會和民間書法社團帶來更多的書法交流機會。2021年「橫山書法藝術館」正式開幕，為全國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書法藝術館，受到全國書法界的關注。桃園地區從荒蕪之地，歷經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戰後時期，至今蛻變為書畫會蓬勃的地區，桃園的書法自古以來是如何發展的？又桃園古蹟廟宇之名家書跡呈現怎麼樣的風貌？至今尚無相關研究。　　本論文以在桃

園活動之書家為研究對象，從地方志、文獻資料、報紙期刊和碑碣匾聯等史料中，蒐羅書家留下之墨跡作品及其它詩社、書畫會等書法交流活動，並以「時代」的歷史劃分為主軸，將桃園書法發展分作「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及「戰後至今」三個歷史時期。藉由田野調查、文獻分析、作品分析的研究方法，整理桃園書法發展之相關資料，全面且完善地建構桃園書法的發展史，並與鄰近縣市之書法發展比較，分析桃園書法發展的願景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