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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的技藝

為了解決地籍 圖 看法的問題，作者馬克．布洛克 這樣論述：

　　馬克‧布洛赫是20世紀極為重要的史學大師，作為大師一生治史經驗的結晶，本書從歷史審美的角度著眼，為歷史研究的合法性進行辯護，提醒世人注重求真的同時，也要悉心保存歷史的詩意；在對歷史進行體悟的同時，要善於從歷史遺跡找尋歷史的脈絡，注重培養歷史學家的想像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變，提升歷史研究的境界。 　　馬克•布洛赫的這部《歷史學家的技藝》被譽為是「年鑑派史學的宣言書」。年鑑學派，在當時，是與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史學相對立的一個學派，也是對二戰後的整個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一個學派。如果說實證史學是自然科學神話的產物，它高舉「如實直書」的大旗，那麼年鑑學派的觀點就是，史學畢竟

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具有可重複性，而歷史一旦流走便不再回頭，時間、空間都無法再次交匯。由此觀點出發，布洛赫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史學觀，這便是其寫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的主要動因。布洛赫的新史學觀，是一種「大歷史觀」，強調從長時段考察人類歷史中的種種變遷極其原因。可以說，這樣的歷史觀，不論在寬廣度，還是縱深度上都要大大超過前人。 　　《歷史學家的技藝》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這本書的寫作初衷，是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作辯護。但這本書的最終寫作目的， 卻遠不限於為歷史學的存在尋找理由，而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從各個角度對歷史這門學科作了考察和分析，最後給出了「歷史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導言部分，作者論證了歷史學的「用途」。關於這一點，過去有兩派觀點，一是實證主義學派，這個派別唯恐歷史學因不具備「實證性」這個特點而被否決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身分；二是唯歷史的學派，這個派別在尋求歷史的確定性時感到相當棘手，因而只「向自己提出問題」，但不「回答這些問題」。而布洛赫認為，歷史學應當是一定成分的確定性和一定成分的普遍性的綜合。 　　作者還探討了「歷史應該研究什麼」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應該研究室的是歷史事實、歷史紀錄，還是歷史中的人？該研究哪一個時間段，過去？還是現在？布洛赫的回答是：因為生活在歷史事件中的一個個人，是當時歷史的社會基本構成，而且發生的任何歷史事實，也必然都會有人的介

入，因此兩者不應偏廢。關於歷史研究的時間段，歷史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不僅包括過去，而且也應該包括現在，並且，不僅指過去和現在，而且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因果關係。這種「真正的時間」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連續統一體」。布洛赫提出這樣的研究視野，目的在於通過研究可以「由古知今」且「由今知古」。他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諳熟過去，同時也應該關注現實，而這也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方向，通過研究某個社會的過去，來考察這個社會現在正在發生的現象的原因。 　　關於如何對事實進行觀察和研究的問題，作者認為，過去既然已經過去，就不會完全重現，所以「歷史學家絕對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實」。據此，布洛赫提出「通過觀察一種

現象所產生的其他現象來認識主要的現象」。這樣，就使得觀察過去和觀察現實的難度的區別大大降低，因為所有的事實都是在某一個事實鎖鏈上，任何一件被假定為發生的事情，只有在符合其相鄰的事實之因果關係的基礎上，才能夠被坐實。還有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問題：對看似已經確定的歷史事實，應該以「評判」為主，還是以「理解」為主。作者似乎更傾向於後者，更何況，理解是評價的先決條件。 　　這部書最後還是回到了對「大歷史」的論說上來。在作者看來，既然一切歷史事件都是時間鎖鏈中的一串，那麼歷史就應當被當做一個整體的對象來研究。在對歷史事件作出評價以前，應該排除偏見，不接受任何在研究前就給出的解釋。   作者簡介 馬

克‧布洛克（Mare Bloch，1886-1944） 　　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法國猶太裔史學大師。1929年，與同事呂西安-費弗爾合作，創辦並主編《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誌。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學（1921-1936）、巴黎大學（1937-1940）、蒙彼利埃大學（1941- 1942）等校教授。1943年，在里昂加入自由射手組織，成為抵抗運動的一員。1944年6月，被德國人殺害。著有《法國農村史》、《奇特的戰敗》、《封建社會》、《歷史學家的技藝》和《史學論文集》等書。20世紀末法國出版的《歷史科學辭典》稱他為本世紀兩到三位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或許，是他給予了歷史科學的變革以最具決定意義的也最

為持久的影響。 譯者簡介 張和聲 　　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西方史學史的研究。今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譯者的話 為歷史學辯護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有意」的史料與「無意」的史料 評判還是理解？ 獻給呂西安‧費弗爾 有關本書手稿的一點說明（呂西安‧費弗爾） 前言 第一章 歷史、人、時問 歷史學家的選擇 歷史與人類 歷史的時間 起源的偶像 過去與現在的界限 由古知今 由今知古 第二章 歷史的考察 歷史考察的一般特徵 證據 證據的流傳 第三章 歷史的考證 考據方法的歷史概要 辨偽正誤 考據方法的邏輯 第四章 歷史的分析 評判還是理解？ 從人類功

能的多樣性到人類良心的一致性 術語 第五章 歷史的因果 再版後記 2013年版譯後 馬克‧布赫克年表 導讀 　　本書的正確翻譯名稱應為 :為歷史或歷史學家道歉（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etier d'historien），作者主要思索史學三大問題，歷史的考察、考證、分析。全書舉例甚多以闡述主題，由於本書尚未完稿作者即逝，內文博大精深，本文試圖詮釋、歸納分析其著作真諦。 　　在認識論和歷史中，史學方法是指史學家工作過程、手段、規則和背景的所有思考。它試圖解釋史學家如何產生歷史解釋，確定被認為的道德操守方法，或至少是有效的方法。史學方法包括確定歷史事件的

原因及其後果。 　　資料研究和考查 　　如詞源學所指出的那樣，歷史首先是一項考查。只讀古人留下的文字紀錄是不足以知道發生事件全部面貌，因為它沒有反映整個歷史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它們可能是部分或全部虛假或歪曲資訊。此外，資料的研究和考證不應僅限於書面資料，這將是太過於簡單也太侷限了。 　　布洛克（Marc Bloch）說：沒有一個埃及學家看到過拉美西斯，沒有一個研究拿破崙戰爭的専家聽到奧斯特里茨戰役的炮聲。我們只能通過目擊者的紀錄來敘述以往的史實。換言之。與對現在的了解相反，對過去的了解必然是間接的。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不限於敘述性來源，即直接報導所發生事件的來源（例如中世紀

編年史或報紙文章）。歷史學家還得益於一個更大的資料庫：檔案來源。這些檔案包括所有檔案，其主要目的不是提供歷史資料。因此，人民繳納皇家稅和一定數額的稅款都有列表，其在歷史意圖上並不是有意的。但可以讓我們了解舊制度下的財富等級。 　　在開始閱讀資料來源之前，歷史學家一直在思考能夠解答歷史問題的檔案。這個問題將決定來源。保魯斯（Antoine Prost）用一幅美麗的畫面概括了這一想法：「歷史學家不會隨意放下拖網，看它是否會捕魚，以及誰會捕魚。」 　　現有資料來源的範圍不斷擴大。如果長期以來研究都是以書面資料為基礎的，歷史學家現在正在做所有事情。費弗爾（Lucien Febvre）寫道：「歷史可

能是以書面資料為基礎的。但如果沒有書面檔案，就必須在沒有書面檔案的情况下進行。歷史學家的聰明才智可以讓他用來製作他的蜂蜜，而不是平常的花朵。[……]歷史學家的工作中最令人興奮的一部分，難道不是一直在努力讓沉默的事物說話嗎？」為了瞭解土地景觀和結構的演變情况，布洛克研究了十九世紀的地籍。同樣地，考古學提供了與傳統來源相比的獨特數據。 　　資料來源考証 　　歷史學家從來沒有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得到的資料來源是沒有問題。他必須對資料來源抱著批判態度。這種懷疑也是這個行業的一個特點。我們必須向毛里斯（mauristes）和博爾蘭主義（bollandistes）僧侶致敬，因為他們為十七世紀的歷史辨偽正誤

奠定了基礎。有條不紊的學院派歷史學家朗格盧瓦（Langlois）和塞若博（Seignobos）將採用這些規則，但其缺陷主要涉及書面證詞。 　　布洛克認為在所有歪曲證據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過於有意作偽。作偽有二種形式。第一種是假冒作者和年代，用法律語言來說就是犯偽證罪。第二種形式是内容的不實。《高盧戰記》的作者是沒有爭議的，但凱撒有意識地在書中歪曲和隱瞞了大量事實。 因此，它們區分不同類型的考證： 　　1）外部考證涉及該檔案的字元，如紙張、墨水、書寫和印章。因此，一封被稱為12世紀的紙張信件肯定是假的，因為當時人們寫在羊皮紙上。這種考證需要有古文字學、紋章、年代、外交和金石學方面的知識。

　　2） 內部考證是基於檔案的連貫性。顯然的，1225年下旬的菲利•奧古斯都憲章是偽造的，因為這位法國國王於1223年去世。 　　3） 史料來源的考證觸及了史料源頭的起源。歷史學家將就證詞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得出結論。我們很清楚，一個官方歷史學家的歷史往往誇大了他的王子的角色和品質。因此對他說的話存有懷疑，同樣地，一個參與者撰寫的關於一場戰爭的敘述與50年後出生的男子的敘述不一樣。 　　4） 範圍考證涉及文件的收件人。例如，一名省長在向內政部長彙報時，會傾向於盡量減少影響他所在部門的麻煩，以免他的上級把他看成一個不稱職的人。 　　關鍵方法也基於證詞的比較。當他們一致的時候，這是事實真相的標誌

。另一方面，當一個證人被其他幾個人反駁時，這並意味著他撒謊或錯了。其他證人可能依賴同一個錯誤的消息來源。 　　一旦證詞通過這個有條不紊的檔案被篩選出來，歷史學家就試圖解釋文字的含義。仍然需要扎實的歷史知識。如果無套褲漢在請願書中聲稱對小麥「徵稅」，那就不應該理解他們是在要求建立一種稅收，而應該是徵收最高價格。對於業餘愛好者來說，某些詞的意思可能導致誤解。 　　盎格魯-撒克遜史學使歷史學家對閱讀文章（新歷史主義、語言轉向）所能得出的結論持謹慎態度。 　　談論來源的新方法 　　這些批評的不同階段將使我們相信，歷史學家的工作實際上是閱讀文本，消除錯誤，找出錯誤和不準確之處，以便發現實際發生的

情况。這是一條捷徑，但掩蓋了歷史方法的豐富性。 　　蒐索現在知道如何利用檔案，甚至是偽造的檔案。有時，檔案的含義比其實際內容更多。一個非常主觀和有針對性的證詞將提供有關證人陳述制度的資訊。因此，歷史學家並不總是旨在確定事實的真實性。 　　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豐富了歷史學家的方法。社會學或經濟在傳播統計資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學家們就在他們的推動下，形成了價格曲線，死亡率曲線和生產曲線。這是他們工作中的一場革命，因為這些連貫（或定量）方法表明，與輿論的看法相反，歷史事實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是建立這些事實。另一項貢獻是語言學，它通過蒐索裡面的關鍵字來閱讀發言。通過對詞彙的分析，一些團體（共產主義

者，共濟會……）的意識形態及其思想的演變得到了更加突出和清楚。 　　歷史事實的連結 　　從他的消息來源，歷史學家揭露了事實。然後他試圖重新組合那些看起來像他父母或者屬於同一主題的人。每一個歷史事實都有一個或多個原因；歷史學家必須發現這些原因。儘管歷史的某些方面所面臨的挑戰較少，但這項任務有若干困難：文化歷史或主題——尤其是繪畫——需要更多的描述，而不是尋找原因。在其他情况下，確定因素非常重要。歷史學家利用他的判斷、想像力或經驗。這是一種不科學的方法（歷史不是一種精確的科學，而是一種人文科學），需要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並提醒人們注意一些警告。 　　首先，我們很難代替過去的人，因為他們生活在與

我們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也不象我們想像的那樣。在這方面，費弗爾（Febvre）建議歷史學家不要相信「心理不合時宜」。在我們看來不合理的行為在過去似乎是合理的。因此需要充分了解當時人民的代表制度。 　　第二項預防措施是查明原因的複雜性。從來沒有一個原因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多方面的事件，其中一些是導火線（謀殺奧地利大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另一些則是更廣泛的背景（如20世紀初民族主義的興起）。由於强烈的外交環境，其中一些是决定性的，另一些則是軼事。讓我們承認，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够自稱確定一個事實的所有歷史因素，並確定每個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歷史不應陷入意識形態歷史。事實上，歷史

學家處於一種特殊的境况，他知道會發生什麼。讓我們舉一個研究者的例子，他描述了法國（1940年）對德國的戰役。知道最後的失敗，他冒著堅持法國軍隊弱點的風險，這是一種有偏見的解讀。法國軍隊有其優勢。忽視它們等於掩蓋了歷史現實的一部分。 　　最後，布洛克說，「歷史上的原因和其他原因都不存在。他們在互相尋找」。實際上，歷史學家有時會陷入困境。有多少次有人讀到一個國王參戰，因為他的軍隊規模較小而戰敗？這是可能的，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國王們儘管在人數上處於劣勢，但還是贏得了戰爭。如果國王因此而失敗，那麼歷史學家必須證明它，而不是假定它。 　　真相的意圖 　　在十九世紀，德國人蘭克（Ranke）解釋說

，歷史的使命是「如實直書」。換言之，任何歷史紀錄的規則都是尊重事實真相。希羅多德也早就說過「如實記載」為此，歷史學家要用大量的證據表示嚴謹。一般而言，一篇文章或一篇歷史論文都有註腳，作者在註腳中提供資料來源的參考資料（存檔編號或舊書的標題）或提到他的同事的作品。因此，讀者必須設法核實歷史學家的論點。至多可以找到註腳中提到的來源，或在該書的附錄中重述。 　　由於對真相的要求，歷史學家被要求客觀。讓我們承認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任何人文科學研究中，無論是自願還是無意識，研究人員都會自行傳遞一部分。馬羅（Marrou）列舉了歷史著作的所有主觀要素：主體的選擇和劃分、所提出的問題、所採用的概念、關係

的類型、解釋系統，每個人的相對價值。懷特（White）堅持了研究者不可能客觀的想法：就像小說家，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觀。 　　普羅斯特（Prost）在其歷史思考中傾向於使用「距離和公正」而不是客觀性。歷史學家必須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誠實。具體來說，這意味著拋開自己的觀點，壓制相互衝突的論點。歷史學家並不評判歷史現象和人物（這是好的，這是壞的），而是試圖理解這些現象和人物。當研究者解決道德上應受譴責的問題時，這種態度並非沒有在公眾輿論中造成某種不理解：納粹主義，奴隸制，殖民化。 因為在某些人看來，試圖理解是有道理的。 　　這種對真理的追求始終是不完美的，對於所有試圖確定事實和理解人類行為的

意義的科學（即解釋學科學或精神科學）來說也是如此。一方面，因為歷史學家從來沒有任何資料可以顯示事件。這些檔案要麼已經不存在（有多少檔案因1944年的轟炸而佚失），要麼就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為沒有人能自稱掌握決定的所有來源，所有的動機，所有的非理性。在歷史作品中，假設往往與確定性共存。因此，哲學家里克‧烏爾（ Ric ur）對歷史學家所說的真實性和他所寫的「真理的意圖」的說法作了微調。真相是一個目標，而不是歷史性言論。 　　對馬羅（Marrou）來說，毫無疑問，歷史學家必然是一位優秀的作家。因此，歷史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學體裁。但也要傳達打破敘述邏輯過程的眾多因素：矛盾論文的提出，假設的發展，概

念的插入和解釋，統計的評論，對一個來源的不完美，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信息。認識到有時候歷史學家不會為這些複雜因素而煩惱，以免給讀者帶來厭惡。 在這種情況下，報紙文章與歷史文章之間的區別已不再明顯。 　　敘事是最常見的歷史話語形式。它具有易於遵循的優點，特別是當您想要顯示事件序列時。序列通常按時間順序排列。然而，歷史學家很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使用敘述。他經常停留，以描繪社會或其主題的地理範圍。有時候，歷史學家在介紹其研究成果時偏愛這種表格形式。歷史學家有權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然後，歷史文本的組織將比按時間順序更具主題性。事實上，表格取決於所涉及的主題。，一本關於羅馬城市規劃的書籍將採用這幅畫，一本關

於聖路易斯的書籍將以敘述的形式出現。杜比（Duby）所撰寫的星期日的布汶（Dimanche de Bouvines）不是對布汶戰役的經典渲染，而是對1214年戰爭，和平和勝利的意義的反思。 　　歷史意義 　　它是一個定義和影響過去事件的社會記憶的歷史編纂概念。歷史學家認為日期和事件的知識是歷史的主要內容，或「一階知識」。他們把歷史意義作為研究第一內容的一個方面，認為它是第二或「二階知識」。然而，選擇和描述日期和事件的管道常常被用來賦予意義，而不承認偏見，正如丘吉爾（Churchill）和福柯（Foucault）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歷史意義是研究歷史的中心話題，它通過對當

代文化的各種對象（郵票和鈔票上的影像、街道名稱等）研究它可以有效地指導學生瞭解文化背景如何影響對歷史的感知和他們的偏好。 　　歷史意義通常是根據預先定義的標準來判斷事件。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任何遺址作為世界遺產，前提是它「對一種文化傳統或一種文明有著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證明」。然而，這些標準往往是主觀的，感知上有偏見或不可用的。因此，將任何事件作為歷史意義上的重大或非重大問題仍然面臨挑戰。   劉增泉 書於淡江大學文學院研究室 1 歷史學家的選擇 「歷史」是個十分古老的名詞，有時使人們感到厭煩。當然，人們還不至於想把這個詞從詞彙中澈底刪除，即使是涂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也為「歷史」留下了一

席之地。不過我們要知道，他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將歷史放逐到人類科學中的一個可憐的角落裡。儘管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事物都可接受理性的分析，他們卻把所有被其視為最膚淺和變幻莫測的人類事實，封存在那個隱蔽的地牢裡。 與此相反，在這裡我們要從最廣泛的意義來闡述「歷史」一詞。在人們研究探索的道路上，這個詞並沒有預先設置什麼禁忌，它可以隨意指個人的探索，也可以指社會的探索；它可以指轉瞬即逝的震盪，也可以指曠日持久的演變。它本身並不包含教條，它最初的含義，無非就是指﹁探索﹂罷了。自然，從兩千多年前人們第一次說到這個詞以來，「歷史」的內涵已有極大的變化，一切有生命的詞彙無不如此。如果科學每前進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詞的話

，那麼待命名的東西就會有成千上萬個，學術界得為此虛耗多少光陰啊！ 「歷史」一詞產生於輝煌的希臘化時代並沿用至今，我們現在所謂的「歷史」已遠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歷史」，正如開爾文勛爵和朗之萬的「物理學」已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一樣。那麼，我們所謂的「歷史」究竟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真正」的問題時，在一開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義將是毫無意義的。道地的工匠怎會拿這些框架來自尋煩惱呢？在追求尚未確定而有發展前途的知識時，人們會產生一種朦朧的衝動，而煩瑣細微的定義不僅會扼殺這種創造性智慧的火花，還會進而束縛人們的思想，這才是最大的危險。迪萬．萊克希考格拉夫曾言：「這個課題或探討

這個課題的方法無疑是誘人的，但是，當心點！莘莘學子，這並不是歷史學。」難道我們就像古代行會那樣，把任務按規定項目派給同行的成員，並永遠照章辦事，乾脆將事情留給老師傅來做嗎？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就比較明智，他們從來不去為物理或化學、物理化學或化學物理（假設有這個詞）的權利而爭辯不休。

地籍 圖 看法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農牧用地變更之土地價格增值歸屬 -以澎湖縣馬公市為例

為了解決地籍 圖 看法的問題，作者廖茂凱 這樣論述：

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的修法，係為了改善農地生產、生活條件及產業結構，以提高農地效用與競爭力，放寬農地使用相關管制，農地市場形成自由交易的市場，雖然農地補足用地需求，但也因為需求的增加，造成農地轉用亂象及價格高漲等情況。澎湖縣依據現行法規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辦農地變更，以寬鬆之變更條件，如無自用住宅並設籍滿2年以上者，即可以自有的農地申請變更為住宅使用，在過去農地變更為解決住宅用地不足，如今造成當地農地面積持續減少及房地價上漲等問題。過去較多研究是針對農地變更後的效益與影響，但對於農地變更增值利益的歸屬對象研究不多，增值利益歸屬對象的確認是重要的，才有辦法針對「人」調整條件與限制。本文

探討農地變更後對於農地交易價格之影響，以做為農地政策及後續管理之參考。本文研究農地變更頻繁且具獨特性的澎湖縣，藉由成對樣本t檢定，檢定農地在變更前後及建築前後等3種土地價格間差異程度，選擇農變建房地不動產價格、農變建土地交易價格及農地交易價格等3種價格樣本，並且分為的農變建建築前後土地交易價格組及農地變更前後土地交易價格組，收集2012年至2021年實價登錄之農地買賣交易資料、地方政府之農地變更統計資料及地政事務所之地籍資料，針對農地交易市場的二個重要因素：價格(農地及房地買賣價格之土地價格)、數量(農地買賣數量及申請核准數量)進行實證分析。針對資料性質及特性，選擇成對樣本t檢定進行實證，實證

結果發現：一、農地政策明顯提高農地 價格與交易，且增值之價格中隱含農地資產化效果，農地增值利益大多被新地主取得，也造成農地低度利用與生產效益低。二、農地政策影響農地短年期交易量增加，非長期持有土地並從事生產。三、農地政策應針對「人」進行調整申請許可條件與限制。

打狗公園野望

為了解決地籍 圖 看法的問題，作者李文環蔡佩蓉 這樣論述：

　　打狗公園在以往的相關文獻研究中，始終是配角而非主體。本書以「公園在都市規劃與發展的文化角色」，做為這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在此概念下，試圖探究公園歷時性各階段的空間構成，以及各階段公園空間的文化現象等。這本名為《打狗公園野望》的專書，雖聚焦於比較不為人知的「打狗公園」，實際含括了壽山的地景文化史。而打狗公園翻轉了長久以來人們對打狗山的觀看和運用方式，於是，這山有了新的契機，在「看」與「被看」的文化模式中，開啟一種山與海港、人與自然的長期對話。 作者簡介 李文環(Wen-Huan Lee) 　　高雄市大寮區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文學博士，目前任教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致力臺灣文化資產及地方文史之研究。過去五年作品有：《糖鐵旗尾線的歷史變遷與遺產》、《港都首部曲哈瑪星》、《一本就懂的台灣民俗》等三本專書，以及〈日治時期安平港對外貿易之分析〉、〈蚵寮移民與哈瑪星代天宮之關係研究〉、〈安平移民廟：高雄市哈瑪星文龍宮之研究〉、〈高雄港港史館歷史變遷之研究〉、〈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等數篇論文。   蔡佩蓉(Pei-Jung Tsai) 　　高雄市苓雅區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喜愛策展、熱衷地方研究，目前就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市長序 │ III 局長序 │ V 自序 │

VII 書前 │ 1 第一篇 話說打狗山 │ 21 一、走入歷史的打狗山 │ 023 二、開山的人與事 │ 033 三、山的文化書寫 │ 042 四、遍山的岩石開採 │ 053 第二篇 打狗公園的打造與翻轉 │ 65 五、湧泉與上水道 │ 067 六、市區改正與打狗山造林 │ 077 七、打造打狗公園 │ 085 八、翻轉山的文化 │ 101 第三篇 壽山紀念公園的文化形塑 │ 121 九、以「紀念」為名的公園擘劃 │ 123 十、建置歷程與地景體系 │ 143 十一、公園的文化動員 │ 171 十二、登高野望的文化再現 │ 192 第四篇 壽山公園的變與不變 │ 217 十三、要塞

管制下的文化變異 │ 219 十四、戒嚴下的中山公園與壽山公園 │ 236 十五、壽山公園的地景變異 │ 256 十六、被淡忘的壽山公園 │ 281 第五篇 走讀公園的文化遺產 │ 299 十七、從逍遙道而萬壽路 │ 301 十八、從御通道而千光路 │ 322 尾聲 │ 335 參考書目 │ 345 作者序 　　近幾年，個人比較有機會和時間從事高雄市臨港街區的調查，特別是有關哈瑪星的研究，從代天宮、文龍宮、春田館、武德殿、北號誌樓、鐵道高雄機廠、蓬萊港區，乃至整體街區文史脈絡的建構和詮釋。而壽山，橫亙於哈瑪星的北側，這曾經是海底下的珊瑚礁，如今卻成為綠意盎然、奇峰怪石的美景，魔幻般蛻變

的景致就座落熱鬧的市街旁，如何不是老天賜予高雄人的最佳禮物呢？身為高雄人的我，長久以來，大高雄是我學術生涯所關注的議題；熱愛爬山健行的我，從青年到中年，登壽山已成了我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論高雄或壽山，這一系列研究作品，在學術上補充了高雄市於二十世紀發展的樣貌，也有助於釐清、深化身為高雄人的我在某些生活經驗和記憶的回憶，對個人而言，兼具知識和生命的雙重意義。 　　個人對壽山的學術關注始於2006年間，當時與成功大學歷史系陳梅卿教授受託撰寫《高雄市右昌楊家族譜》，其中，楊家在萬丹港的魚塭養殖事業，令人印象極為深刻。萬丹港即今左營軍港，楊家在前軍港時期在港內圍築龐大的魚塭產業，意味著這座位於打

狗山北側的港口有著某些深刻的產經和社會時代意義。因此，我在楊家家族史的基礎上，擴大延伸探究萬丹港的研究，同年發表〈漁塭變軍港—萬丹港之歷史地理研究〉乙文，初步勾勒前軍港時期打狗山北側港灣一帶的歷史演變，也密切注意到荷蘭時代有關打狗山的林木開發。這項研究開啟我對打狗山及其南北兩座港口的歷史關注，於是在萬丹港之後，接著展開山之南的打狗港研究。 　　2009年，我發表〈從漁夫島而水師營壘—近代以前旗後的歷史地理與聚落發展之研究（1603-1855）〉，除了釐清近代開港以前旗後島的歷史變遷之外，也意識到早期文獻如〈東番記〉中所謂「打狗嶼」的空間指涉問題，從而對十七世紀的打狗山有了進一步的看法。在這二

篇嘗試性作品的基礎上，2010發表〈猴山/打狗vs.萬丹港/興隆庄—十七世紀高雄重心移轉試論〉，正式提出十七世紀打狗山地區發展趨勢的轉變。個人認為，打狗，就荷蘭人的空間指涉而言，初期是指今日的哨船頭一帶，1630年代後逐漸擴大泛指整個打狗山區一帶，中國移民來此從事石灰石開採、林木砍伐，並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獎勵推廣下種植稻米，開啟另一波的發展趨勢，從而決定十七世紀中期以後，今日高雄地區聚落重心的移轉。就農業水利條件來觀察，北高雄優於南高雄，致使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高雄平原的重心明顯匯集至北邊的後勁溪、萬丹港一帶。清初，鳳山縣縣城定於興隆庄，其實是十七世紀高雄地區聚落發展的總結成果。 　　個人有關打

狗山的山南山北之討論，畢竟只是壽山遙遠的歷史背景，距離打狗公園或壽山紀念公園的地景討論仍有一段距離。2012年，蔡佩蓉在我的指導下完成碩論〈壽山，誰的意象？日治時期公共空間的文化意涵之研究〉，論文具體指出壽山紀念公園在地景上兼具現代化、日本化與殖民化的文化意義。這項研究成果，有助於個人對日治時期高雄市都市規劃的認識。因此，當2013年個人展開哈瑪星的歷史研究時，曾對1908年打狗市區改正中打狗公園的規劃有了初步的討論，後來在《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乙書中，初步勾勒打狗公園的範疇與文化特色，當時就認為，打狗公園坐落住商密集的山下町與湊町之間，兼具現代都市生活與休閒、美學與神聖性。只是，在這些作

品中，打狗公園始終是配角而非主體。因此，當二年前市府都發局前主任秘書、現任經發局副局長高鎮遠向我提及有意出版有關打狗公園的書籍時，我滿口答應，至今銘感於懷。 　　都發局願意共襄歷史研究，這絕對是一項很好的創舉，這也提供個人在研究底蘊上和潛在命題上的某些視角。於是，公園在都市規劃與發展的文化角色，始終是這本著作的核心概念，在這個概念下，本書試圖探究公園歷時性各階段的空間構成，以及各階段公園空間的文化現象等。這些概念和構思的鋪陳相對容易，然而公園實際地景、遺構變遷劇烈，歷史文獻相對稀少，研究起來格外費力。為了克服這些窘境，在有限的時間和人力之下，我把實地調查的重點投注在戰後違建群的住戶訪談，試圖

取得戰後公園地景的一手訊息。然而這是一項具挑戰性的工作，受訪者人數之多以及或多或少的排斥性，都會阻礙工作的進行，還好，本案專任助理同時也是共同作者蔡佩蓉，在范棋崴、吳瓊月、翁渙瑤、吳佩儒、曾瀞鋐等人的協助下，克服困難，收集不少戰後諸多地景背後的訊息和說法。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對整體公園地景的文史變遷，也逐漸了然於胸。 　　從了然於胸再撰寫成可供閱讀的文稿，耗盡了我今年 ( 2018 ) 暑假的日日夜夜，不過卻相當滿足而快樂。這本名為《打狗公園野望》的專書，雖聚焦於較不為人知的「打狗公園」，實際含括了壽山的地景文化史。對我而言，壽山已是我二十幾年來生活的一部分，在與它長期親近中琢磨著生命的渺小與

偉大，在滿足生命最基本的渴求後，從而體會人生永不停歇的自我追尋。因此，寫壽山其實也是我個人對於過去二十幾年來某些生命歷程的審視與再定位。縱然這本作品仍有所不足，然在我心中，它同山的氣息交融凝聚，散發出如茶香般清淡而雋永。 　　實際寫作過程宛如一步一步登山。從山腳到山頂，每一步道上都有登山人的汗水，登山途中是對意志力的挑戰，如果你不堅持，如果你不屏氣凝神，如果你不有所期待，又怎能嚥得下氣喘吁吁的疲倦，又怎能體會，那到達目的地後的一身清爽，而把塵囂全部置之山下。此刻，寫書人同登山人一樣沖淡平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放下" 吧！ 　　8月23-29日，高雄豪雨不斷，平日乾燥的壽山在滂沱大雨洗滌後

，格外顯得鮮綠。幾次利用雨勢間歇上山，因而有幸親睹久違的瀑布，當下想起百年前本多靜六曾為壽山規劃設置瀑布的想法，不得不佩服這位日本公園之父的洞見。那天，我站在瀑布前許久，看著直流而下、湍急而去的雨水或泉水，筆墨抒不盡這奇景般的萬般情緒，多麼希望更多人可來此親自感受。 　　最後，這本書得以付梓，首要感謝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的大力襄助，前局長李怡德、現任局長王啟川，兩位局長是本書最有力的支持。調查研究過程，承蒙鹽埕地政事務所提供寶貴的地籍圖和土地登記資料，眾多受訪者不厭其煩地接受採訪提供寶貴訊息，以及將本書編排設計得有其特色的李宜樺，她簡直就是我的美編特助，對於常常突如其來的修修改改毫無怨言，而

各位助理們的辛苦也不只是三言兩語。謹此一併致謝。 書前 壽山公園，特別是忠烈祠以南山麓至西子灣一帶，這裡曾是臺灣戒嚴時期高雄人休憩、觀光客遊覽的勝地，筆者也不例外。還記得第一次是搭車上山。車子搖搖晃晃沿著山徑直抵忠烈祠，那時候參觀忠烈祠的人潮特別多，甚至可說人們只會在忠烈祠遊憩。遊覽車總是帶著一批又一批的遊客、學生，如朝聖般地到此一遊，因此縱然走了一遭，往往只記得忠烈祠，而滿山青綠卻容易記憶模糊。直到1989年吧！有次到中山大學拜訪友人，事後騎著摩托車從宿舍後門沿著山徑回家。車子一出後門的警衛亭，山徑在此呈Ｕ型大轉彎。後來才知道，上坡那條叫萬壽路可抵忠烈祠，下坡的路叫千光路通往哈瑪星。還記

得當時我選擇走下坡。當摩托車向下滑行時，眼界也為之開闊起來，一邊是山壁陡坡，另一邊是緩坡後的街區，街區遠處是高雄港。那街港一氣的景緻吸引著我，駐足，流連。從此之後，那海港遠景襯托山坡錯落著瓦厝交織市街排排樓房的畫面，深深烙印，因而對壽山也起了更多的好奇。同一年，第一次從龍泉寺登山口接觸柴山。在穿過排排矮房所包圍的彎曲小巷後，進入鳥道小徑。不久，眼前蒼鬱林木、古藤盤繞，陽光只能稀疏散落，換來一抹陰涼；處處鳥鳴聲，偶聞猿啼叫。這宛如桃花源般的野趣，令常住都會的我萬般驚嘆！壽山與柴山實同一山脈，名字深烙著人們對山的不同認知與風情，前者可眺望港街一體的遼闊，後者可體驗原始林般的野趣，這野／望，使我想起

中國唐代詩人王績(589-644)的作品〈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王績刻劃蕭瑟般的山野秋色，流露詩人的孤獨抑鬱，抒發惆悵孤寂的情懷。其運用素樸文辭寫情、繪景，結構出情—景—情的詩句律動，體現自然、人與山之間的互動情懷，開啟五言律詩的典範。

以人為本？澳門交通環境及使用經驗檢視

為了解決地籍 圖 看法的問題，作者張秋成 這樣論述：

澳門自從2002年賭博專營權開放，以及2003年中國政府實施中國大陸居民「港澳個人遊」之後，社會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生活水準相應提升，人口及機動車輛之數量亦穩步上升，道路交通壓力亦日益增加。　　儘管澳門政府下了一些功夫在處理交通問題，例如鼓勵步行、多使用公共運輸，建設不同的交通設施以便利行人或行車等。不過這些設施又是否真的能夠符合居民的需求？又是否能與目前街道的活動相配合？這方面就是比較視乎居民的使用經驗，以及整體環境是否真正能夠從交通的改善能夠滿足大部人的需求。然而在交通的改善上，目前現有的政策多半為從運輸觀點出發的量化研究，如道路流量、人流量、註冊車輛數量、交通事故統計等，人本空間發展

視角的探討則相對缺乏。為回應這樣的研究缺口，本研究以「人本交通」為主體，檢視澳門的交通設施、交通環境，在一個政策發展的大方向當中，從居民感受的角度去看待澳門交通問題。　　本研究包含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檢視澳門街道與交通的發展歷程，街道特性與使用者經驗。研究結果顯示，目前澳門的交通環境的安全性跟便捷性算是不錯，而公平性及環境協調性上則仍有進步空間。在整個理想的人本交通環境而言，受訪者對於澳門目前的街道環境及交通互相拼合之後，對整體的環境並非滿意，主要是因為人車太多，以及設施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使居民對於街道活動帶來的好處或愉悅感還比不上交通整體所帶來的困擾與壓力，距離理想中真正的人本交通仍

有很大一段距離。受訪者都比較集中於提到需要限制汽車的發展，但是居民普遍的思維則仍未完全跟得上。而澳門街道環境與沿街活動之間有著正面的相互影響，雖然在實際上還是因為交通環境無法處理太多人口而使部分行人以步行作為對交通壅塞的抵抗手段，卻能夠順便轉移交通流量。整體的狀況雖然有人本的考慮，然而實際操作上不如人意。當中的「人」，在澳門實際上是包含各種運具的不同使用者，當中出現的各項小問題加起來就呈現出混亂的狀態且顯得顧此失彼，是基於澳門的城市特性、人車密度，以及政府與民間對於交通發展的方向缺乏溝通，同時亦缺乏觀念的宣導。但實際上澳門的交通問題也牽涉其他各方面的社會問題、各項運具自身的問題等，後續研究可將

這些因素納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