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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問題本位學習法在國小五年級能源教育之行動研究

為了解決崇明國小112教科書版本的問題，作者喻雅蘭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以問題本位學習（PBL）方式，規劃設計並實施適合國小五年級學生的能源教育課程，並希望透過應用PBL，教師藉由學校所面臨真實的能源問題呈現、情境的模擬，讓學童經由合作與討論的方式，在其現有的知識基礎上，瞭解並決策所欲建構的知識範圍，進而實踐其所決定解決問題的點子，以培養國小高年級學童對問題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其能源方面的素養；並經由教學實務經驗，探究分析其實施歷程中所遭遇之困難、解決方法及結果，評估其教學成效，最後探究教師實施PBL能源教育課程的自我省思及專業成長。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採行動研究法，以南投縣某國小五年級一個班級共27位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者本身為主要研究工具，

透過觀察、訪談、課程活動紀實、學生作品、教師手札與文件紀錄等資料進行質性研究，輔以學生自評、小組互評等量化資料進行分析與檢證。最後將上述研究發現綜合歸納，提出以下之結論：一、在以節約能源為學習主題之PBL能源課程之規劃設計中，搭配行動方案之實踐，並輔以多元化教學活動，可自然統整各學習領域，促使學生運用及發展多元智慧與能力。二、進行PBL能源教育教學時，給予小組討論充分的時間，並以思考教學、圖像組織教學為輔助學習策略，提供思考提示單引導，可改善學生思考力不足、教師引導角色轉換不易之困境；討論時運用大張可重複書寫海報紙作紀錄紙，並以圖像組織(心智圖、概念圖)呈現，可改善學生記錄過慢、發表困難之困境

；結合理論與實務，終以發展節電宣導行動方案，並具體實踐來呈現學習成果，使得生活周遭的能源問題得以真實解決。三、透過PBL能源教育課程，能增進學生對節約能源的認知、情意以及實踐行動，提高學生對能源科學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培養解決能源問題的能力，並且也會延伸應用去解決其他生活中的問題。四、透過PBL能源教育課程，學生能發揮資料蒐集的能力，展現合作的學習態度，增進個人的學習成就感與學習動機，並能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思考、組織、策略規劃及執行的能力。但PBL課程對學生而言，學習挑戰性高。五、教師的自我省思與專業成長，包括：(一)教師成為學生的學習鷹架工程師、課程運作的導航者。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

，讓師生彼此學習尊重、互助合作與欣賞。但是PBL對教師教學挑戰性大，教師需具備更加深厚的教學能力及臨機應變能力。(二)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須循序漸進的學習，對PBL初學者應重視其能力的培養，更甚於知識的累積。(三)教師透過PBL能源課程規劃設計歷程，提升了學科統整應用與教學的能力。此外，研究者根據以上之研究發現與結論，歸納提出一些建議，以供教師個人、學校行政，以及後續研究者參考。關鍵詞：問題本位學習、國小學童、能源教育、節約能源

近代漢人的西藏觀：1912-1949

為了解決崇明國小112教科書版本的問題，作者簡金生 這樣論述：

國際藏學界自1980年代末期起已有不少專著在探討西方人所建構出的特定西藏觀。藉助薩依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的概念，大體而言，這些著作批判性地指出西方世界的西藏熱潮所隱含的東方主義傾向。數世紀以來，西方人已創造出一個神話的西藏、精神上虛擬的西藏。相較之下，在漢人如何塑造西藏形象這一問題上，卻只有極少的討論。從清末起，在西力的衝擊下，漢藏關係完全不同於以往模糊而特殊的天朝藩屬體系；自1912年起，從北洋政府至國民政府的歷屆中央政權，也未曾有效管轄過西藏。當辛亥革命推倒大清帝國後，現代中國關於國家疆界與民族成員的想像裡，始終包含著西藏，在當時的漢人政治與知識菁英看來，西藏仍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將其主張與想像投射於過往的歷史。因此，在現代中國之民族國家打造的過程裡，西藏並未因其政治上脫離中國的掌控而空缺。西藏不斷地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官方檔案、撰著、考察調查報告、旅行日記等文本裡，形成時人認識西藏的知識來源。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從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切入，探討漢人是如何書寫西藏與傳佈西藏的論述，以求填補這一議題在目前學界研究上的空缺。再者，辨識出漢人所持有的西藏觀，亦可與西方人之西藏觀做相互比較，以期與國際學界對此項已有不少討論的議題進行對話。民國時期漢人的西藏觀並非特異而斷裂地存在，因此也將探討漢人的西藏觀是否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有所變化。本文共分六章。第一

章「漢人對西藏的種族與地理之認識」，將先從清末至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科書入手。教科書文類裡的西藏形象，涵蓋本文要討論的三個議題：宗教、性別與社會。教科書的普羅性，足以證明在政治與知識菁英的上層知識之外，一般社會大眾接收到的西藏觀是最通俗的形式。教科書裡對西藏最重要的偏見是關於「喇嘛教」與「一妻多夫」的解釋，而教科書其實也是知識菁英的作品，這些作者通常又都是西藏問題與佛學研究的外行，所以教科書的寫作依據來自更專業的專家。其次，針對“Bod”、“Tibet”、「西藏」與「吐蕃」等幾個名詞作說明，並指出民國時人在討論西藏的歷史、種族與地理範圍的過程裡，都傾向於將西藏與中國及中華民族作連結。這些討論都與

漢人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為何的關心密切相關，同時也接收並再轉用來自西方與日本的知識，據以反駁各種不利於漢藏同源的說法。第二章「『主權關係』之下的『西藏問題』，主要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與相關檔案，說明北洋政府與南京政府在與西藏當局互動的過程，雙方在主權認知上的差異。相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中國政府提出「檀越關係」的解釋，民國歷屆政府並未接受，而是堅持中國歷史上在西藏的權力是固有主權的一部分。在指出中藏雙方的不同認知之外，也藉由檔案、文獻中「漢藏」與「中藏」這些詞彙的變化，來說明國民政府其實並非一開始就意識到西藏的存在是國家之內民族差異的問題。由於英國始終是中藏交涉過程裡最關鍵的第三者，因此，對英國帝國

主義在西藏實力的想像，甚至可依據清中葉關於鐵路修築計畫的傳聞。西藏作為中國民國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國家進行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故會依據官方的「籌藏」現代化計畫說明，在各種計畫裡，宗教與教育始終是最受關注的部分，這甚至還表現在同時身負國民政府情報收集之任的漢僧所勾勒的方案裡。漢人對西藏佛教、西藏社會與西藏婦女的負面認知，其實都有更久遠的來源。因此，第三章「西藏『喇嘛教』：佛國勝地？抑或婆羅門外道？」，討論自清代起的相關文獻。對西藏宗教的偏見，除了元、明、清三代以來所累積的負面評價外，從清中葉起魏源在《聖武記》裡就已經定下對西藏史與西藏佛教的錯誤敘述。到了清末，這些成見又加入來自當時日本與西方對印度

佛教及西藏佛教的「客觀」研究，從而將西藏佛教視為充滿怛特羅與巫術的迷信宗教。其次，要進一步分析，在當時另一股向西藏佛教密宗取經的熱潮裡，漢傳佛教僧俗各界及佛學專家對西藏佛教的看法。不同於過去研究關於民國時期漢藏佛教交流的看法，本文指出，即使是太虛本人也對西藏佛教有一定的排拒，太虛的弟子們對西藏佛教的看法也有批評與擁護的兩方。世俗的佛學菁英，更依據同時期外國的研究指出密宗乃婆羅門外道，試圖抵銷西藏佛教密宗的熱潮。第四章「封建之地與神權統治下的西藏」，分析的對象轉向當時關心西藏問題的俗世知識與政治菁英。由於他們更想診斷出西藏無法現代化的禍源，因此他們以「神權統治」和「封建主義」來形容西藏，喇嘛與土

司、貴族則是最大的攻擊目標。其次，特別以人類學及民族學者的實地研究為對象，這其實是當時對邊疆研究及邊政學風潮下的一部分。帶著解決邊政問題的心態，這些人類學者仍難放下對西藏佛教及土司的價值判斷。相對於此，李安宅夫婦則是特例。李安宅從藏人的宗教信仰來解釋藏人的政治及社會，這使得他對喇嘛與土司有較為寬容的看法，甚至認為西藏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具有溝通漢藏文化的潛能。他對西藏文明前途的看法，是從藏人文化本位來思考。隨後再以1949年前後李有義、柳陞祺的藏學研究為例說明，雖然1949年在政治與意識型態上代表徹底的轉換，但是知識分子對西藏的認識，並未一下子完全跟著轉變。中共官方主張1950年進軍西藏的理由

，是為了解救西藏於帝國主義控制之下；封建農奴制的論述則是稍晚於1955年之後才正式宣示。這個變化正好與李有義的西藏研究方向相同。柳陞祺則是另一個對照。他的英文著作展現出與西方讀者對話的企圖，並受到西方西藏觀的影響。然而在新的政治情勢下，柳陞祺急遽地轉變他的西藏論述。第五章「情色化的西藏：對西藏婦女的情色化想像」，轉向漢人對西藏婦女與社會性別看法的問題。從清代起，清人就觀察到西藏社會裡不僅兩性分工角色顛倒，而且還有怪異的一妻多夫婚俗。因此，從清代到民國，描述西藏的作品都有著性別族群化的現象，並進一步擴散到康藏歷史地理的性別化。不過，由於西藏婦女的主動角色具有突破父權宗法社會的潛能，在民國時期漢人

婦女運動的脈絡下，反而又成為漢人追求兩性平等的想像素材。一妻多夫與喇嘛出家，又嚴重影響著西藏人口問題，男漢女藏的通婚模式正可革除此種負面的種族性。也就是說，康藏女性的性欲與康藏的人口問題需由國家進行監管。然而，在學術性的研究之外，更普遍的文本則是藉由西藏婦女與婚姻習俗來發揮漢人的獵奇想像，並創造出最不堪的情色化文本。這裡將以《西行豔異記》一書為案例，漢人通過創造一情色與妖魔的西藏來滿足漢人自我對異族的性征服。在討論一連串漢人對藏人他者的看法之後，第六章「來自他者的西藏觀」分析對象將轉向當時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與來自西方的文本。第一節「藏人論藏」將以兩個問題為中心，來探討藏人如何展示自身。首先是漢

藏歷史與康藏衝突。即使是同意國民政府對西藏的主權主張，然而藏人普遍習慣於檀越關係的歷史敘述。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一方面反對拉薩政府的「大西藏」計畫，另方面也企圖打出康人治康旗幟來反對西康地方軍閥，並在戰後提出對國家邊疆治理的看法。其次，旅居中國內地的藏人難以接受漢人對自身文化與社會習俗的貶抑，並對種族與性別上的偏見加以回擊。只是藏人自己的聲音終究屬於微弱。第二節再以另一種方式來比較漢人的西藏觀。由於西方人的著作無論是深度、廣度、趣味及情報認識上，都成為中國必須參考的對象，因此通過翻譯外國人的著作，是另一種理解西藏的途徑。外人的著作既可補充中文著作缺漏的不足，亦可洞悉外人對西藏侵略的企圖。但無論如

何，在中、西關於西藏的文本裡，中國與西方都是處於西藏之上的指導地位，為西藏開啟現代化的文明。最後，藉由分析當時曾有幾位藏人與西方人和漢人合作著述，藏人的自我表述，在跨語言的翻譯過程中又稀釋、轉化，從而附屬於漢人與西方人關於西藏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