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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大師：海東華嚴初祖

為了解決慈濟大學地址的問題，作者郭磊 這樣論述：

　　在韓國佛教史上，義相是與元曉齊名的新羅時代的高僧，被譽為海東華嚴初祖，一個華嚴的踐行者，華嚴三祖法藏尊其為「海東新羅華嚴法師」。   　　雖曾於前往大唐途中成為階下囚，義相仍不捨初衷， 　　以勇猛心，排除萬難，孤身渡海，入唐求法。 　　跟隨華嚴二祖智儼大師學習華嚴奧義，受到智儼印證。 　　學成後，返國弘傳華嚴，培養佛教人才，開創新宗門。 　　義相於講席之餘，精勤修行，三衣一缽之外別無長物； 　　少欲知足、嚴持律儀，體現眾生平等，深受國主敬重。 　　凡弟子請益，無不觀機逗教，隨疑釋結； 　　門下十大弟子傳承，於韓國延續漢傳華嚴法脈。 　　著作雖寡，仍被尊為「海東華嚴初祖」，盡顯宗師本色。

  　　「天台」與「華嚴」為漢傳佛教之「雙璧」，開創出有別於印度佛教思想之深廣精微的教觀體系。   　　西元七到八世紀中葉，在新羅歷史上大放異彩的正是義相（六二五～七〇二年）赴唐跟隨華嚴二祖智儼大師學習後、回到新羅所創立的華嚴宗。不同於元曉大師著重於平民教化和思想著述，義相則更加關注培育人才和發展教團。高麗、朝鮮時代華嚴宗日漸衰落；時至今日，雖然海東華嚴宗的外形已經不復存在，但禪（禪宗）教（華嚴）融合的佛教思想早已成為韓國佛教的傳統。   　　義相及其十大弟子、徒孫等師資相承，延續華嚴法脈，輩出眾多華嚴學僧，使得海東華嚴成為韓國佛教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宗派。其所著《華嚴一乘法界圖》，於千載後

的今天，在韓國佛教儀式裡，仍是以持誦《法界圖》中的〈法性偈〉作為迴向，可見其重要性。   　　如果說中國佛教的特質在於禪，日本佛教的特質是密（唐密），韓國佛教的特質則是教（華嚴），可說華嚴思想是韓國佛教思想的基礎。   　　就此而言，義相大師，功不可沒！   名家推薦   　　中韓兩國佛教的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年歷史，很多高僧為了兩國的佛教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義相是新羅佛教裡出類拔萃的佼佼者之一；他不僅將中國佛教引入新羅，還讓許多中國已經佚失的佛典在新羅得以保存，對中國佛教的貢獻可謂至偉。為義相立傳，就是要將他於中韓兩國的佛教、對世界文化的貢獻等悉數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瞭解這一段歷史，讓古老的中韓兩

國文化交流煥發出新的活力。──黃心川（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郭磊博士編撰的義相大師傳記，能很好地揭示出義相所具有的文化特性。……這本書在二十一世紀這個人類的新時代具有特別的意義，期待這文化交流之光明能擴散到華語圈乃至世界。──鄭炳三（淑明女子大學校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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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塞發作年齡與傳統危險因子關係： 從區域別與年代別觀點

為了解決慈濟大學地址的問題，作者黃秀茹 這樣論述：

背景：伴隨平均壽命的提升，急性心肌梗塞平均發作年齡亦呈顯著提升趨勢，研究顯示在同一國家內的不同區域別及年代別，存在著不同的急性心肌梗塞傳統危險因子，因此，對急性心肌梗塞發作年齡的影響亦可能不同。現況未有進一步，針對區域別及年代別急性心肌梗塞平均發作年齡變化趨勢過程中，主要相對應之傳統危險因子盛行率變化趨勢研究。因此本文是第一篇研究探討區域別及年代別之文章，研究一探討都會區及非都會區，其急性心肌梗塞發作年齡之影響傳統危險因子及排序，同時比較都會區與非都會區影響因子之異同。研究二探討急性心肌梗塞發作年齡變化趨勢過程中，不同年代別之主要相對應之傳統危險因子，以做為日後教育宣導，甚而作為相關政策擬定

之用。材料方法：研究一、研究二皆採橫斷面研究設計，樣本來源為台灣東部規模最大的醫學中心花蓮慈濟醫院之急性心肌梗塞住院患者。兩個研究之研究設計如下說明。研究一：本研究共招募2000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集2054例初次診斷急性心肌梗塞住院患者數據，急性心肌梗塞由心血管專家根據典型的臨床病史、心電圖的連續變化和心肌酶的增加進行診斷。排除41例地址不明觀察值後，共有2013例有效樣本，根據居住地區分為兩組：都會區（n=1060）和非都會區（n=953），評估不同區域別中，影響急性心肌梗塞發作年齡，傳統危險因子之排序，以及不同區域別，急性心肌梗塞發作首重傳統危險因子之差異。研究二：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2000年至2015年間首次急性心肌梗塞患者(n=2054)為樣本，蒐集發作時之年齡、年份以及傳統危險因子 (糖尿病、高血壓、吸菸、肥胖、血脂異常)。依發作時年份，分成2000-2003年(第一期)(n=277)、2004-2007年(第二期) (n=578)、2008-2011年(第三期) (n=897)、2012-2015年(第四期) (n=302)。評估傳統危險因子盛行率變化趨勢與平均發作年齡變化趨勢。 結果：研究一：2000-2015年東台灣急性心肌梗塞平均發作年齡66.9歲，男性占67.5%，都會區男性比例較高，非都會區女性比例較都會區高。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都會區與非都會

區傳統危險因子吸菸、肥胖、血脂異常其平均發作年齡均早於全體平均發作年齡。且對發作年齡的影響從高到低依次為都會區肥胖（β=- 6.7）、吸菸（β=- 6.1）和血脂異常（β=- 4.8），而非都會區則是吸菸（β=- 8.5）、肥胖（β=- 7.8）和血脂異常（β=- 5.1）。傳統危險因子與區域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顯示，吸菸(p＜0.039 )是東台灣地區共同首要危險因子。研究二：2000年至2015年間，東台灣心肌梗塞平均發作年齡自64.6歲延後至66.2歲 (p＜0.001 )，最高值出現於第三期(68.1歲)。吸菸盛行率自54.0％下降至36.4％ (p＜0.001 ) ，最低值出現於第三期

(34.3％)。伴隨菸捐調漲，吸菸盛行率呈下降趨勢，惟止於第三期。一般線性模式結果顯示，經控制其他危險因子後，不同期別平均發作年齡之趨勢變化，受吸菸有無影響 (F=3.442 ,p＝0.010 )。結論：研究一：不同區域別存在危險因子差異，確實影響急性心肌梗塞的發作年齡。都會區發作年齡較早之危險因子從高到低依次為肥胖、吸菸和血脂異常，非都會區為吸菸、肥胖和血脂異常。傳統危險因子與區域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顯示，吸菸是東台灣地區共同主要危險因子，尤其在非都會區影響程度更顯著高於都會區。 研究二：不同年代別傳統危險因子中，菸盛行率與發作年齡變動趨勢之相關性最大。禁菸政策實施下，伴隨菸捐調漲，吸菸

盛行率呈下降變化趨勢，間接顯示有助於急性心肌梗塞發作年齡延後之現象。惟，前述現象未能延續至2012年後，其因有待進一步相關研究結果之提供。可做為，禁菸政策尚未實施亦或實施起步階段地區參考。

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四百年(第二卷)：從當代臺灣本土觀察視野的研究開展及其綜合性解說

為了解決慈濟大學地址的問題，作者江燦騰 這樣論述：

　　本書剖析有關近四百年來，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的形成史，包括各階段時代的歷史社會基礎，以及作為各階段時代的主要批判禪學知識學發展的類型，或其具有代表性知識社群及其具代表性個別人物。 　　本書主張，現代批判禪學思想本身的論述，其實是關於現代批判禪學思想的詮釋學、或現代批判禪學思想變革史的歷史社會知識學論述，而非東亞所有傳統或現代流行的禪修方法論介紹。 　　因此本書本質上，就具有批判的歷時性又兼具共時性兩者的──從傳統末期到當代臺灣本土──現代批判禪學思想形成史的新詮釋性質。   本書特色 　　一本從明末到明治到當代臺灣的四百年新視野論著， 　　首次被長歷史跨距的系統

性與批判性開展，針對東亞現代批判禪學思想的本土原創性深描。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慈濟大學地址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