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落去歌詞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附近那裡買和營業時間的推薦產品

紅線

為了解決扛落去歌詞的問題，作者홍칼리 這樣論述：

「我很清楚，我毫無保留寫下自身經歷的行為，即是抗爭。」 我為了不再退讓而書寫，希望遇見這本書的你，也別向任何人屈服。 關於無人訴說的女性「性」事 不得不將自己鎖進單人牢房裡的每個「我」，所經歷的身體敘事 　　「骯髒的女人。妓女。破麻。15歲破處後，不，早在那之前，『骯髒的存在』這個印記，就已如影隨形地跟著我。沉默是我的生存法則。然而我一開口，就讓他們感到害怕。禁錮著我的潮溼單人房，透進了陽光。我所講述的不過就只是關於我，以及這個我所待過的房間而已。那些威脅我的，都是些把人權跟民主掛在嘴邊的人，這令我既憤慨又無奈。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厚著臉皮展現這具遭烙上印記且被視作禁忌的軀體。沒錯，我就

髒。又怎樣？」 　　《紅線：我的性紀錄》書寫了某位韓國女性近乎所有的「性」事。從關於墮胎經驗的證詞開始，到第一次性行為、第一次自慰、第一次高潮、性工作、多邊戀等經驗，以及遭受約會暴力、性騷擾、性侵害等等因太過私密而遭掩埋的故事。作者之所以將種種私密經驗公諸於世，是為了讓人們意識到禁錮自身的「紅線」，並給予人們掙脫束縛的勇氣。 　　「紅線」，是社會以及我們自己為女性設下的枷鎖，也是驗孕棒上的那兩條血紅劃痕。將女人的身體視為寶物、一做愛就會磨損的守貞教育；漠視女人慾望及高潮、強調支配與征服的性愛敘事；要求男人陽剛暴力、女人柔弱清純又性感的性別角色扮演；將女人視為性商品、年老色衰就大幅貶值的父權

社會；質疑女性感受、要求女人別因小事而憤慨的父權告誡；期待受害者自我譴責的強暴與羞恥文化；將異性戀一對一關係及婚姻制度奉為圭臬的父權家庭神話……。桎梏女人的紅線，令人筋疲力竭。 　　女性光是擁有這副身軀，就注定被視為骯髒的存在。作者也曾親手替自己套上馬甲，自囚於單人牢房中，並如這個社會所期盼的，在深淵中自責，因羞恥而發顫。然而，如今她已不再被羞愧纏身，也不再囿於紅線。她擁抱自己的慾望，踩過紅線踏入禁區，動筆寫下一直以來遭噤聲的「身體」祕事。她以沾滿淚水的文字，替同樣在羞恥及恐懼中顫抖的女性發聲，只希望能夠觸及那個她。因為她的單人牢房，也曾是她們的單人牢房；她的痛苦，也是千千萬萬個「她」曾經歷

且仍在經歷的痛苦；而她的故事，也是她們的故事。 各方推薦 　　吳曉樂│作家 　　張亦絢│小說家 　　張婉昀│床邊圖書館店長／女人迷內容主任 　　（按姓氏筆劃排列） 　　「很喜歡華莎的一首歌《Twit》，歌詞是『柔弱的沈清，環顧一下周圍吧，你就算是痛了都不知道』。投海祭神、換取盲父重見天日的沈清，長期被歌頌著。不過，隨著時代演進，年輕韓國人紛紛表達對此一文本的反思。憑什麼把女性的犧牲和痛苦視為理所當然呢？對我來說，洪承喜的《紅線：我的性紀錄》也在發出同樣的聲音：環顧一下周圍吧，要知道自己正在挨痛了。」——吳曉樂（作家） 　　「儘管作者筆下的有些事件非常慘烈，《紅線》仍讓我覺得是相當可愛的

一本書。『不要讓人家覺得我們笨、不懂性或沒女性意識』——我常聽見女孩們交換這樣的悄悄話——但洪承喜很乾脆，她要說出的，就是自己怎麼『笨過、不懂性也沒有女性意識過』。我們始終需要更多的女性自畫像，來平衡既有文化的性別失準，而『性的自畫像』不但珍稀，往往也更為感人。承喜所處的社會，與劉綺芬的《逃家》、斐蘭德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與華達的《一個唱，一個不唱》都不盡相同，但在奪回詮釋權上，既相似，又有更不妥協的洞見。我最喜歡的是，承喜在對父權與自我的糾錯力上，既清晰又頑強的表現性。『直言無諱』在本書中，是風格的耀眼開拓，它帶來面對真實的凜冽感、擺脫受辱羞恥的幽默感，以及一種『以女性主義氣質，撤換女性氣質

』的『新性感』。」——張亦絢（小說家） 　　「本書作者大膽藉由露骨的性互動、如小說般熱烈的生命經驗，碰觸性別化的腳本。狠戳那些藏在日常互動之中，我們次次放過的魔鬼和幽靈。她訴說與拆解的方式，令人折服，就像有人寫出了我們的經驗那樣。閱讀過程既心痛也痛快，我多希望這是自己也有勇氣寫出的一本書。即使作為女性主義者，也能從作者的故事之中，獲得不同啟發與更寬闊的生活想像。這大概是近期我讀過，寫性別與性，寫得最大膽精彩，既動人又靈巧的一本書。我會推薦給接下來我遇到的所有人。」——張婉昀（床邊圖書館店長／女人迷內容主任） 　　「這本書是最私密也最具政治性的『禁書』。闔上書頁後，我不禁與作者同聲吶喊。沒錯

，我就髒。又怎樣？或許有人會覺得書中內容太過聳動，或者認為一切都是女人沒管好自己才引發的問題。若能引起這樣的反應，那這本書也算盡了它的使命。因為它讓讀者意識到自己內心的紅線。在認知的瞬間，已產生了改變。最隱密的革命正悄悄展開。」——洪承銀（《但願你依舊難受》作者） 　　「我相信這本書能使許多青年產生共鳴，並帶給人們細細回首自己過往人生的機會。我們需要勇氣，為了揭露，也為了面對。鍥而不捨地屬於創造自己的語言，並為了觸及那語言的聽眾而行，這是究極的政治，更是藝術行為。洪承喜透過這本書，將這般勇氣、政治性行動以及她的藝術攤開在眾人面前。」——Park-Yi Eun Sil（《雙性戀：十二則酷兒故事

》作者） 　　「手持名為女性主義的燈火，企圖照亮晦暗汪洋的這本書，要我們將眼前的黑暗看得清清楚楚。以自身經驗為例，指出『私密性愛』屬於『公眾革命』的領域，並道破我們對於性愛的潛意識及認知有改變的必要。洪承喜冒著被語言禁錮的風險，赤裸地迎向世界。這本書，我想推薦給往後遇見的所有人。」——Ko-Jeong Gap hee（NGA執委主席／韓信大學教授）  

扛落去歌詞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反迫遷運動中事主、聲援者、組織者三種角色的互動探究

為了解決扛落去歌詞的問題，作者李容渝 這樣論述：

強拆是眾多居住土地議題的最終戰，往往短時間內能夠勾起人最強烈的情緒，譬如2012年相當受關注的擋拆行動─士林王家。許多地方爆發類似的拆遷事件，都會試圖使用類似的擋拆抗爭劇碼，希望引起青年與民眾來響應號召參與行動，為議題帶來翻轉的機會，讓迫遷的處境得以被改變。同樣參與行動的我觀察到，在抵擋迫遷的極大壓力下，議題內的行動者彼此的關係猶如壓力的修羅場，難免有各種質疑、矛盾與衝突。然而，為了議題的推進、運動的延續行動者間又要保持合作與對外抗爭的強度。於是出現棘手的問題：什麼卡住我們的團結？內部矛盾衝突出現的因素是什麼？本研究從反迫遷運動中的事主、聲援者、組織者三個基本角色的合作的視角來探討運動的團結

。我採用反迫遷跨議題的中層分析（Mezzo level analysis），所使用的資料包括他人協助的自我訪談、運動相關的新聞報導、人物專訪、Facebook粉絲專頁與行動者個人的貼文、紀實文學、歌詞、學位論文等。從中整理、提煉的參與反迫遷運動的過程情節以及參與者表述的感受等內容，讓我得以逼近自己在反迫遷運動裡所經驗觀察到的三個角色的互動模式。據此，我試著運用角色自身的「扮演邏輯」、「自我期待」、「他者期待」三個概念，來詮釋行動者內部的矛盾衝突的可能來源。本研究能夠幫助參與反迫遷議題的行動者跨出自己角色的視野，同理其他角色的處境，明確矛盾衝突發生的角色互動機制。

無醫村手記：重回靜浦

為了解決扛落去歌詞的問題，作者陳克華 這樣論述：

　　我是在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下半年（確實日期不記得）來到靜浦醫務所的。 　　自七十五年在花蓮市某營區報到入伍，一直有軍中文化適應的問題。一年後仍未見改善。記得當時每天早點名後，我必然要找個隱密的地方，把才吃下的早餐嘔出來。 　　一天部隊某長官打棒球被球擊中眼睛，來到父親的診所求診。父親趁機拜託他將我調個單位。於是隔天我便糊里糊塗地被一聲口頭通知，揹包一扛，來到了位於秀姑巒溪出海口附近的壽豐鄉靜浦村，並在此渡過了我預官役的第二年，直到退伍。 　　那時從花蓮市搭東海岸線的公車，大約要兩個半小時。車子過了大港口，跨過長虹橋，下一站就是靜浦了。那時候的靜浦和花東海岸公路

沿路的其他各個小站，其實沒有太大區別。除了一般民居，就是小吃店，旅店，柑仔店，外加小學和教堂。但靜浦名字好聽，「安安靜靜的水畔」，翻開地圖，就落在秀姑巒溪切穿海岸山脈的地方，又幾乎就在北迴歸線切過的那一個點—之後我每天例行的晨跑，都要去刻有「北迴歸線」的碑石那裡繞一圈。 　　當初因為地處花蓮台東交界，據說「方圓三百里」內沒有醫療資源，於是軍方才有在靜浦設立醫務所的想法。 　　村民不多（確實數目不知），組成大約三分：台灣人（閩南及客家各半），外省退伍老兵，原住民。而且數目相當。 　　醫務所就座落在公車「靜浦站」站牌旁，除了一名醫官，還配置兩名醫務兵，一名伙房。圍牆大門內，格局呈倒冂字型，前

院進來橫排有掛號室、診療室、藥房、簡單的開刀房，X光室、醫師休息室，和可以開會的小客廳。 　　走過中央穿堂，兩邊是阿兵哥的寢室，廚房、餐廳及一間有四張床的病房。冂字型所包圍的中庭種了一棵極高大的麫包樹結出的果子叫「巴基魯」，比拳頭大，落果砰然有聲，往往成為桌上佳餚；其後視野豁然開朗，是一大片一大片橫亙的稻田平疇，再遠處是高聳青翠的山脈，翻過這座山，就是緜長的花東縱谷了。 　　而我從七十六年（一九八七）秋起，在這裡過著「那個靜浦陳醫官」的靜好歲月，幾乎「與世隔絕」。因為地處偏遠，附近除了駐守的海防部隊，上級長官極少出現，每天看著太陽從太平洋海面升起，又從海岸山脈山背落下，這一年成為慣於勞碌的

我極為罕有的悠閒時光。每天除了上下午兩節門診，其餘有許多時間可以閲讀和寫作。其間試投了一篇散文至「小說創作」雜誌（現已停刊），當時的主編（已忘了她的名字）看了極有興趣，要求我定期供稿，成為專欄，名字就取「無醫村手記」。於是一年下來就有了這本書。 　　花蓮雖然是我的故鄉，但自小生活在花蓮市區，也算是鄉下的半個「城市小孩」，乍到靜浦，還是有許多不適應處。加上病患許多是原住民，因此我又緊急惡補了些簡單的阿美族語。除了東海岸的病人，平常接觸的只有靜浦村頭開雜貨店的江媽媽，近正午出現的郵差先生，偶爾來訪的一位靜浦國小實習教師，偶爾偷閒的守海防的軍官士兵，其餘大多自己一人。一年間我出版了我第二本詩集《我

撿到一顆頭顱》（漢光），繼續寫了幾首流行歌曲的歌詞，一本本看完了遠景版《世界諾貝爾獎文學作品全集》。體重也由原先不到六十公斤增到了近七十。 　　而這一年離群索居的生活有如梭羅在華爾騰湖邊的隱居，是田園風又帶點自然主義的況味的。 隔著中央山脈遙看自己已經習慣的台北都會生活，突然多了一份冷眼和反省。當然卅年後的今天再回頭看，那份省視之心也還是侷限而淺薄的。身在軍中，雖已醫學院畢業，但還有對未來的種種規劃和期待等心事，未來住院醫生的申請，專科醫師的考證。同梯軍官多的是私下默默準備出國進修的考試科目，生活表面的平靜，底層其實心情起伏，暗潮洶湧。 　　民國七十七年秋退伍離開了靜浦，進入台北榮總眼科當

住院醫師，我赫然從此再沒回過靜浦。直到約廿年後的某個冬日，一位台東原住民友人開車由台東出發，堅持要陪我重遊這片我心目中的「淨土」。兩人來到靜浦才發現原來的「靜浦站」站牌已經移走，原先圍繞著站牌菌集的小店皆不復存在，整條馬路連帶公車路線一起改道。原來是連續幾年颱風皆從秀姑巒溪出海口登陸，公路路基被海浪衝毀掏空，出海處的小島也竟然移動了位置，十數年間地形地物的改變不可謂不大。 　　而醫務所竟然還在。但遠離了公車路綫，沒有了人潮，顯得破落蕭索。從外頭看大門深鎖，油漆斑駁，外牆上我用油漆手繪的「軍民一家親」圖案已經不見。我不甘心被拒在外，翻牆進入，裡頭建築仍在，但久無人使用，形同廢墟，中庭那棵麫包樹

還在，但已被比人高的野草包圍。昔日的看診室，餐廳，藥房，如今都只是一個個破落的黑房間。 　　「是這裡已經醫療資源充足，所以撤走了醫務所？」我心想：還是軍方因為人員編制不足，年年員額減縮，再也派不出人力來經營醫務所？ 　　心中頓時閃過千百個疑問和理由，但也無心無力去追索答案。 　　當我們驅車離開靜浦，遠遠看見了卅年前教堂的尖頂，半山腰上的國小，從車窗外一閃而過，經過長虹橋時，發現車子開上的已經是一座新橋，原來記憶中鮮紅亮麗的「老長虹橋」，在一旁被當作人行步橋，令我驚訝的是，如今它看起來如此的陳舊，灰撲撲，如此的窄小。 　　在東台灣冬天灰沉沉的低氣壓雲層覆蓋下，我們頂著強勁東北季風沿著新修

築的海岸公路，一路開回了花蓮。我和這位原住民朋友從此沒有再見過面，我明白這是他的某種告別方式。他直送我到南京街家門口。我們揮手道別，他上車前又回望了我一陣子。 　　從此我再沒有回過靜浦。   二○二○，十二，二十 本書重點 　　本書內有多張陳克華當年在無醫村的珍貴照片 　　本書獲花蓮縣文化局藝文出版品補助 　　無醫村，是指沒有醫療資源的偏鄉地區。在台灣，尤其花東地區，醫療資源尤其缺乏。在衛生所的義診或是救急的藥品，是居民們除了傳統部落流傳的民俗療法外唯一的資源，生了病不是多痛幾日，便是痛不了幾日，醫療資源缺乏一直都是偏鄉很大的問題。陳克華，在當年以軍醫的身份前往偏鄉行醫，本書述寫在無醫

村巡診時的所見所聞、行醫經驗以及他的當時感受。 　　多年後陳克華重回靜浦，遠遠看見了卅年前教堂的尖頂，半山腰上的國小，在車窗外一閃而過，經過長虹橋時，發現車子開上的已經是另一座新橋，原來記憶中鮮紅亮麗的「老長虹橋」在一旁被當作人行步橋，令他驚訝的是，當年的醫務所已經不復存在了。 　　陳克華心中頓時閃過千百種理由，但也無心無力去追索真正的答案。從此他再沒有回過靜浦了。  

臺灣臺語歌手與市場互動－以吳淑敏為例

為了解決扛落去歌詞的問題，作者吳心韻 這樣論述：

　　2013 年金曲獎流行音樂類最佳臺語女歌手獎由中國上海人李婭沙獲得後，引起各界對「傳統」與「創新」之爭議，但也證明了臺語流行歌曲已改變的事實。筆者從田野調查著手，藉由臺語歌手吳淑敏二十餘年的演唱生涯，討論當代環境下臺語流行歌曲的演藝與變遷。首先是演藝環境的改變，目前臺語流行音樂的經營在唱片收入驟減、百家爭鳴的情況下顯得生存不易，多數唱片因低成本的宣傳與製作，僅成為證明歌手仍存在的「名片」。不過臺語流行音樂仍企圖改變，第二、三章討論吳淑敏的歷年專輯，近期許多作品不論是曲風、唱腔等等，都是顛覆過去臺語歌曲風格的新樣貌。最後一章描述即使音樂文本變化，臺語唱片的收入仍以中南部地區、「秀場」風格及

廟會節慶等等展演為主。這些當代臺語流行歌曲有創新有守舊，一直不斷摸索閱聽眾口味，閱聽眾對這些刺激則時而新鮮時而難以接受，看似一片混亂、搖擺不定。然而，就像1950 年代的「混血歌曲」、1990 年代的「新臺語歌」，這些曾備受爭議的「創新」，經過歷史的洪流之後，儼然也會成為當代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