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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場景化：台北電影城市意象塑造的皺褶效應

為了解決映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問題，作者廖于晴 這樣論述：

當代城市在各種媒介與技術物的中介下，衍伸出豐富多元的地方樣貌。本研究以三部描摩台北的電影《大稻埕》、《一頁台北》與《醉．生夢死》為例，探討電影場景的形塑過程，並從中了解其如何改造或重新建構了地方意象。本研究將此動態的形塑過程，架接上Deleuze的皺褶概念，視物質具有向內包封與向外開展的無窮變異，提出電影的皺褶機制；同時，亦將Ritzer的魅化概念，擴及延伸至電影對都市意象的形塑效果。首先，不同的電影場景涉及了不同的生產機制與過程，包括勘景、搭景、場面調度、攝影、特效、剪接等方法的運用與結合。這種技術性的拼貼手法，將真實地方轉化成為電影場景（cinematic scene），我稱為皺褶機制。

其次，電影生產往往創造出有別於真實世界的城市意象，其張力與魅化效果則為我探討的第二層次。　　某些地方在電影塑造之下，成為迷人且帶有魅力的地方，令人們好奇或著迷，進而思考自己與都市地方的關係。但某些場景則較為平板，僅為人物與劇情的背景，並未觸動或喚起人對地方記憶或情感的認同。就此，電影對地方的形塑效果，構成電影的魅化效應，它涉及電影的劇情、人物、技術媒介和場景之間能否交織與滲透而形成情感牽繫，構成電影中的地方（cinematic place）。為了理解場景的建構過程，本研究彙整官方檔案、書籍期刊與網路資訊，佐以電影工作者深入訪談，以及取景地點的參與式觀察和測繪，檢視電影場景挪取和改造都市地方的動

態過程，包括劇情結構與角色人物設定、拍攝方法、取景地點、場景搭設、鏡頭語言，以及後製剪接等。　　研究發現，受地方補助的電影，其場景選擇、產製的內容與塑造的都市意象，往往受制於官方主流價值之文化品味偏好。通過這三部電影的比較，我們可以看見不同權力關係下，電影創作者對取景地點選擇，以迄都市意象塑造的差異，並窺知電影塑造城市意象蘊含的多元可能性。《大稻埕》的場景生產，主要透過於宜蘭傳藝中心搭景與陳設道具，營造1920年代具懷舊氛圍的大稻埕意象。《一頁台北》以當代台北城市為對象，將浪漫愛情鑲嵌在既國際化、又有地方風貌的城市街景。《醉．生夢死》有別於前兩部電影，正面形象並非這部電影創作的主軸，反而以城市

邊緣群體為對象。導演透過取景、搭景與布景的道具陳設，展現底層的破敗、殘缺與非正式性的草根生活感。然而，儘管其呈現的城市樣貌並非官方文化治理的主流地方意象，卻因為碰觸都市庶民的生存與情感反而顯得動人，從而是構成台北市或其他都市意象不可或缺的元素。

臺灣農村的「皇民化」－高雄州「部落」社會教化團體的運作

為了解決映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問題，作者陳怡宏 這樣論述：

相較於過去研究重視由壓迫與反抗史觀出發，並由高度意識型態觀點出發探討「皇民化」及社會教化政策，並過重政策史及殖民地菁英的視角。本論文則論述1930年代以來的高雄州農村的官製社會教化團體創設經過、運作實況及非殖民地菁英的視角。透過官方文書資料與社會教化團體參與者陸季盈日記，從外部觀點及內部觀點分析此團體。 首先分析1930年代社會教化運動興起前存在於高雄州的部落組織，主要有民間的庄廟與官方的保甲及共同苗代組合。庄廟為部落傳統議事中心，官方1936年前僅採取設立登記及管理人許可制進行管理。保甲是依照自然村為基礎設立的治安組織，受警察派出所管理，「保」創設後成為後續高雄州官方設置官製

部落組織的設立基本單位。1910年代中後期，高雄州以保為單位開始設立「共同苗代組合」促進部落農業發展。接著分析1936年前的高雄州社會教化情形，大致設立家長會及國語普及會（後改稱國語講習所），1931年以前，官方並不特別重視，隨著十年國語普及事業推行，1933年度後開始顯著設立相關國語普及設施。 第三章接著講述高雄州社會教化團體的設立過程。本章以青年團為例，1930年至1938年間青年團設立區域為公學校通學單位，隨著1930年代社會教化運動在部落的發展，加上中日戰爭爆發，強化擴大青年團以統制青年，青年團下設置部落分團，強化與部落的關係。本章以陸季盈日記為例，探討青年團除戰爭動員外，也包含

公民養成及個人成就的可能性，這些活動更吸引青年團成員，成為柔性法西斯組織得以存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章及第五章分從制度與運作層次探討部落官製社會教化團體的創設與運作問題。首先介紹1930年代以來日本本國推行的社會教化運動如何與臺灣產生連動，因此臺灣開始產生部落社會教化團體。高雄州結合產業與教化功能，在農村部落設置農實組，並創設社會教育統制機構民風作興會進行指導。接著分從農實組的組織、功能、人員方面討論，發現一開始農實組賦予產業與教化任務，隨著戰爭發展被賦予更多新的任務，而農實組職員在部落也就逐漸擁有更多權力。人員方面，分析農實組職員組成以中上層自耕農民及部分在村地主為主的可能性較大，實

際執行者委任專任書記處理，這些書記雖非組合長也非菁英，但年輕且具備日語溝通能力，為官製社會教化團體的末端執行者。新制度農實組與舊制度保甲之間，從若干事例看來，有些街庄有高度重疊，有些無太多重疊，顯示部落有新人擔任農實組組合長。第四章最後探討中日戰爭爆發後，高雄州部分郡守透過「寺廟整理」並將財產等轉換至「農實組」（官製社教團體）名下，企圖徹底轉換部落議事中心，以達官方控制的目的，本節並探討臺灣人對寺廟整理的應對方式。 第五章則從陸季盈日記，探討街庄民風作興會與農實組的運作實況，並論述皇民奉公會成立後的變遷。發現幾點：首先，農實組確實實行相關產業與教化事業，不過這些都在街庄民風作興會的指導下

，街庄民風作興會與部落農實組則是在郡民風作興會的積極統制下運作。其次發現部落民眾缺乏學習國語的動機，官方積極鼓勵與成效間存有落差。第五章最後論述皇奉會成立後部落同時存在保甲、部落會及農實組三種組織，及其產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