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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第2版）

為了解決東盟中國的問題，作者王正毅 這樣論述：

本書最早於1997年以《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次第二版主要是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原書所涉及到的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截止於1997年，所以，這次第二版主要是對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進行分析，並對1997-2017年之間所涉及的經驗資料進行整理。 本書試圖對東南亞地區各國在獨立後(1945—1990年)以及冷戰結束以來所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比較系統的地緣政治經濟分析。作者發現，東南亞的發展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發展，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各國所進行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

變其邊緣地帶的性質。 王正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政治經濟學系主任。其他學術兼職：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日本財團（Nippon Foundation Group）學術委員會委員、泰國Chulalongkorn Journal of Economics 國際編委、英國The Pacific Review國際編委。 目前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區域化比較研究、發展和轉型的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商務印書館200

0年版）、《世界體系與國家興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和《國際政治經濟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曾經獲得獎勵主要有：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獎”（1999年），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人文社會科學）培養計畫”（2000年），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教育部“霍英東教育基金第八屆青年教師基金研究獎”（2002年），……，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 叢書總序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導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 一、關於“發展”的兩種不同視角 二、發展的地緣政治經濟分析 三、以東南亞為分析案例的理論、方法及其戰略意義 四、本書的分析框架

第一章 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 一、“東南亞”名稱的由來 二、東南亞的地域範圍 三、富有戰略意義的地理位置 四、重建東南亞：相互競爭的地區秩序觀念 簡短結論 第二章 世界地緣結構的變動與東南亞 一、世界地緣結構的三次變動 二、東亞國際體系與東南亞 三、西方殖民體系與東南亞 四、戰後東南亞政治地圖的重組 五、兩極世界格局與東南亞 六、獨立後東南亞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 簡短結論 第三章 主權國家的建立：疆域與疆界 一、勢力範圍和國家疆域的形成 二、近海資源及大陸架疆界 三、東南亞海域及近海資源分佈狀況 四、東南亞海域劃界及其爭端分析 簡短結論 第四章 經濟結構的調整：工業化與產業佈局 一、工業

化的階段及總的特徵 二、不同工業化模式的地緣基礎 三、工業化戰略對產業佈局的影響 簡短結論 第五章 社會系統的重建：民族和民族主義 一、東南亞的民族和民族國家 二、民族主義和不平衡發展 三、民族政策和社會重組 簡短結論 第六章 21世紀東南亞地緣發展態勢 一、冷戰後的時代特徵 二、東盟與東南亞區域的重建 三、在大國競爭中求發展 簡短結論 結束語：東亞國際體系何以成為可能? 一、三種流行觀點 二、兩個思想誤區 三、三個難解之題 四、東亞國際體系的基礎、動力、結構和特徵 附錄一 東南亞國家聯盟大事年表（1967-2017） 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附錄三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附

錄四 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 主要參考書目 後 記 索 引 修訂版前言 本書最早是我1993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東南亞政治經濟地理研究》，之後經過修改,於1997年以《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次修訂主要是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原書所涉及到的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截止於1997年，所以，這次修訂工作主要是對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進行分析，並對1997-2017年之間所涉及的經驗資料進行整理。作者發現，東南亞的發展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發展，而19

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各國所進行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邊緣地帶的性質。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動仍然圍繞著如下四種趨勢進行，這四種趨勢分別是：經濟全球化、地區一體化、美國霸權衰退以及中國經濟崛起。 （1）經濟全球化。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趨勢就是經濟全球化在範圍上的擴展與程度上的深入。儘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受益於日益深入的經濟全球化，並出現了許多新型經濟體以及轉型國家，但經濟全球化到目前為此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處於核心區的國家仍然是之前的發達國家，而處於邊緣區的國家仍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冷戰期間崛起的新型工業化國家、冷

戰後興起的新型經濟體和轉型國家。而東南亞地區各國，無論是先前被稱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諸如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汶萊）還是後來的轉型國家（諸如越南、緬甸、老撾和柬埔寨），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區。雖然在過去20年中、特別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許多國家出現了對經濟全球化的不滿，甚至出現了“反全球化”的運動，但在東南亞地區，各國卻通過工業化戰略的調整，競相擁抱經濟全球化，這不僅體現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中，而且也體現在這些國家的經驗資料統計上。所不同的是，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後初期，東南亞相關國家（主要是東盟五國）的工業化戰略，對外貿易以及吸引投資的主要國家是

西方發達國家；而在冷戰後中期以後，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以及外資的來源國不但包括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也包括崛起中的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新型經濟體。 （2）地區一體化。冷戰結束後的第二個趨勢是地區一體化的盛行。在多樣化的地區一體化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基於制度和法律約束力的歐盟一體化進程和以非正式性和鬆散性著稱的“東盟方式”的東盟一體化進程。“東盟方式”（ASEAN way）自產生以來在國際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廣泛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東盟方式”的非正式性和鬆散性。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一直認為，與基於正式制度的歐盟一體化相比較而言，基於非正式制度方式的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

註定是緩慢的，區域內國家關係必然是脆弱的，最終結果也是難以如其所願的。但經驗現實表明，從1992年1月東盟六國宣導“東盟自由貿易區”到1999年東盟擴展為東盟10國，從2003年東盟宣導“東盟共同體”2015年12月宣佈成立“東盟共同體”，東南亞國家一刻都沒有停止其地區一體化的進程。東南亞地區既有新型工業化國家（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波和汶萊），也有堅持社會主義的轉型國家（越南和老撾）和發展中國家（柬埔寨），還有變革中的民主化國家（緬甸），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性絲毫沒有影響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恰恰相反，這些國家相互之間在“東盟方式”的主導下，即使在1997/1998年亞洲經融危機發

生之後，雖然國家之間也有對外政策選擇的差異（諸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在地緣政治經濟整體戰略選擇上卻是出奇地一致，仍然在加強地區一體化進程，既沒有發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盟國家相互之間的指責，更沒有出現2016年6月英國退出歐盟的舉動。 （3）美國霸權的衰退。冷戰後的第三個趨勢是美國霸權的衰退。美國霸權的衰退不僅體現在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變革中，而且也體現在美國不斷變化的亞太戰略中。美國霸權的興衰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國競爭與合作一直是東南亞國家進行地緣政治經濟選擇時考慮的首要因素。冷戰時期如此，冷戰結束後仍然如此。冷戰期間，東南亞地區分化的地緣政治態勢主要受蘇聯、美國和中國相互關

係的影響，並因此發生了“越南戰爭”（1961-1975）和“柬埔寨衝突”（1978-1991）；而東南亞的地緣經濟則主要受美國和日本關係的影響，美國的“新太平洋主義”和日本的“福田主義”一度成為東南亞相關國家選擇的功能表。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選擇則主要受美國、日本和中國相互關係的影響。面對日本經濟持續的低迷，美國逐步放棄了冷戰後期美、日共同主宰亞太地區的經濟戰略構想，轉而通過多邊主義（諸如“亞太經合組織”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將東南亞納入到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經濟戰略中，同時美國也是每年一次的“東盟地區論壇”的積極參與者，以此表達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的關

切。日本為了維持其在東南亞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分別於1992年、2003年、2015年對《官方開發援助大綱》進行了三次修訂，並於2003年10月與東盟領導人簽署了《日本與東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議》。與美國一樣，日本也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以期擴大日本在亞太安全議題上的發言權。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東盟與中國不但加強了經濟合作，於2002年11月簽訂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而且也加強了在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國於2003年10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域外國家。所有這些都表明，東南亞地區並沒有因為其“以東盟為中心”而真正實現了其地區自治的願望，相反，中國

、美國、日本等諸大國相互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仍然是影響東南亞地區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選擇的首要外部因素。 （4）中國經濟的崛起。冷戰結束後的第四個趨勢是中國經濟的崛起。作為東南亞地區各國北部最大的鄰國，中國從來都是影響東南亞地區發展的重要地緣因素。冷戰期間如此，冷戰結束以後也是如此。在冷戰期間，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主要是東盟五國對抗中國和前蘇聯的意識形態之舉，而隨後曠日持久的“柬埔寨衝突”的解決則主要受益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冷戰結束之後，中國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初見成效，雖然中國努力奉行“韜光養晦”和“和平發展”政策，但“中國威脅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一直甚囂塵上，直到199

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在危機中採取“以鄰為友”而非“以鄰為壑”的政策獲得了東南亞相關國家的讚譽，這為東南亞和中國的全面而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礎。 2002年11月，東盟與中國領導人不但發佈了《東盟和中國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宣言》，雙方就反對恐怖主義、跨國販毒、海盜、洗錢等非傳統安全加強合作；而且締結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尊重地區合法航行以及各方和平解決爭端達成協議，同時雙方還簽署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力爭將“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貿易區。但由於東南亞各國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利益關切有所不同，諸如新加坡、泰國、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主要關注經濟利益，而越

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更為關注因南中國海而引起的安全利益，這就使得東南亞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很難用一個聲音說話，從而使得“以東盟為中心”願望大打折扣。 在《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出版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裡，圍繞著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我主要加強了如下四方面的學術研究。一是在理論上加強了對世界體系理論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並於2000年出版了《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二是從1996年起邀請亞太地區七個國家學者進行學術合作，對冷戰後東南亞政治經濟研究擴展到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研究，經過近10年的國際合作研究，於2007年與美國學者邁爾斯·

卡勒教授和日本學者高木誠一朗教授合作主編出版了《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是分別參與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學者們主持的國際合作專案，並多次對東南亞地區相關國家進行實地考察，期間所發表的英文論文“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 ”(2004), “Transition Paradigm,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Domest

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2009)，“Contending East Asian Regional Identity: Market-led, Institutions 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2010)就是與東南亞學者們交流的結果。四是翻譯了阿米塔·阿查亞教授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廣泛盛譽的關於東南亞地區秩序的著作《建構安全共同體：東盟與地區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所有這些工作為此次修訂本書奠定了學術基礎。 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出版20周年之際，回顧1997年以來東南亞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發現，東南亞地區各國一方

面以“東盟方式”加強東盟作為一個地區組織的建設，在地區內通過“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共同體”的宣導重構地區秩序；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努力“以東盟為中心”應對世界地緣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對該地區安全和經濟的挑戰。但20年來東南亞地區的經驗現實（各國發展戰略的調整以及經驗資料）再次表明，儘管東盟在過去50年、特別是1992年以來發表了無數自認為“里程碑式”的宣言和倡議，以突出其“東盟方式”和“以東盟為中心”所創造的“東盟奇跡”，但所有這些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東南亞地區作為邊緣地帶的特徵。 2010年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轉捩點，中國在經過30多年改革與開放，超越日本成為世界體系的第二大經濟

體，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印尼時，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另外，東盟也在2003年提出建設“東盟共同體”，並於2015年12月宣佈成立“東盟共同體”。如何深入理解東盟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地緣發展戰略，以及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再次成為國際社會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議題。雖然本書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一本學術性著作，而非政策研究報告，但作者深信，好的學術未必能帶來好的政治，但好的政治一定是以好的學術為支撐。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范蔚文先生在過去幾年不斷敦促我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對於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20年前出版的學術著作所提出的基本論點和分析框架，仍能經得起相關國家制

定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的檢驗，在當今這個網路資訊大爆炸的學術速食時代，縱然會面臨不同的學術挑戰，也是學術生涯中莫大的欣慰。 王正毅 2017年6月於北京大學

東盟中國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南海戰略行動之研究(2002-2019)：行動戰略引導之戰略文化研究途徑的觀點

為了解決東盟中國的問題，作者巫穎翰 這樣論述：

南中國海一直以來就是重要海上通道，在中國逐步成為區域中的重要行為者後，面對爭議不斷的南中國海議題，中國面對該議題的戰略行動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時期也經歷了改變。從胡錦濤時期以和諧世界為出發點的戰略論述，以及其延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再到習近平時期強調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其填海造島的戰略行動。這些領導人所採取的戰略行動都再再牽動南中國海的權力格局。 本研究採取以行動戰略政治診斷為引導而建構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分析架構，嘗試分析胡錦濤與習近平兩位中國領導人對於整體世界局勢的判斷、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與選擇，以及其所採取的戰略行動。同時本研究還採取了以戰略文化研究途徑補充新現實主義

理論的基本立場，嘗試重新安排兩者之間的關係。 研究發現，行動戰略引導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可以針對領導人的認知，以及政治目標、戰略計劃與行動進行有系統的分析。另外，胡錦濤與習近平兩位領導人的認知，具有自鄧小平時期開始的明顯傳承性質，領導人對於南中國海議題的戰略行動之採行，除了有認知傳承的因素外，也有國家實力的權力因素再起作用。而從領導人的認知與對局勢的判斷之分析中，本研究也認為新現實主義依舊是具有良好解釋力的理論，而行動戰略引導的戰略文化研究途徑能從中完善新現實主義所較不重視的認知因素，從而充實並完善新現實主義的論述基礎。

新時代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一帶一路」倡議

為了解決東盟中國的問題，作者（印）阿馬蒂亞·森等 這樣論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世界能從中國獲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國學習。中國提供了許多經驗，但實際上沒有被注意到，有時我認為這些經驗甚至在中國也沒有得到認可，所以我們應該強調這一點。” 在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諸多新的挑戰的今天，中國和眾多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南合作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進步的一個現實途徑。工農業發展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徹底擺脫貧困的唯一途徑。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僅是工農業發展落後，工農業生產賴以存在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交通、通信、電力、能源）也嚴重落後。中國在其探索發展的道路過程中，一直強調基礎設施建設應該優先發展。正是基於

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先期發展起來的中國也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其他國家實現合作共贏。除了中國之外，其他新興國家也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知識和經驗。只有充分總結和分享人類社會關於發展合作的知識財富，才能更加有效地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本書彙集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教授、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劉民權教授、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夏慶傑教授、英國國際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家牛津大學Stefan Dercon教授、英國國際發展部前任首席經濟學家牛津大學Adrian Wood教授等一批國內外權威專家的理論成果。 阿馬蒂亞·森（Am

artya Sen），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33年生於印度。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學學業后赴劍橋大學就讀，1959年取得博士學位。曾執教於倫敦 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與哲學教授。森的突出貢獻表現在五個領域，分別是：社會選擇理論、個人自由與帕累 托最優的關係、福利與貧困指數衡量、飢荒問題與權利分配不均的關係以及道德哲學。森的學術思想繼承了從亞里士多德到亞當·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遺產。他深切 關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難的人們，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窮人的經濟學家」。森的思想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就是按照他 的理

論框架設計的。197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思·阿羅認為，「在社會選擇、福利經濟學基礎理論、更廣泛的分配倫理學以及與這些領域相關的測量問 題上，森是一位無可懷疑的大師」。 第一章 作為世界發展典範的中國及其面臨的問題 第二章 對於貧困國家的災難的回應：目前反思 和未來展望 第三章 世界各國結構轉型差異：模式、原因 和寓意 第四章 構建公平有效的國際發展援助及合作 體系 第五章 綠色國際援助的發展及我國對策 第六章 論“全球有效發展合作夥伴”議程的演化 與前景 第七章 東盟—中國貿易與投資關聯 第八章 亞洲與非洲官員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 第九章 在經濟新常態

下驅動夢想：加強區域可持續 合作 第十章 區域與國際機構在加強亞洲基礎設施聯結性 中的突出作用 第十一章 中國與非洲：歐盟發展政策改革面臨怎樣的 挑戰？ 第十二章 如何確定貧困線對於時間和空間的 敏感度？ 第十三章 農村貧困：新背景下的老問題 第十四章 前瞻性最優救助資金分配方案 第十五章 國際發展融資理念演變分析 第十六章 城市化與貧困：文獻綜述與概念框架

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協投資發展分析

為了解決東盟中國的問題，作者王若寧 這樣論述：

自從中國大陸在經歷「改革開放」的洗禮過後，無論是廣大的內需市場亦或其對外追尋投資，都讓中國大陸成為亞洲不可忽視的角色。近幾年中國大陸更再「走出去」政策的基本原則上，更加擴大其對外投資藍圖為「一帶一路」政策，在這一政策下影響甚深的區域實屬東南亞莫屬。 本文藉由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協的投資情況簡單分析其在各國的投資分佈，並分析中國於東南亞各國間的投資關係。本研究也認為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具有指標性的的投資國為印尼及緬甸，並非是中國在這兩國投資最多，而是從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戰略性、利益性、經濟性一起考量下的產物。 本研究亦於後半段深入討論中國投資印尼、緬甸的經濟性目的和戰略性目的，並

且分析兩國的國內政治會給中國大陸帶來的複雜因素以及挑戰，再從國際層面的大環境分析未來雙邊投資將面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