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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誰是你：甲木薩與雲遊僧傳奇（博客來獨家親簽版）

為了解決武則天 唐太宗的問題，作者鍾文音 這樣論述：

台灣文學金典獎年度大獎得主鍾文音 最新長篇鉅作╱《別送》外傳 一場信仰與心的追尋之戀。 文成公主與玄奘大師，兩顆唐朝最璀璨最稀有的星子在此交會，劃開佛的銀河系。 佛教歷史大河鉅構，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作品獲第九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   　　「她幾度生生滅滅，從李雁兒轉文成公主。雁行千里，注定遷徙。在高原，她成了甲木薩：永遠的漢地女神。   　　沒有眾生，就沒有菩薩。   　　雲遊僧玄奘書寫其一生致謝的功德芳名錄，並托西域商旅馬玄智帶給了甲木薩，她成了唯一的讀者。   　　一連串字詞如編織魔毯的故事，拼貼出甲木薩與雲遊僧擦亮星空的傳奇。   　　從此，兩顆唐朝最

璀璨最稀有的星子，劃開佛的銀河系……」   　　本書區分為「甲木薩」（文成公主）與「雲遊僧」（玄奘大師）兩大部，藉由在大昭寺擔任導覽員的今之「李雁兒」（和文成公主的俗名李雁兒同名）走入時光甬道，倒敘文成公主的一生，更以現代小說手法探索文成公主不為人知的愛情想像與其對高原的影響，讓蓮花女神有了人性化的面貌。另一個當代人物是王道士（人稱王阿菩），以王阿菩和史坦因相遇展開的序曲，輾轉帶出千佛洞文物之所以會被史坦因帶走，全肇因於兩人的共通偶像：三藏法師雲遊僧玄奘，藉此帶出玄奘對後世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影響力。    　　小說家以獨特的想像力將文成公主和親吐蕃歴經生死離別與玄奘取經播揚佛法，兩條穿越唐朝時

空的故事軸線，做了巧妙的互動連結。引經據典，既不泥古，又不脫離歷史本事，敍事手法乍看為二，實則互相呼應為一，藉由人、事、情愛的因緣聚合，佛法奧義的深入淺出，展開信仰與心的追尋之戀。允稱佛教歷史大河鉅構，不可多得的佳作。   　　鍾文音說：「之所以開始書寫這本小說，緣於母親纏綿病榻多年，過去經常浪遊旅途的我沒料到有一天我的世界五大洲之大會微縮成一張電動床之方寸。苦痛的呻吟，無能的藥方，如何安頓當下？於是，我在母親的電動床旁，用各式各樣在旅途裡聽來的朝聖故事，說給母親聽……」   　　「公主和雲遊僧，一個離返，一個抵達，如兩輛不同方向駛去的列車。 　　讓他們命中注定相見的是佛經。 　　命中注定誰是

你， 　　你的使命讓你成為你。」——《命中注定誰是你》

武則天 唐太宗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禪真逸史》、《禪真後史》之成書、出版與傳播

為了解決武則天 唐太宗的問題，作者許庭慈 這樣論述：

　　　　本論文是以明代小說《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五章論述。　　第一章由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言起，藉由小說版本的考釋確立研究方法，並綜合諸家前輩研究成果，將研究範圍界定在明代天啓崇禎年間，於杭州地區刊成之小說——《禪真逸史》、《禪真後史》，用以導出問題意識，探究禪真小說的編纂。第二章聚焦《禪真逸史》，考察小說原刊本十五人序文的編寫策略與其清刊本圖像的取材，兼涉其他清刊小說的插圖，以得知《禪真逸史》在明、清兩代的成書。第三章關注《禪真後史》及其出版者陸氏翠娛閣的出版品，釐清其與禪真小說作者清溪道人的關係，再結合《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遼海丹忠錄》與《型世言》論《禪真後史》情節

素材之運用，發掘四部小說的共同書寫。第四章將禪真小說置於東亞漢文化圈中，探析小說於日本江戶時代、韓國朝鮮時期的傳播情形：於日本方面，運用眾多禁書目錄，考察渡來書籍與《禪真逸史》遭禁與解禁之由，還原小說東傳時之經歷；於韓國方面，對讀《中國小說繪模本》與《禪真逸史》明原刊本圖像，探究二圖像敘事的異同，以得知中朝對於小說情節呈現之傾向。第五章則是結論，將由小至大、由細而寬、由個別至整體、由本地至外地的將全文論述歸納與收束，期待能呈現更多新的風貌、新的課題。

成功的哲學

為了解決武則天 唐太宗的問題，作者方東野 這樣論述：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人的一生中，總是存在著兩套相互截然不同、卻又分不出孰是孰非的行為規範。比如有人說：「事無不可對人言」，也有人說：「見人只說三分話」；有人「咬定青山不放鬆」十分積極，也有人「凡事都是天註定」典型的消極不長進；有人「兼濟天下」，也有人「獨善其身」……等等。 　　不僅在思想和認識層面上是這樣，就是在歷史事實中，也存在著一種令人看不透的現象：好人不長命，壞人壞事做絕卻平安無事；忠臣常遭殺戮，佞臣卻是飛黃騰達；耿直者處處碰牆老是挫折，可是投機者卻暢通無阻一路綠燈。而且，歷史上的君王，儘管表面和顏悅色，只要被忤逆了就會露出凶狠無情的一面。秦始皇，既有「一統華

夏」、「萬里長城」等豐功偉績，也有「焚書坑儒」、「罪輕刑重」大肆殺伐等殘酷行徑；漢武帝，既有北擊匈奴、安民生息的壯舉，也有寵信奸佞、殺妻滅子的昏庸。 　　翻開二十四史，處處可見這樣截然矛盾的行為集中於一個人身上，使我們備感困惑，又促使我們思考：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確定我們的行為規範？好人與壞人的分際到底在哪裡？ 　　李宗吾晚年說了這樣一段話：「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祕訣，而為辦事上之必要技術。用此種技術，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厚字即成為『忍辱負重』，黑字即成為『剛毅果斷』。自古聖賢豪傑，皆忍辱負重者也，皆剛毅果斷者也。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

，一眼注定眾人公利，放手做去，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奈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書立說，將此祕訣傳之於人。」 　　李宗吾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有一個誤區：英雄豪傑必然「厚黑」；「厚黑」者不一定盡屬英雄豪傑。 　　李宗吾有李宗吾的道理，反駁者有反駁者的道理。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樣處世為人？應該遵循什麼樣的行為規範？ 　　其實，古代的歷史對此問題早有論述。韓非子就提出過法和術的概念。法，就是天地自然之法，道德正宗，大家都要遵守，是公之於眾的東西；術，是辦事的技巧，個人行事的方式和過程中的變通。他這是提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目標，而後以一切手段

和技巧去達成。 　　後來又有西方的馬基維利，明確了目標與手段的分離，為了達成目標，可以不擇手段。這就承認了目的與手段在道德層面上的背離。馬克思的辯證法，對此更做出邏輯上的解釋：事物的矛盾推動事物的發展。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矛盾的各方面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上述兩種行為規範，本身就是對立統一，互為存在的前提。它們之間的矛盾，決定了一個人的進步，一個社會的發展。無論誰想拋開一個，信奉另一個，都會碰得頭破血流。正確的態度只能是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 　　兩種行為規範，無所謂絕對的對錯，它們在一定的條件下，會互相轉化到另一方。如善可以轉化為惡，戰爭可以轉化為和

平，卑鄙可以轉化為偉大，英雄可以轉化為小人，等等。 　　李宗吾的厚黑學，絕非教人厚臉黑心，都做些投機取巧的事，而是有其更深的一層意思在裡面，即：把握人性，靈活變通。 　　本書從研究李宗吾的「厚黑」理論入手，擷取古代豐富的歷史事典加以說明，無非是告訴讀者諸君，如何更準確地瞭解人性和把握人性，只要抓得住人性，天下就沒什麼困難了。歷史說穿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人性厚黑學。  

中晚唐國家政策下的宦官與佛教 ──以功德使與會昌滅佛為中心

為了解決武則天 唐太宗的問題，作者洪正浩 這樣論述：

　　宦官權勢被認為是中晚唐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在宗教方面，宦官不但出任管理佛道等宗教事務的功德使，當中也有許多佛教信徒。然而宦官既崇信佛教，對佛教的護持應不遺餘力，卻仍發生打擊佛教的行動──「會昌滅佛」（842－846），令人好奇宦官在滅佛中的角色究竟為何？本文試圖透過法律與中央衙司層面討論唐代對佛教的管理，並且在信奉佛教又擔任功德使的背景下，重新審視會昌滅佛時宦官之立場。　　在唐代尊崇道教的方針及寺院經濟的影響下，除了對佛教採取壓抑的政策，也從法律著手加強對宗教的控制。唐律中存在對道士、僧尼的特別規範，像是「稱道士女官」（總57）與「盜毀天尊佛像」（總276）皆顯示道士、僧尼及其戒律始終被擺

在王朝的律令秩序之下。　　唐初對於佛教管理也展現其抑佛的傾向，將崇玄署歸於鴻臚寺之下，隱含佛教為外來之意。武則天則拉高佛教地位，將僧尼隸屬祠部，不再強調佛教的外來性。玄宗時期，使職被予以重用，其中佛教事務也另設功德使來管理。貞元四年（788），德宗復設功德使，並由宦官充任，從墓誌材料來看，許多宦官與其家屬都信奉佛教。故在信佛以及受皇帝信任的背景下，宦官長期壟斷功德使一職。　　透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可藉圓仁視角分析會昌滅佛的經過，其中顯示除了以往佛教對經濟影響的因素外，武宗個人意志也主導滅佛行動展開。在會昌滅佛的參與者中往往談及宰相李德裕，但在民間史料中又見李德裕不反佛的紀錄，可見李德裕非純粹

基於信仰原因而參與滅佛。中晚唐宦官本因透過功德使有管理僧尼的權力，但是仇士良與楊欽義都無法阻止武宗滅佛，顯示宦官的權力始終來自於皇帝，宦官實際上只能將皇帝的旨意付諸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