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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台北市警察局長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汪孝直寫的 沙坪茶場：宋家山勞動教養紀事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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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王泰升所指導 黃守達的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2014），提出歷任台北市警察局長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地方自治、國民黨、地方派系、戰後台灣、民主化。
最後網站23名直轄市警分局長異動許頌嘉接北市中山分局 - 聯合新聞網則補充：另外，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及保四總隊長、三名直轄市副局長今年7月屆退，牽動下波重要警職 ... 7、本署警監督察江碧煌調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警政監.
沙坪茶場：宋家山勞動教養紀事
為了解決歷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的問題，作者汪孝直 這樣論述：
「勞動教養」是中共毛澤東暴政時代在中國大陸實行的一種對人民、對不同意見者的隨意迫害專政方式。與“勞動改造”只有名義、和施暴施難程度稍有不同，其實質都是達到迫害、奴役的目的。本書如實較全面的記述了一個勞動教養場所的日常景況。 若按毛澤東當年標準，現實大陸可以“收容”勞動教養十億人。故事雖然瑣碎，但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忘記或強迫忘記都會成新的災難的始因。 作者簡介 汪孝直 1932年5月出生四川成都，按中共說法，出身惡霸地主、反動官僚家庭，母早逝，從幼寄居舅父方超處，方超先後曾任江寧警察局長、中國國民政府駐意大利武官、抗戰後回國任武漢市警察廳長、四川省省會警察局長、四川省水上警察局
局長、1949年去台灣、任總統諮政、國策顧問，1952年病逝於台北市。親父歷任四川簡陽縣國民黨黨部主任委員，縣中學校長、早期川報副刊主編、代理行署專員等職。抗戰期間在鄉賦閒。1951年春被當年學生 、本縣中共區長後任縣長在土改中殺害。 在成都入讀弟維學校 :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附屬子弟學校──黃埔中學(初中)華陽縣立中學(高中)1949年秋入讀西南學院政經系。1951年該校被中共查封轉入四川大學經濟系。1951年冬經廣州申請赴香港入學未獲準出境，在廣州留居至1955年春返成都。1957年11月被無辜迫害收容勞動教養，押送四川峨邊縣對外名稱“地方國營沙坪茶場”勞動“改造”。在該場羈押整整25年
。1982年平反撤銷當年“處分”返回社會在重慶定居至今。平反後未安排工作，未給生活出路。一直自謀生計。70歲後賦閒至今。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為了解決歷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的問題，作者黃守達 這樣論述：
1950年，無視《中華民國憲法》中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召開省民代表大會、制定省自治法的要求，台灣省政府頒訂了《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表面上，縣市層級與鄉鎮市層級的地方自治體，終於可以全面選舉自己的首長與民意代表；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卻可以透過控制中央政府與省政府，進而控制台灣省的地方自治體。直到1994年，《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制定，台灣地方自治才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這樣的轉型是怎麼發生的呢？轉型又是如何可能？本研究即嘗試著從法律史的視角，考察1950年至1994年間的地方自治法制。由於此時期的地方自治受到黨國體制的支配，本研究稱之為黨國支配期。本研究認
為，所謂轉型，其實也就是黨國支配期的崩解。要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崩解，也必須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形成與發展。本研究發現，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這不只是黨國支配期所獨具，也存在於1945年至1949年的戰後初期，更存在於訓政時期的中國大陸以及日治時期的台灣。這樣的高度政治性，表現在中央政府是如何「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干預地方自治體的活動。為了確保地方自治法制能夠為中央政府所運用，日治台灣、訓政中國、戰後初期的地方自治法都是由上而下所建立。因為是由上而下，所以比起中間團體與地方社會的自治慣例，作為法規範的地方自治法制要來得較為有用，命令位階法規範又比法律位階法規範更為有用。這也是為什麼，黨國支配期的
地方自治法制，會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種種要求了。由於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所以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也就需要高度的改革動能。這股改革動能，便來自於1990年代初期的政治鬥爭。所謂政治鬥爭，既是反對勢力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也是地方自治體與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鬥爭。這樣的政治鬥爭可以視為兩種因素的結合。其一，1970年代以來的自力救濟熱潮與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狂飆，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當中，作為抗爭發起人或參與者的地方住民，逐漸獲得各界的注意與重視，其政治地位也逐漸提高，這就為鬥爭提供了動能。其二，1980年代後期，反對勢力為了抵抗國民黨政權，不僅奪取了地方自治體的政
權，甚至回過頭來「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抵禦中央政府的干預，像是1989年的「地方包圍中央」便是為鬥爭提供策略的顯例。鬥爭動能與鬥爭策略結合而成的政治鬥爭，便構成了地方自治轉型的因素。然而，儘管政治改革促成了地方自治轉型，但也只是「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而已。轉型前的問題：民主正當性的赤字、直轄省轄二元體制的失衡、規範變遷與社會變遷的落差，不僅未隨著轉型而獲得解決，反而愈來愈嚴重。由此可見，地方自治的轉型有其侷限。如何回應這樣的侷限，即為當代地方自治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