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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銷角度探討技職院校學生實習制度 －以南部某大學之海外實習為例

為了解決清華大學 港澳 台 錄取的問題，作者林志宏 這樣論述：

國內教育生態近十年來急劇變遷，大學錄取率攀升，致使技職大學畢業生沒相關產業技術、不想投身技術產業學習及從事技術工作等，已使產業人才的供給出現斷層。目前政府政策與技職大學作法之一是利用實習課程，讓學生於就學期間前往企業實習，讓學生於畢業前能學習企業經驗與技能、亦讓企業採用實習生以事先培育人才、學生畢業後能直接就業。該作法之立意良好且已執行很長一段時間，但企業仍然人力短缺、仍然高喊學界與業界脫節、學生畢業後仍找不到自己合適的工作等。本研究期望以學生海外實習制度進行探討，希望提出實習制度之問題，並以某南部科技大學之海外實習實例及以行銷角度來探討，並對政府與學校提出相關建議。依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實習

之內涵，至少應含1.就企業端而言，學校應慎選提供實習機會之企業，即應先了解企業用實習生之目的與心態，應對實習生視為公司員工與對待。2.學校應事先訓練學生，尤其是態度方面。做法上，應依企業性質，慎選學生，並與企業共同訓練學生，讓學生實習前能對企業有所了解，才前往實習。3.企業應清楚讓學生知道公司之培訓方式與企業未來的升遷管道與機會，讓學生更了解企業狀況。並期待政府與學校應依上述之建議，重新檢討海外實習之制度，以利企業用才與學生就業。關鍵詞:學生實習制度、技職院校、學生海外實習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清華大學 港澳 台 錄取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