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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的省思：張隆盛訪談錄

為了解決研究計畫主題的問題，作者張隆盛 這樣論述：

　　1972年，聯合國發表《斯德哥爾摩宣言》，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的地球高峰會，通過《21世紀議程》（Agenda 21），追求人類的永續發展。   　　面對國際上的環保、永續思潮，張隆盛（1940-2021）於1980年代營建署長任內，推動成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 4 座國家公園，過程中面臨各行政部門權責之間的協調折衝，以及環境保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各種衝突。   　　訪談中，張隆盛提及當年國家公園設置時的種種爭議：墾丁候鳥如何保育宣導與核三廠、玉山新中橫公路開闢、陽明山氣象雷達站與太魯閣立霧溪發電廠興建……，旁及營建署相關人物的

回憶，以及原住民權益等議題。儘管相關爭議不斷，張隆盛依然貫徹「永續」的理念，試圖在環境、經濟、社會各面向取得平衡，他認為：「『美麗的勝利是短暫的，醜惡的勝利是永遠的。』國家公園在自然環境保育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糾正人類意欲征服大自然的作法，讓人和大自然趨向調和。」   本書特色   　　★臺灣國家公園設置推手張隆盛生前親自核閱的專訪紀錄 　　★獨家收錄珍貴歷史照片、張隆盛攝影作品   名人推薦   　　林益厚（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研究計畫主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影響科技大學學生持續就讀或中途流失相關因素研究：以北區某科技大學為例

為了解決研究計畫主題的問題，作者吳建隆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校園經驗與流失之關係，研究問題包括：(一) 科技大學學生流失的類別與原因為何？(二)科技大學學生個人背景、入學前就學經驗對校園經驗的關係為何？(三)本研究持續就讀與流失學生，在校園經驗的差異性為何？(四)影響科技大學學生流失的因素為何？最後，提出未來在大學校園中如何減少學生流失的建議，提供學校、師生參考。研究方法以量化為主，質性為輔。量化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法，以校園經驗為基礎編製問卷，其中個人背景包括性別、就讀年級、家庭經地位、家庭結構、工讀時數、財務需求，入學前就學經驗包括入學方式、高中職類型、高中職科系、高中職畢業成績、高中職畢業班級排名，校園經驗包括學術投入、人際投入

、學校滿意度、目標發展承諾。質性研究則針對量化研究不足之處，透過深度訪談加以釐清：(一)休退轉學的主要原因，以及有哪些個人因素影響？(二)在學校內的學習經驗為何？是否遭遇到學習方面困難？是否因為興趣不合造成學習意願低落？高中學習狀況對進入大學的影響？(三)在學校內與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與班級氛圍。(四)對學校學習環境與設備的感受？研究對象為北區某科技大學持續就讀與流失學生，持續就讀組學生分層比例取樣，流失組學生採立意取樣。訪談對象則是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選取 6 位持續就讀的學生以及6位流失學生進行訪談。本研究結果發現：一、本研究對象學生流失的類別以休學居多，其次為轉學與退學，學生流失主要原因為興

趣不合、其次為經濟因素，流失的比例以低年級較高。二、大學生個人因素及入學前經驗在校園經驗的差異分析發現，性別、年級、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工讀時數、財務需求、高中類型、入學管道、高中職就讀科系、高中職畢業成績、高中職畢業排名均達顯著差異。三、個人背景、入學前就學經驗對校園經驗的解釋力方面，發現個人背景與入學前就學經驗對於學術投入中的課業學習態度解釋力為19.5%，專業導向學習態度態度的解釋力為 13.4%，學習困難的解釋力17.1%；對於人際投入中的同儕互動與班級氛圍解釋力為10.6%，校園活動參與的解釋力為7.4%；對學校環境與設備滿意度的解釋力為 9.9%；對目標發展與承諾中的目標與興趣

發展的解釋力9.3%，學位目標的解釋力5.0%，就讀意願的解釋力15.9%。四、運用邏輯斯迴歸探討個人背景與校園經驗對於學生流失組與就學組的勝算比，發現學生流失組在低年級、較少參加社團或系學會活動與校園活動、課業學習投入較低、學習困難較高、同儕互動與班級氛圍滿意較低、學校滿意度以及就讀意願較低的情況中比例較高。 五、質性訪談包括學生對於持續就學或流失的看法，結果歸納出六項主題如下：(一)學生高中學經驗與家庭經濟狀況有影響。(二)班級學習氣氛、師生互動與課業學習態度的影響。(三)同儕互動關係的影響。(四)對學校環境主觀知覺之經驗。(五)學生目標發展與承諾經驗之影響。(六)對學校認同感強化就學動機

。本研究基於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包括：一、對學校相關單位之建議：(一)強化新生定向輔導工作，提升就讀意願，減少低年級學生流失；(二)提升學校學習設備，強化學生對學校滿意度與認同感；(三)強化學校環境與景觀之營造；(四)及早篩選學習困難之學生，了解其學習困難因素。(五)將學生流失與學習發展相關研究納入校務研究範圍。二、教師與行政單位之建議：(一)營造良好班級氛圍，並塑造班級學習氣氛與人際互動；(二)教師強化課堂上與學生互動，提升學生學習態度與目標；(三)關注不同背景學生之困擾與問題。三、對大學生之建議：(一)積極運用學校資源，降低學習困難；(二)積極參與校園活動，提升人際關係互動；(三)工讀與課業

學習之間取得平衡。四、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一)加入不同學制以及其他一般大學學生進行比較；(二)增加非自願流失學生的比較；(三)探討學生在校成績對學生流失影響；(四)師生互動關係、學校認同感對學生流失的影響。

修辭.符號.宗教格言：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研究

為了解決研究計畫主題的問題，作者林熙強 這樣論述：

　　本書以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譯寫的格言集《譬學》(1633)，與英國國教牧師亨利．皮坎(Henry Peacham, Sr., 1547–1634)纂輯的文藝復興修辭格手冊《說苑》(The Garden of Eloquence, 1593)為平行研究標的文本，而以列日學派(Groupe µ)的《普通修辭學》(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71)及佩雷爾曼(Chaïm Perelman, 1912–1984)的《新修辭學》(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La nouvell

e rhétorique, 1958)兩本歐陸新修辭學專著為分析的準據。 　　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嘗論譬法十種，其論述的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即譬喻中「已明的所取之端」與「未明的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進一步實踐說教與證道的宗教功能。而列日學派提出普通修辭理論的本意，是欲藉現代結構語言學的分析模式，提供更為科學而具系統性的辭格分類方法。因此本書之論旨有二：其一，以皮坎《說苑》中的文藝復興修辭格分類系統，比對高氏《譬學》中各式設譬手法；其二，以列日學派提出的修辭操作模式──抑損、增添、增損、更序──分別重新檢視《譬學》與《說苑》中的語形(metap

lasms)、語義(metasememes)、語法(metataxes)、邏輯(metalogisms)四種修辭格，並以佩雷爾曼所謂「論辯」(argumentation)，解讀無法歸類於列日學派修辭理論中的其餘辭格。於此架構之下，本書分為五章進行析論： 　　第一章　本章首先爬梳兩部標的文本與文藝復興修辭學傳統間的關連，並藉由對西方修辭學史的討論，建立本書並時性研究的歷史實證性。其次，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的論述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而一則譬喻中的「所取之端」與「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則成為本書申論的起點。本章最後將引導修辭問題至更為深入的結構語言及

符號層面，即「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      　　第二章　本章以語義辭格的分析為出發點，討論上述「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語義辭格討論的是字詞（或小於字詞的單位）與內容意義間的關聯，四種主要轉義俱屬此類。若按《譬學．自引》中所謂「由顯推隱，以所已曉，測所未曉」的設譬原則著眼，則本書欲解答的「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問題，應由兩個語彙單位(lexeme)間如何形成表達形式的轉換著手；易言之，這也是語言符號中符表(signifiant)與符旨(signifié)的形式與內容問題。      　　第三章　《譬學．自引》所析「明、隱、直、曲、單、重」六種譬法，都屬於語義辭格的探討範圍，

而以重譬為界，之後的「有解、無解、對而相反、無對而疊合為一」四種譬法，除了仍依高氏所謂「兩端相類相稱」的基本法則施譬之外，已經由單純的「轉義」(trope)進入「句式」(schemate)的解析而成為另一個譬法討論範疇，本書也由此進入語法辭格的分析。本章由《普通修辭學》中零度及偏離的理論為始，分別析論《譬學》與《說苑》中語法辭格的四種修辭操作。      　　第四章　前文已析的語形、語義、語法三種辭格，乃基於語規(code)而成，建立在「文法↔修辭」的關係之上，而本章討論的邏輯辭格則基於符物(object)與符解(interpretant)間的聯結，建立在「修辭↔邏輯」的關係之上。《說苑》中仍

有相當數量的辭格無法納入列日學派的辭格總表，而這類辭格在譬法與句式的背後，往往還涉及價值判斷──比方格言背後欲傳達的宗教意蘊。本章藉由佩氏《新修辭學》中的論辯及非形式邏輯理論，補充《普通修辭學》無法解讀的其餘辭格。      　　第五章　引發佩雷爾曼《新修辭學》理論的關鍵問題是「價值判斷能否通過推理加以證明」，佩氏的這則提問亦為本書關懷所繫，即宗教上的價值判斷能否藉修辭的操作而致正面的效果？譬法與句式的運用不僅只是表面的修辭現象，其背後牽涉的是在四個修辭場之外以勸服為目標的論辯。本書最後提出對列日學派普通修辭理論的檢討，也在修辭、論辯與證道三者間覓得關聯，而重新看待本書發軔的可見與不可見兩端。

毋庸同意之醫療行為-論醫療行為告知後同意原則的適用限制

為了解決研究計畫主題的問題，作者周祖佑 這樣論述：

英國學者哈特曾說「凡有法律之處，人類行為在某個意義上就不是隨意，或說是具義務性的」 。因此透過相互權利義務的分配衡平，以降低人們間彼此猜測行為結果的成本。而醫療法律之告知後同意法則，即是如此，期盡使醫師盡告知義務以追求提供病人自主權利本旨。準此，醫療法律所涵蓋之醫療人員、病人、法務人員甚或是醫事審議委員會，得藉由程序之正當，盡量避免人為之操弄，進而突顯「好的」的射倖結果，使健康權利之保障先於服從義務。然「醫療刑法」領域，就「故意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阻卻違法事由」，使醫療人員得合法適當的行使臨床裁量，以達到攔截病人身體法益病變惡化之因果進程，甚或挽救生命法益的權利與義務施行，則是國家應依法行

政以確保其正當性與保障醫療行為的。正此，伴隨人類文明與生命科學發展之醫療法律，雖非不變常規或既成約定的，然無論其呈現態樣成文與否，所求應皆是利大於弊，並促使人們接受權利與義務的衡平以從中獲利，更遑論生命之無價所應保守。因此以法律來承認與要求「告知後同意法則」，是正當且必要的。然，醫療實務上，所遇情況萬千，在學理上除肯認醫師所負的說明義務，本就會與醫療行為的急迫性而產生消長關係之例外情事。本研究計畫主題“毋庸同意之醫療行為-論醫療行為告知後同意原則的適用限制”，探討醫療行為告知後同意原則不適用刑法或適用限制之例外，包含基於公共利益或基於行政理由的強制醫療、醫師專業裁量、安寧緩和醫療中之適用與告知

後同意之不適用的緊急情況。並就司法實務，以高等法院判決論「告知義務」並非「注意義務」，「評釋末期病人醫療常規」與「論急救行為與強制罪」，並對未來「病人自主權利法」之告知義務與相對醫師之保密義務做探討。如何在法理上，臨床學理與實務中確保及提昇有效醫療發揮，並「確保病人的病況不致惡化」，才是將所謂「告知後同意法則」欲達成其最符合病人之最高利益目標。如此一來，法界、醫界和病人三贏，方為有識者所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