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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何以如此悲傷

為了解決經緯 報社的問題，作者朴鍾澔 這樣論述：

凝視藝術作品中的蒼涼身影： 音樂．文學．戲劇．歌劇．繪畫…… 當我們有所醒悟與感到痛苦，那才是真正的藝術。 　　真正的藝術應該「如同一把利斧，破開人們心中的寒冰」──卡夫卡 　　唯有在最艱難的情況裡成就出來的藝術，才能留下最深刻的感動。──舒伯特 　　細分藝術領域，會使藝術更加商業化，終至墮落。──華格納 　　許多人不曾注意到，藝術其實訴說著那些不幸、孤獨、殘缺之人的故事。大部分音樂、文學、戲劇、歌劇、繪畫的主角都屬於弱勢族群。以看似最華麗的歌劇為例，《蝴蝶夫人》的女主角十五歲即嫁做人婦，不久就慘遭拋棄；《卡門》的女主角是四處流浪、無以為家的吉普賽人；《茶花女》的女主角是一名

交際花；《弄臣》的男主角則是一名駝背的身心障礙者。 　　藝術應該用來點醒那些無法意識到這個社會存在錯誤的人們。面對藝術，我們應該感到不自在。無法觸動內心、只能愉悅雙耳的音樂，不是真正的藝術，那只是純粹引起鼓膜振動的音樂罷了；無法撼動心靈、只能滿足眼福的畫作，也不是真正的藝術，那只是純粹觸及視網膜的畫作而已。直面令你感到不悅的事物，雖然會感到痛苦，但過程中的傷痛將使你成長。有了痛苦，才有理解；有了理解，才有憐憫；有了憐憫，才懂得愛。 　　本書遍覽各大藝術領域中的名作，選出其中共同蘊含的重要主題為經緯，探討每一個弱勢族群的身影如何透過不同視角與型態，反覆地出現在世人所熟知的藝術作品中。而比藝術

作品本身更為戲劇化的藝術家思想與人生，也一併對照與討論。 　　◎封面圖片說明： 　　《死去的母親》（Dead Mother，1910）／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作品縈繞於情慾、死亡、肖像等主題，扭曲的線條和肢體，讓人感受到痛苦掙扎與焦灼不安。他與懷有六個月身孕的妻子皆死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年僅28歲。  

經緯 報社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鄧小平時期的文藝政策及文藝產出

為了解決經緯 報社的問題，作者林宸逸 這樣論述：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此一政治基調自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藝活動的最高準則。文藝也因而成為共產黨塑造意識形態和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大陸，文藝發展就長期受制於中共的政治發展。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黨國體制的略為鬆動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中國大陸的文藝發展形塑不同既往的創作環境，中共也因時制宜地在政策制度上加以調整與創新，以及運用新的宣傳工具與手法。本文以中共相關宣傳政令為經緯，透過中共在文藝管理機構權責的改革、出版及電影製作發行體制的調整、文藝工作者的培育與待遇，兼及針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小說、影像作品產出的內容進行分析，

期以梳理中共在1976年至1992年之間，如何運用文藝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微調與創新過程。

政戰風雲路：歷史 傳承 變革

為了解決經緯 報社的問題，作者復興崗文教基金會 這樣論述：

回顧和前瞻，政戰七十年！ 史實昭明，國軍需要政治作戰， 因為政戰不只是「面對衝突、達致共識」的力源， 也是「凝聚向心、攻堅拔銳」的利器。 謹以本書獻給曾經在這條風雲路上， 歷盡艱辛，百折不撓的每一位復興崗子弟。 本書特色 　　探討黃埔建軍與政工制度的緣起、工作理念與核心任務，並就過去七十年來的制度變革與任務轉型，分從國際、兩岸與國內各不同層面和視角，提出翔實考證與評析。 　　國軍需要政戰，因為它不只是「面對衝突、達致共識」的力源，也是「凝聚向心、攻堅拔銳」的利器。環顧當前全球重視政治作戰的大趨勢，我們又豈能視若無睹或掉以輕心？ 　　當前美「中」相爭的「新冷戰」格局，是

否會變得更冷？瞻望中華民國的未來前途，居上位思考的「國家政略」，當如何審慎因應，趨吉避凶？國軍政戰又當如何本諸法定職責，為保國衛民，善盡其力？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本書不以研究政戰制度的變遷，探究某些重要歷史事件真相為已足，並進一步針對影響官兵思想、近代史觀、憲政責任與戰鬥心理等因素，提出客觀嚴謹之評述。 專文推薦 　 　　許歷農上將（曾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行政院退輔會主委）   　　楊亭雲上將（曾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行政院退輔會主委）   　　丁渝洲上將（曾任國家安全局局長、國安會秘書長）    　　邱國正部長（現任國防部長）    　　帥化民委員（曾任立法委員、

國防管理學院院長）   　　李天鐸董事長（曾任國家安全局駐法國代表、復興崗校友總會會長、復興崗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喬振中（曾任青年日報社、警友總會總編輯、大成報社務顧問）  

集體勞動關係法之勞工概念研究－兼論台日外送平台工作者之工會組織爭議問題

為了解決經緯 報社的問題，作者潘宗璿 這樣論述：

隨著網際網路及個人通訊設備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產生了許多了新形態的商業模式，新興如Uber、外送平台等模式，企業也更容易藉此使用企業外勞動力，同時，此類企業外工作者面臨到勞動保護缺失的問題，在與傳統僱佣模式不同的新型態工作中，面臨工作者無法受到既有的勞動法保護之問題。對此外送員開始凝聚集體力量組織工會法上之工會，但我國對於工會法上勞工是否應與勞動基準法相同尚無定見，本文即以平台外送員是否為工會法上勞工為研究對象。而在先進各國中日本在地緣關係與社經文化上與我國較為接近，對於我國勞動法制有深刻的影響，且其有關工會法上勞工之判決與學說討論發展至今有累積相當數量。同時，日本政府自2018年前後即有注意

到外送員等個人工作者之勞動問題，直至2021年由日本內閣為首的政府部門提出以勞動法為主、競爭法為輔的法政策規劃。最後，日本也有以平台外送員為主的工會，且相當積極地與外送平台進行協商，可作為工會運動的模範。因此日本法制之經驗應可作為我國的借鏡。作為結論，本文認為我國工會應建構獨立的勞工概念，盡可能地讓更多的工作者可以組織工會，並且在我國未來的立法政策上，可以採用日本政府提出之勞動法為主、競爭法為輔的法政策，並制定類似日本下請法，以增加對於個人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