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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國王害生的合理化：由經典至教史典範之轉移

為了解決薄伽梵歌全文的問題，作者吳芬錦 這樣論述：

殺一個人是殺人犯，殺成千上萬的人卻成為國王，當國王行使王權而害生並且與佛教倫理及普世價值衝突時，宗教師該如何協助王化解內心的不安與矛盾？如何合理化國王害生之爭議？本文主要以歷史、經典、比較與文獻考察等方式，探討由經典至教史國王害生合理化之轉變，及其轉變的原因。首先將討論罪的本質與罪意識的覺察，早期佛教之懺悔模式，如何經由懺悔處理罪業的問題，及懺悔、罪業與因果業報三者之間的關係。 其次將以漢譯與巴利《沙門果經》為主，討論阿闍世王的懺悔模式，王因弒父而犯下五逆重罪，即使已向佛懺悔，自己仍會受到傷害。有關伽摩尼王的害生與悔過將以《大史》為主要研究文獻，討論國王為護教而殺害泰米爾人，王良知覺醒

卻沒有真正懺悔，阿羅漢認為伽摩尼王仍可因善業而生天成為彌勒的弟子，未來將隨彌勒下生人間成佛，這樣的說法與佛教倫理觀念相牴觸，國王行善可不必為罪過付出代價，已違背佛教經典教義。國王害生合理化之轉變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是外在政治經濟情勢的轉變，造成國王角色的改變，捍衛教法成為王的重責大任，而互利共生的政教關係使僧伽失去宗教領域的自主性，再加上《大史》本身特有的救贖史觀點，導致佛教於錫蘭在地化之後，教法延續與安住的重要性已超越經典核心教義，因而造成國王害生合理化有如此重大之轉變。 總之，由經典至教史佛教懺悔觀念與內涵已有一些具體的轉變，佛教國王害生之合理化，在佛陀時期阿闍世王弒父之罪以懺悔及善業

得重罪輕報，至伽摩尼王時則是因時空背景與大環境之改變，已轉變成因善業生天，成為未來佛的方式合理化國王害生之爭議。關鍵字：懺悔、阿闍世王、度多伽摩尼王、《沙門果經》、《大史》。

南北朝佛教懺悔思想之探究

為了解決薄伽梵歌全文的問題，作者孫鍾鈞 這樣論述：

　　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紛亂、朝代更迭迅速的動蕩時期；但是在文化發展上，卻是歷朝中最豐富、多元且燦爛的時代。滋長於南北朝的中國佛教文化，懺悔思想是其中最為顯著且有特色者。東晉時，道安法師依《十誦律》制定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其中的第三則─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影響所及，使接續其後的南北朝時期，僧俗間皆對律典的研究極為關注；更因律學研究的深入，滋養了南北朝懺悔思想的開展。三國魏文帝時，支謙譯出《三品悔過經》等屬於部派佛教過渡到初期大乘的懺悔觀的經典；南北朝前後時期更有眾譯師譯出《大方等陀羅尼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觀虛空藏菩薩經》、《金光明經》、《十住毘婆沙論》等，具有大乘教義的懺悔思想

的經論，將大乘懺悔思想傳播予當時的僧俗間，帶起南北朝懺悔實踐的風氣。　　　在中國，佛教初傳時期，許多的懺悔觀起源於初期佛教戒律中的布薩法；到了南北朝，更因為大乘佛教經典的譯出並傳入中國，使得南北朝的佛教懺悔觀，從初期佛教懺悔觀中做為懺除犯戒之罪業，以為禪觀前行的對首懺；轉變為大乘佛教懺悔觀中，在十方諸佛前懺悔累世罪業，以獲得感通諸佛印證除罪的取相懺；發展到正觀法性平等、罪性本空的無生懺，最後將大乘經典的懺悔觀融入本土的儒家齋戒、首過，道教齋醮的悔過思想，開展出中國特有的佛教懺悔實踐法門，以及懺悔思想。在南北朝時期，依止佛教修持的僧俗大眾，以布薩法、禮懺法、大乘經典懺悔法、五悔法等懺悔方式，完成

其個別的懺悔實踐和不同宗教情懷的目的。接著，在懺悔實踐的同時，也創制出多元的懺悔儀式和特有的懺悔文學作品，在這些懺悔儀式和懺悔文學作品裡，蘊藏有大量豐富的懺悔思想和懺悔文化。　　　佛教懺悔思想在南北朝蓬勃開展，使得後世隋代天臺智顗創制了以大乘經典的懺悔觀為依據的四部懺儀，成為中國後世佛教懺悔法門的開端，所以南北朝時期佛教的懺悔思想，深深影響中國佛教懺悔法門和儀式之制定和產出。故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究南北朝佛教懺悔思想的起源和發展，先探討佛教懺悔思想的源頭─印度初期佛教懺悔觀及大乘佛教懺悔觀；再從佛教史傳蒐集南北朝佛教懺悔實踐的相關記錄與文獻，並針對其懺悔實踐的方式、過程和目的，分析南北朝佛教

懺悔文化和懺悔思想，最後將其統整做出分類，以做為探究中國佛教懺悔法門形成因素，以及研究中國佛教懺悔實踐，在宗教上的目的和意義之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