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光明詛咒的人們線上看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附近那裡買和營業時間的推薦產品

里約折疊：追擊貧民窟毒梟

為了解決被光明詛咒的人們線上看的問題，作者（英）米沙·格蘭尼 這樣論述：

里約熱內盧，一座被上帝眷顧，也被魔鬼詛咒的城市。這裡有著最美麗的海岸線，岸邊佇立著富麗堂皇的酒店和高樓，招待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這裡也有著最骯髒的貧民窟，它們扎眼地挺立在市中心的小山坡上，沒有自來水，沒有穩定供電，人們居住在火柴盒一樣的擁擠住宅裡，時刻面臨著槍戰、毒品和死亡的威脅，深陷暴力、貧富差距、政治腐敗織就的巨網中。   內姆，南美洲大的貧民窟羅西尼亞的“掌權者”，也是全巴西最想逮捕的頭號毒梟。在女兒患上絕症、不得不向黑幫俯首求助之前，他曾是一名普通的父親和上班族。一場變故改變了他本該平靜的人生，將他捲入了毒品、暴力、貧窮和腐敗的旋渦之中。這是關於內姆和羅西尼亞貧民窟的故事，也是里約熱

內盧這座“上帝之城”和毒品地下經濟的故事，更是關於巴西數十年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的記錄，而書中人物所面對的不平等處境和艱難抉擇，則關乎我們每一個人。 米沙·格蘭尼（Misha Glenny）   調查記者、歷史學家，畢業於牛津大學，後進入BBC、《衛報》等媒體工作，曾任BBC前中歐通訊員，具有豐富的網路安全、地緣政治、犯罪學背景，並屢次獲獎。其著作《巴爾幹人：民族主義、戰爭和大國，1804—2012》是英國和北美許多大學的固定教材。   根據他的暢銷非虛構作品《超級黑幫：揭秘全球地下經濟》改編的人氣電視劇《戈德曼家族》已於2018年上映，格蘭尼本人擔任了這部劇的執行製片

人和劇本顧問。他同時是BBC廣播四台《如何發明一個國家》節目的編劇和製作人；另著有《網路黑幫：追蹤詐騙犯、駭客與網路騙子》《南斯拉夫的隕落：第三次巴爾幹戰爭》《歷史的重生》等。 地圖 前言 序幕逮捕（上）2011年11月9日—10日   第一部分主角登場 第1章艾杜阿爾達1999年12月—2000年6月 第2章貧民窟1960年—1976年 第3章可卡因1979年—1989年 第4章屍體1980年—1987年 第5章道德崩壞1989年—1999年 第6章上山去2000年6月   第二部分妄自尊大 第7章大屠殺1993年 第8章奧蘭多· 喬加多1994年 第9章魯魯的法律199

9年—2004年 第10章破裂2001年—2004年 第11章羅西尼亞受難記2004年4月 第12章瘦子的挽歌2004年4月 第13章國王已死2004年 第14章貝姆特維2004年—2005年   第三部分復仇女神 第15章偉大變革1994年—2004年 第16章援手2006年—2007年 第17章做生意2004年—2007年 第18章眾志成城2007年 第19章騰飛年代2007年 第20章內姆的新娘2004年—2006年 第21章復仇女神1997年—2009年 第22章裡約之戰2006年—2008年 第23章黃金時代2007年—2009年 第24章政治2008年—2010年 第25章洲際酒店

2010年8月   第四部分淨化 第26章初次接觸2010年9月 第27章攻下阿萊芒2010年11月 第28章自白2011年1月—4月 第29章盧瓦娜和安德麗莎2011年5月9日 第30章逮捕（下）2011年11月3日—9日   尾聲 里約熱內盧主要警力一覽 致謝 第一次飛抵大坎普（Campo Grande）的感覺很古怪。作為南馬托格羅索州（Mato Grosso do Sul）的首府，大坎普位於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三國交界處以東400千米左右，它同南邊的潘塔納爾（Pantanal）也隔了差不多這麼遠，那裡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濕地。我對這個城市的第一印象，是它看起來一點也不

巴西。   這座城市只有100餘年的歷史，佈局是棋盤式的，寬闊的林蔭大道和交叉的街道旁是茂密的樹木。不少商店都安著落地玻璃窗，讓人印象尤深。屠夫們在櫥窗裡陳列著幾十頭瘦牛的屍體，約翰迪爾（John Deere）商店炫耀似的擺著一排排嶄新的拖拉機。這裡給人的感覺既不像肉欲的里約熱內盧，也不像勤懇的聖保羅，更像是20世紀60年代的德克薩斯鄉村。在城市鮮明的分界線上，寬敞的建築物突然讓位于朱紅色的土壤，地面像是剛被顏料漆過一樣。土壤的顏色與深綠色的植被對比強烈，讓這塊地方看起來就像一幅卡通畫。   就在眼前的一切變得紅綠相間時，我在一個沒有標識的路口轉彎，駛下環路。我避開了好幾個放在土路上的油桶，終

於到達鐵絲網大門前。從現在的位置望去，高度戒嚴的聯邦監獄基本上盡收眼底。我的目光當下就被監獄牆壁和哨塔那簡約清晰的設計風格所吸引。建築的外牆都被刷成了柔和的粉紅色和鵝黃色。   第一道大門自動打開後，我還須越過最後一道障礙：坦克路障。巴西是個有著漫長越獄史的國家，大坎普監獄對此絕不會掉以輕心。作為巴西國內的四所特殊機構之一，這裡是為那些最危險的罪犯準備的。大坎普不像任何著名的巴西城市，這座監獄也不像任何普通的巴西監獄。   首先，這座監獄裡的獄警始終保持著友好和禮貌，其中一些甚至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在巴西可不常見。在工作職責允許的範圍內，他們都盡己所能地為我提供了最大的幫助。大多數監獄裡常見

的骯髒、擁擠和潛在暴力在這裡都不見蹤影，大坎普監獄透露出一種秩序和穩定感。囚犯們在這裡肯定不好過，但這裡也沒有曝出侵犯人權的報導和無端施加暴力的投訴。在四所特殊監獄中，沒有一個囚犯死于獄友的謀殺，也沒有一個囚犯成功越獄過。而在巴西其餘的監獄裡，這些風險都是家常便飯。   這座監獄的管理如此高效，主要是因為這裡的囚犯都臭名昭著。在過去，銀行大盜和毒梟們都很樂意在入獄後繼續遠程操控生意。在州級和市級監獄，犯人們的標準做法是給那些薪水微薄的獄警塞錢，好讓他們對送進監獄裡的手機、毒品、遊戲機和電視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甚至連女人都能弄進來。在大坎普，犯人們除了寫信之外（信件當然受到獄方的嚴格審查），

與外界進行溝通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他們的律師或獲准探監的親人。就算對組織精良的犯罪集團來說，這都是個不小的挑戰。   把隨身物品鎖進櫃子之後，我又接受了一系列的安全檢查和生物特徵檢測，除了手錶、眼鏡和一個法院允許攜帶的電子錄音器以外，其他東西都留在外面。在隨身物品被反復檢查後，我終於在兩個聯邦員警（Federal Police）的引導下來到了一個3米×3.65米大小的長方形房間裡。   我的左手邊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擺著一台電腦和一台錄影機，右手邊的牆壁上掛著一塊背景板，上面寫著“聯邦監獄局”幾個大字。當案件在里約熱內盧、聖保羅、馬瑙斯或是累西腓開庭時，犯人們就在這間房間裡通過視頻連線受審。坐在

對面的就是我這次前來訪問的物件—安東尼奧·法蘭西斯科·邦芬·洛佩斯（Antônio Francisco Bonfim Lopes）。假如說在2011年11月被逮捕前，這個男人不是全巴西最想抓住的人，那他至少也是裡約政府最想抓住的人。全國人民都知道他的綽號—內姆—而不是他的本名，或者用完整的葡萄牙語來說：“羅西尼亞的內姆”（Nem da Rocinha）。   我第一次聽說內姆是在2007年，那時我參加了一個羅西尼亞旅遊團。羅西尼亞是巴西乃至全南美洲規模最大的貧民窟。裡約有近千個貧民聚居點，但羅西尼亞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恰巧位於裡約最富有的三個區中間。當我第一次訪問羅西尼亞的時候，它已經是個熱門

旅遊景點：你可以坐著人力車穿越主幹道加維亞大道（Estrada da Gávea），然後停下來觀賞那些擠在一起的五顏六色的小盒子—十萬居民中的一部分就居住在其中。在快速參觀完當地NGO在業餘時間舉辦的兒童遊戲班後，我掏錢買下了一幅天真爛漫的畫作，為貧民窟絕望的經濟狀況盡一點綿薄之力。   一位嚮導告訴我，管理羅西尼亞的人叫內姆，他滿懷敬意地向我表達，是內姆，這個當地毒品集團的首領“維護了羅西尼亞的和平”。   四年後，內姆再一次出現在我的視線裡，他于午夜時分在距羅西尼亞幾英里遠的地方被逮捕。當時的情況相當戲劇化，我懷著好奇心深挖這條新聞，卻意外地發現在內姆被捕前，他竟然和巴西記者做過好幾次訪談

。媒體總是把他描繪成一個冷酷的殺手，靠販賣毒品奪走了無數年輕人的性命，但這些訪談卻隱隱透露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內姆在訪談時的回答顯然經過深思熟慮，可見他很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重要性，他是羅西尼亞實際上的總統和總理，是這個中型城市裡最具權勢的商人。   在2012年，巴西正處冬季之時，我提筆寫信給服刑中的內姆。介紹完自己的身份後，我希望他能夠接受採訪。八個月後，我來到了大坎普，現在內姆，這個巴西人民的“頭號公敵”就坐在我對面。會面過程中獄方嚴禁任何身體接觸，連握手也不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初次見面略顯拘謹。   內姆穿著一身藍T恤和棉褲組成的獄服。當他在獄警的帶領下起身走

出房間時，我觀察到他又高又瘦，身高大概有1.9米。他的臉龐特別窄，牙齒有點深覆合，皮膚是棕色的。他的頭髮剪短了，那兩張在互聯網上瘋傳的照片裡的一頭卷髮現在沒那麼明顯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對漆黑的眼睛，如此深邃，好像眼球上的虹膜和瞳孔都融為一體。顯然，他外形上的魅力主要來自這雙眼睛：它們能洞穿你的靈魂，卻不會給你任何回應。他總是用葡萄牙語中對男性的尊稱來稱呼我：先生（osenhor）。但我因為剛學了一點皮毛，還不瞭解這門語言中的微妙之處，我只是簡單地叫他安東尼奧。   訪談過程中，我不小心把筆掉到了地上。彎腰撿筆時，我看到他的雙腿被銬在鋼桌上，而鋼桌被焊在地板上。他沒有要一杯咖啡或者水來喝，因為

那樣就得把雙手舉起來，露出手銬（在後面的幾次訪談中，他被允許摘掉手銬）。這個男人顯然覺得自己眼下的處境是一種羞辱然而，內姆非常樂意討論自己的人生，無論是私人生活還是職業經歷。鑒於當時他的案件還在候審，有些事他沒法發表意見，它們都涉及正在進行的刑事訴訟。   過去兩年間，我一共去監獄探訪過他十次：最初的兩次會面各自持續兩個小時，剩下八次會面各自持續三個小時。在監獄裡採訪犯人已經很奇怪，這幾次面談更是如此。在這種反常的情況下—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和安東尼奧建立了一種密切的關係。漸漸地，我們開始談論更加深刻和私密的事，其中有一些他可能都沒和自己的家人說起過。我們談到毒品、暴力、領導力、信仰、家庭

以及如何在一個充滿惡意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內姆的故事。儘管他的自述是本書的核心，但我當然沒有只參照他自己的說法。我還採訪了他的家人、朋友、敵人、調查過他的員警、和他談判過的政治家、報導過他的記者和代表他出庭的律師。我相信，這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能反映當代巴西的本質—不論是光明的一面還是黑暗的一面。它同樣也可以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男人和女人們如何在最艱難的情況下生存下去，甚至欣欣向榮。他們又是如何像高空走鋼索那樣，穿過這條分割生與死的細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