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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李時銘所指導 查太元的 「樣板戲」文化問題研究 (2017),提出金華國中新生名單110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表演藝術、文化大革命、政治文藝、中國現當代音樂史、文化產業。

而第二篇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尹章義所指導 黃種祥的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2015),提出因為有 二二八事件、量性分析、葛超智、左翼的重點而找出了 金華國中新生名單110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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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戲」文化問題研究

為了解決金華國中新生名單110的問題,作者查太元 這樣論述:

「樣板戲」係中國大陸地區中共執政後文革時期,經由政治力量推動所產生出的重要表演藝術作品集合,其概念源自現代京劇作品樣板,而後擴張為毛澤東文藝路線的表演藝術作品樣板,以中共革命題材作為主要劇情敘事,在文革時期具有非凡政治地位及影響力。本文採取廣義,將研究範圍主要聚焦於三批(含一批未定案)以及試驗演出之革命現代京劇、革命現代舞劇、交響音樂、鋼琴伴唱京劇選段、鋼琴協奏曲、交響詩、歌劇、話劇等三十四齣「樣板戲」作品;並將中國近現代表演藝術作品、現當代政治文藝作品,或文革結束後與「樣板戲」有關文藝作品,視為次要範圍,以供對照研究。本文參考作品書面或影音文本、有關專著、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報章及網路文獻

,結合個人實際觀賞體驗,以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研究法、描述研究法、經驗總結法等,就「樣板戲」的形成演變、人物身體、人性與社會組織、聽覺文化建構,以及脫離文革時空之「樣板戲」情況等議題著墨討論。本文共有六章,主論四章內容為:釐清「樣板戲」內涵、文化繼承及其性狀;從文化角度解讀「樣板戲」及其相關作品,與其所造就的文化現象;討論「樣板戲」脫離文革時空語境的質變情況。本文結論指出:「樣板戲」是概念超前的多元文化結合產物,並呈現出符合政治主流意識形態的完整社會價值體系,亦建構出技術新穎、表現保守又富含權力的聽覺文化,且非全屬政治教條,也存在個性化創意,而與「樣板戲」相似之概念仍在當代社會發生。本文試圖在既

有「樣板戲」研究基礎上,明確「樣板戲」所指、解讀文化現象、提出相應理論,完善由「樣板戲」議題為核心的文化地圖描繪。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金華國中新生名單110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