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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化史

為了解決雅利安 人 阿 利安 人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俄羅斯的整部歷史， 都是孤兒俄羅斯為歐洲人充當人肉盾牌、 卻被歐洲人視為亞洲蠻夷的一部辛酸史？ 俄羅斯「壞就壞在地理上」？ 地理這個「殘酷無情的後母」， 是拖住俄羅斯邁向歐洲之腿的元兇， 還是促成它成為歐亞帝國的功臣？ 一個在後面苦追的次生文明， 想「成為歐洲」而不能，想逃離「亞洲」而不得！ 「靈魂分裂」的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中再次凸顯出其文明困境！ 　　一個延伸到遠東的綿延不絕的開放邊疆，既是俄羅斯成為歐亞帝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無法融入歐洲的關鍵。巨大的邊疆、蒙古人的征服、來自拜占庭帝國的法統，使羅斯大地這塊「次生文明」，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掙扎在自由和專制之間、被不斷形成的新的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矛盾和衝突所撕裂。 　　而二○二二年二月發生、至今仍舊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既是專制和自由、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也是深層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動。要解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羅斯國家的複雜歷史，以及它們和立陶宛、波蘭等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的文明分野，就要先回到「羅斯」這個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憲制演化的歷史。 　　■俄羅斯一開始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而莫斯科的誕生改寫了一切！ 　　在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主構成的「羅斯大地」上，古典羅斯的核心是烏克蘭，即從波羅的海沿著第聶伯河往南抵達黑海這條水上商業路線。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最古老的羅斯城邦，它的誕生是瑞典王公保護這

條商業路線的結果，可以說烏克蘭自古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 　　然而莫斯科這個邊陲小邦的誕生，打破了基輔羅斯和歐洲的聯繫！在地理上，這歸因於處在東北方向的莫斯科擁有向亞洲開放邊疆拓殖的誘惑。結果，西北方向通往波羅的海的歐洲，東北方向通往亞洲大陸的邊疆，就形成了羅斯世界政治結構中的兩種極端類型：一種是基輔和諾夫哥羅德型，由上層貴族和商人集團控制的市民議會掌握最高權力，一種是莫斯科型，由拓殖草原森林的軍役貴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專制權力。 　　「諾夫哥羅德人是半個歐洲人，半個德國人，半個立陶宛人，是羅斯世界通向歐洲的紐帶；而莫斯科人是半個韃靼人，半個芬蘭人，半個穆斯林，是羅斯世界通向歐亞大草原和東方

各國的紐帶。」這兩種極端類型構成了羅斯世界的永恆母題，使它成為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靈魂分裂的國家。 　　■來自蒙古和拜占庭的「亞洲元素」，既是俄羅斯強大的根本，也是它最大的詛咒？ 　　有兩股來自亞洲的勢力深刻影響了羅斯世界之後的演變。一股來自蒙古，一股來自拜占庭帝國（東羅馬）。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輔為主的舊羅斯世界，而莫斯科以成為蒙古代理人、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成為羅斯世界的暴發戶。 　　這也意味著羅斯世界被分成兩半：依附於蒙古的、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亞洲一半，以及依附於立陶宛的、以其他商業城邦自治形式為核心的歐洲一半（相當於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絕大部

分）。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東羅馬公主，讓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繼承東羅馬帝國的法統，以所謂的「第三羅馬」自居。如果它沒有繼承東羅馬的法統，那麼莫斯科公國的地位還不如立陶宛大公國，更永遠比不上跟法國和德國，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層結構則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於歐洲。俄羅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遠無法成為歐洲！ 　　■上半身是歐洲人，下半身是斯拉夫人？ 　　西歐派（上層）VS 斯拉夫派（下層）的糾葛與對立 　　作為妥協而誕生的羅曼諾夫王朝，是經過混亂、分裂後的俄羅斯重新出發、全面追求歐洲化的新時代。俄羅斯跳過波蘭，直接從西歐輸入技術和思想。從彼得大帝到凱薩琳大帝，俄羅斯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越來越

像歐洲人；拿破崙戰爭以後，俄羅斯的國家威望和利益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然而西歐化同時強化了沙皇的專制，聖彼得堡的歐化建立在針對俄羅斯廣袤內地的殖民之上。農奴制度的出現，意味著下層的東正教社會與上層的歐化階級再度分裂。 　　「十九世紀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人認的祖先是基輔羅斯，他們要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沙皇本人，至少莫斯科的沙皇，認的是拜占庭，他們要做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羅馬。而歐亞主義者認的是蒙古帝國。俄羅斯的大一統性並不來自於歐洲，甚至並不來自於拜占庭，而是來自於蒙古帝國。」 　　這些辯論幽靈般纏住了俄羅斯人的思考。「我到底是俄羅斯人還是歐洲人，還是兩者都是」，「俄

羅斯是既非歐洲、又非亞洲的一個單獨的世界」。這些深層疑問，通過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通過自由派和三位一體專制主義者的衝突，通過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衝突，深刻地撕裂了俄羅斯社會。 　　■烏克蘭的民族發明被蘇聯凍結在一九一八年，戰爭之火能夠解凍嗎？ 　　俄羅斯帝國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實驗和陪審制，在憲制意義上是繼續「成為歐洲」。在為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做準備的同時，也必然產生了一系列民族發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喬治亞、烏克蘭、白羅斯等。 　　但是，一戰的出現和布爾什維克的成功逆襲，以及列寧式的極權國家出現，把這些正在展開的歐洲式民族國家發明狀態一刀斬斷。蘇聯像一個巨大的冰箱一樣，把俄羅斯

帝國內的各民族凍結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九○年代蘇聯解體後，這些被凍結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分別產生自己的民族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這是普丁政權不願承認、卻沒有辦法抗拒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戰爭是三十年前蘇聯解體的巨輪、碾過羅斯大地後尚未消失的歷史塵埃。而從整個羅斯世界的文明和憲制演變來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一次證明莫斯科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歷史困境。 　　本書是劉仲敬關於「文明和憲制」的系列講稿之一，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獨到，避開了一般常見的傳統政治史的寫法，比如熱衷於描寫王朝的興衰、沙皇等宮廷上層政治人物的故事，而是逆轉讀者對文明的認知，

從地理、社會組織結構、憲制演化的角度解讀「羅斯大地」的歷史和政治演變。 　　從文明和憲制的角度看俄羅斯，它是一種次生文明，其歷史演化無法擺脫被地理牽制的宿命，而不得不變成靈魂分裂的國家。而莫斯科偏好用專制的形式，來解決其上下層階級和東西方文化的結構性矛盾，否則就會造成地理的分裂！這種模式，似乎變成了俄羅斯的宿命，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在進退維谷中維持一個橫跨歐亞的專制帝國的運作，這就是俄羅斯帝國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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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社會的印度想像（1895-1949）

為了解決雅利安 人 阿 利安 人的問題，作者陳建維 這樣論述：

本文從清末民初社會上包含知識界、大眾媒體、官方宣傳、教育及物質文化各種層面著手，探討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認識與理解印度。本文共有下列四項發現：一、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引述曾為西天佛土的印度最終亡國為例，增強宗教救國論述的討論模式，修正柯瑞佳（Rebecca E. Karl）認為因中印被異族統治的經驗相當，方使知識分子引述印度亡國之事，利於倡導中國民眾致力救國等觀點。二、 筆者利用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演講與電文紀錄內容，揭示印度經由主辦兩屆泛亞會議（Inter-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挑戰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新秩序的過程，並依此審視並修正過往

歐美學界對於該會議多視為戰後亞洲由殖民經濟轉向自身發展，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聯盟崛起之前導活動等觀點。三、 找出官方教科書裡對於印度的偏見，瞭解知識分子透過最具效率的形式將偏見散播給社會大眾的企圖。經由知識分子的遊記中對於印度的記述，看見其在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榮景，乃至於透過「帝國之眼」構築黑暗不文的樣貌，呈現作為論述客體的印度隨著中國需求而產生變異性的現象。四、 從近代漫畫等圖像媒體中，發現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形象從正氣凜然的救國英雄，成為接續印度阿三之後，逗趣、怪奇等特質的印度代言人，修正過往一成不變的刻板印象，呈現多元的豐富意涵。透過報紙裡來自印度的眼科、咖哩及戒烟藥

等廣告內容，顯示印度商品與服務雖然成功進入消費市場，但仍受偏見影響，難以洗刷詐騙污名，甚至借咖哩一詞以象徵性服務等負面意象，呈現中國社會對於印度的偏見及其影響。經由教育體制將印度塑造成迷信野蠻的落後形象，在報章媒體上挑選由印度阿三等中國熟悉的人事物，打造滑稽詼諧的獵奇世界，忽視印度接受殖民統治後所發展的現代性，中國知識分子在甲午戰後，傳統儒家天下觀瀕臨瓦解之際，選擇印度扮演關鍵性的催化角色來形塑新的國族主義與集體認同，並以中國為中心，建構亞洲新秩序。最後，歐美的印度想像多從帝國主義與殖民的互動關係著眼，相較於此，中國的印度觀因為有底層社會的參與互動及宗教因素的影響下，而有更多更豐富的想像空間。

逆轉的文明史：美索不達米亞 古老的人類文明曙光如何熄滅，墮落成今天伊拉克窪地？

為了解決雅利安 人 阿 利安 人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人類歷史最古老的起源，最終為何淪為西亞「窪地」？ 當文明走到盡頭，必然產生無能的「費拉」順民，又為何成為統治者負擔！？ 顛覆歷史思維，逆轉你對文明歷史演化的想像！ 　　＊＊＊＊＊ 　　◎文明起源──如同豐饒的春天， 　　充滿蠻族活力的蘇美文化，如何開創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文明？ 　　◎黃金時代──如同盛夏的活力， 　　自由的蘇美城邦時代，為何走上帝國的大一統專制道路？ 　　◎征服衝突──如同甜美的秋天， 　　偉大的亞述、巴比倫帝國，為何最終被「雅利安大洪水」淹沒滅亡？ 　　◎殘餘窪地──如同嚴酷的冬天， 　　歷經多次外來者征服的美索不達米亞，為何無法重獲新生、重建文明

的輝煌？ 　　「文明季候論」的完美演化模型、中國文明的最佳借鑑！ 　　一部歷經部落、城邦、帝國，最終淪為殖民地的憲制演變史！ 　　＊＊＊＊＊ 　　本書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不只是傳統意義上位於今天西亞地區、以兩河流域為核心的地理區域，更是指此地區從史前時代至今天、將近一萬年的歷史發展過程，歷經了原始部落、城邦、封建、帝國以及衰亡後的「窪地」時期的憲制演化過程。 　　因此，本書跳出「偉大古文明」的傳統歷史論述，剖析其演化過程的獨特之處，進而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是歐亞大陸核心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最後多次淪為外來征服者的殖民地，其實是當地居民喪失傳統文化及社會組織力量、淪為「費拉」後不可避

免的結局。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黃金時期，便是自由的蘇美城邦時代！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黃金時期，並非稍晚的巴比倫或亞述等帝國時期，而是在西元前約六千年左右開始的蘇美城邦時代。蘇美人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第一個成熟的文化，他們發明了楔形文字，擁有先進的農業及商業體系及巨大的神廟與宮殿，得以脫離上古原始部落的漁獵生活。技術及組織的進步帶來人口增長，推動蘇美人建立了大大小小數十個城邦，促使美索不達米亞成為歐亞大陸上最繁榮的地區。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也在蘇美城邦時期開始向外傳播，主要分為兩條路線，第一條向西傳往今天的埃及與歐洲等地中海區域，第二條則是透過印度洋，往印度、東南亞以及東亞地區

。在東亞地區最明顯可見的影響，便是古巴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其祭祀用的青銅器、石人像及神廟遺跡，都具有鮮明的美索不達米亞風格，甚至連東亞的印章傳統，也是來源於蘇美的楔形文字。 　　■專制帝國的建立，開啟「朝代更迭」的歷史循環，最終導致文明的死亡！ 　　蘇美城邦時代，如同中國文明的春秋戰國時期，是整個文明思想及文化的黃金時期。然而，城邦間的文化差異，也帶來了衝突與戰爭，最終促使專制帝國的出現。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第一個帝國──阿卡德帝國，結束了蘇美城邦時代，如同兼併六國的秦王朝，都是文明演化的關鍵轉折點，也是衰弱的開始。 　　此後，美索不達米亞開始進入「朝代更迭」，也就是征服與被征服的歷史循環

。自阿卡德帝國以降，新舊巴比倫及亞述等大帝國的專制統治，持續弱化人民的組織能力，成為帝國忠誠的順民，無法像城邦時代的公民能夠保衛自身。因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最終無力抵抗外來征服者如波斯人、希臘人等「雅利安大洪水」的入侵，使美索不達米亞本地的菁英文化徹底滅亡，也象徵著文明的死亡。 　　■理解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便是「逆轉」的開始！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文明滅亡之後，二千年來不再是歐亞大陸的核心，而成為包括波斯、希臘、伊斯蘭、蒙古及突厥文明的邊緣地區。為何如此？本書指出，由於經歷多次征服，美索不達米亞本地的居民已成為缺乏組織能力、無法保衛自身而喪失自主權的「費拉」順民階層，只能依附於帝國的專

制統治。因此最終不可避免淪為「窪地」，成為外來征服者的「垃圾場」。 　　「費拉」是本書的重要概念，來自德國思想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明季候論」術語。史賓格勒認為，文明的演化如同四季更迭，在歷經春夏秋冬不同階段之後，最終將步入死亡。文明死亡後的遺留居民，雖然還保有文明的記憶，但已然喪失自由與自治的能力，而只能成為其他文明的被統治者。 　　本書力求深入淺出，將西方論述文明發展的各種學術概念，轉換為一般讀者可理解的詞彙。核心內容講述了文明變遷──也就是征服與支配的故事，並透過文化以及生活模式的轉變，探討隱藏在文明的表層，也就是語言文化建築繪畫藝術之下，文明興衰的關鍵信

念──自由與自治，逆轉讀者對文明歷史的既定認知。

三國支謙譯經研究

為了解決雅利安 人 阿 利安 人的問題，作者李周淵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考察三國支謙譯經中的文獻問題，主要從四個角度展開，即：支謙譯經的經錄記載、支謙譯經的譯者歸屬、支謙譯經的原典語言以及支謙譯經對前人譯經的改譯現象。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了史料來源考察、多文本對勘、梵漢對音、計量統計等方法。研究材料上，為了確保文獻分析的可靠，本文使用了多樣化的材料來源。比如在探討語言問題時，既使用了敦煌寫卷、日本古寫經、不同朝代的刻本等多種版本，也對比了梵語、巴利語、犍陀羅語等不同語言的記載。在探討譯者問題時，既使用了經錄、史傳等外部材料，也使用了大量的內部材料，比如譯經中的詞、短語乃至無法形成獨立意義的片段。本文的主要結論可以分為以下幾點。在經錄記載方面，《出

三藏記集》對支謙譯經的記載，依靠了一部分無法判斷可靠性的材料來源，因此我們根據《出三藏記集》來研究支謙譯經時，應該更加謹慎。此外，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與《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有所區別，但是這些區別並非憑空產生，很多可以在《歷代三寶紀》所引經錄中得到證實。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要更為全面地了解支謙譯經，應該保持更為開放的態度來審查那些可能為支謙所譯的經典。在譯者歸屬方面，T6《般泥洹經》、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474《維摩詰經》以及T708《了本生死經》乃至T225A《大明度經》第一品，都應該歸為支謙所譯。在原典語言方面，支謙譯經中殘留了很多印度俗語的痕跡，支謙譯經的原典語

言相比起古期印度雅利安語出現了語音的弱化。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語音的弱化，很可能即是支謙譯經原典語言的面貌。在改譯現象方面，從《法句經》、《太子瑞應本起經》對《中本起經》的改譯情況，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支謙會採取不一樣的標準來改譯前人譯經。學者多以支謙《大明度經》對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改譯情況來確定支謙的譯經偏好，認為支謙偏好文雅，偏好四言格，偏好簡略，從而在判斷某些譯經的譯者歸屬時，將不符合這個條件的譯經視為非支謙所譯，如認為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非支謙所譯。事實上，這種偏好只是支謙部分經典所體現的風格而已，並不是每部支謙作品都如此。《法句經》、《太子瑞應本起

經》對《中本起經》的改譯情況，讓我們知道支謙改譯的時候也會嘗試著貼近印度語系文本，或者嘗試使用零散多變的句式。因此在探討支謙譯經風格以及探討支謙譯經譯者歸屬的時候，需要考慮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