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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大師：即身成佛

為了解決風信帖的問題，作者釋宏濤 這樣論述：

　　空性無際容萬象， 　　海印澄明映三千。 　　他，涉險渡海，遠赴大唐修習密法， 　　匯聚印、中、日三國佛學精髓於一身； 　　著作等身，建構深廣之真言宗思想體系； 　　漢學素養極高，精通漢字及漢文學； 　　擅長書法，為日本「三筆」之一； 　　通曉營造工法，負責修築道場及治水工程； 　　創建日本第一所平民學校，嘉惠百姓。 　　他就是日本史上震古鑠今的密教龍象， 　　密號遍照金剛、諡號弘法大師──空海！ 　　空海大師（西元774～835年），日本佛教僧侶。804年與最澄等人隨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留學，拜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闍黎門下學習唐密，受獲傳承付法第一人，傳承金剛界與胎藏界二部純密，為唐

密第八祖。終其一生，空海大師承傳了中國漢傳佛教密宗文化，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始祖。其門下弟子眾多，而以十大弟子為最，從此日本密宗得以法脈興隆，枝繁葉茂。同時，於諸多領域卓有成就，若稱他為精通五明的「菩薩」，可謂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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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團、儀式、權力：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

為了解決風信帖的問題，作者郭珮君 這樣論述：

佛教東傳至中國並輾轉透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日本佛教的歷史始終與文化交流息息相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說是日本天台宗的成立。天台宗是日本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宗派之一，深刻影響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天台宗以中國的天台山為名，彰顯的正是其與中國佛教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以天台佛教為主題，將以教團、儀式、權力三者為切入點，思考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特質。天台佛教成立後，不可缺乏實際奉行此種教學的教團。天台佛教教團具有明確的地域性，除了天台山國清寺所在的台州、明州一帶，荊州玉泉寺也是重要的據點。在唐代，天台佛教並未與京城佛教界或是中央統治階級產生密切的聯繫，而是作為地方性的佛教。不過，天台佛教雖然偏於一

方，卻因為鄰近港口，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在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可以發現天台佛教曾經傳播至日本、韓國，也曾逆向地由日本、韓國輸入漢地已佚失的佛教文本，這種互動關係使得天台佛教成為東亞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一種重要資源。佛教文化作為一種資源，其內涵可以分為許多層次。首先，特定的教學傳統定義了教團的基調，對於特定經典的詮釋，是義理研究的範疇，也是過去佛教研究的主流。儀式，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教團內部往往存在各種的儀式規範，這些儀式規範反映出教團、教學傳統認同的價值觀。本文以天台佛教中成文的儀式文本為考察對象，正是希望能夠理解天台佛教如何看待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隨著天台佛教的傳播，儀式也作為天台佛

教論述資源的一部分，被新教團所認識。日本天台宗建立的過程中，如何運用來自漢地天台佛教的儀式資源？這些資源如何被轉化？所謂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天台佛教，正是考察天台佛教作為一種資源，透過文化交流而逐步成立的過程。天台佛教以活躍於陳隋之際的智者大師智顗（538-597）為祖師。智顗率弟子入天台山修行，從此確立了天台山在中國佛教中的位置。若以《國清百錄》為依據，觀察智顗創作的儀式，可以發現當中特別重視以皇帝為頂點的統治集團，透過制度化的佛教儀式規範，具有一定程度的護國性質。考察智顗與統治者的互動關係，更可以確認智顗雖然以遠離政治核心的天台山為據點，卻從未斷絕與統治階層的聯繫。不過，此種天台佛教護國的概念

卻未如同陳隋時期受到唐代統治者的注意，主要原因在於唐代政治中心不同於南朝，位於遙遠的關中地區。儘管在唐代其他佛教文獻中仍可觀察到與天台佛教共通的護國性質，唐代的天台佛教卻因為遠離政治中心長安，仍不受到統治者的青睞。唐代的天台宗侷限於明州一隅，卻因日本入唐僧作為中介者，而於日本發揚光大。九世紀初期，自天台山請益後回到日本的最澄（767-822），在桓武天皇（737-806，781-806在位）的支持下，以比叡山為據點建立了日本天台宗。比叡山的建立，可以視為最澄以及其後繼入唐僧對於中國天台佛教的再現。來自中國的經典、器物，都成為日本天台宗正統性及宗教權威的來源。另一方面，透過《三部長講會式》等日本

獨有的天台宗儀式文本，則可以觀察到日本天台宗的在地性創造。無論是日本國的地理區劃，還是未見於中國佛教文化中的日本神祇、御靈，都說明日本天台宗在佛教儀式上吸收當地固有文化的現象。特別是，《三部長講會式》中反覆強調東方阿閦佛，不同於漢地天台宗佛教儀式中慣用的十方佛，反映出此一時期日本國家對於自身作為東方之國的認識。儘管這種創造性詮釋不斷強化日本天台宗的獨立性，比叡山僧眾仍堅信其佛教一脈相承自中國天台山。日本中世天台宗的百科全書式資料集《溪嵐拾葉集》，建構日本天台宗的護國系譜，重視的正是最澄與天台佛教護國思想的聯繫。事實上，從佛教儀式文本創作的角度考察，平安時代的日本天台宗的確具有許多創新。佛教儀式

在平安時代並不單具有宗教意義，經常更富有濃厚的政治意涵，例如和平安王權緊密結合的御齋會。平安時代中後期，教團內部出現了一股儀式創作的風潮，其中最為出名者當推源信（942-1017）。源信有諸多作品傳世，包括逆輸入回中國的《往生要集》，可說是日本天台淨土教發展的重要推手，在日本更被視為日本佛教脫離中國佛教的重要里程碑。源信曾編撰一系列講式，作為特定儀式流程的操作手冊之用。觀察這些講式內容，可以發現源信在參考既有儀式流程的同時，並不拘泥於經典闡述，展現出極高的創作力，但核心仍是對於天台佛教論述資源的認識與吸收。與之相較，宋代的遵式（？-1015）雖然亦是天台淨土教的先驅，也有大量創作傳世，其儀式相

關作品卻是嚴格地按照經典所述，展現出較強烈的文本權威思想。最後，觀察平安時代天台宗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天台宗建立之初與天皇的聯繫及護國宣言深刻影響到其教團特質。從天台座主、俗別當為首的比叡山寺院管理體制，可以觀察到日本天台宗直屬於以天皇為首的日本國，而不屈於既有僧官體制之下的現象。同時，天台座主的補任狀況也透露出天台宗以護國之名，行護國之事，而不願受攝政、關白掌控的情形。這種與政治勢力之間的交涉與衝突，也激發了天台宗內部的矛盾，使得山門派、寺門派的對立更加嚴重。最終，隨著鎌倉幕府的成立，天台宗的護國論述難以為武家政權援用，新興的禪宗亦在發展過程中強調其護國效益。政治社會的轉變，使得日本天台宗在

平安時代的興盛後迎來一段相對的低潮期，直到德川政權建立又再次成為當政者援用的護國理論依據。

日本書法經典名帖：三筆三跡（修訂本）

為了解決風信帖的問題，作者韓天雍 這樣論述：

《三筆三跡（修訂本）》修訂增加了空海《金剛般若經解題殘卷》《大日經開題》《孫過庭書譜斷簡》《篆隸千字文斷簡》《益田池碑銘斷簡》《弘法大師請來目錄》《遍照發揮性靈集》卷第五斷簡；《入唐牒》；小野道風《玉泉帖》和《三體白氏詩卷》及《圓珍贈法印大和尚位並智證大師諡號敕書》；藤原行成的《本能寺切》《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斷簡等。

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研究

為了解決風信帖的問題，作者伊藤真奈美 這樣論述：

　　本論文共分六章，除了緒論及結論之外，正文為二、三、四、五章四個部分，包括〈唐玄宗時代的唐朝及日本〉、〈關於日本遣唐使〉、〈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帶回國的唐文化及其影響〉四個主題。　　本論文將唐玄宗日本時代遣唐使設定為玄宗的在位期間，即西元712年（延和元年、元明和銅五年）至西元756年（天寶十五載、孝謙天平勝寶八年）共四十四年，日本往唐朝所派遣的第七次至第九次計三次的遣唐使。　　在第二章〈唐玄宗時代的唐朝及日本〉主題裡，首先論述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的時代背景，進而探討玄宗時期唐朝及日本兩國對內、對外之政策。玄宗時期的唐朝，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幾乎都達到空前繁榮，

當時來到唐朝的朝貢使節已經高達約七十個國家。此時唐玄宗的對外政策採取了開放性交流，如與周邊國家和親，任外國人為官吏等。　　西元645年（貞觀十九年、孝德大化元年），日本以唐制為範，施行了大化革新。西元701年（長安元年、文武大寶元年），制定《大寶律令》之後成為典律嚴明的「律令國家」。但後來政府因受到政權爭奪、染病流行、饑饉、歉收等禍事，中央勢力逐漸衰弱，社會動盪不穩。這些狀況導致了聖武天皇虔心信佛，且為了打破當時危機，採取了用佛教信念來驅除當時的飢荒病，決定以「鎮護國家」的佛教信仰來治理國家。亦促進了聖武天皇欲興隆佛教的意念。　　在第三章〈關於日本遣唐使〉的主題裡，論述有關十二次日本遣唐使的成

員、船舶、航路、航海情況。此外，將全十二次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來探討每時期日本遣唐使的派遣狀況及其變遷，其中唐玄宗時代的日本遣唐使屬於中期階段。在派遣中期遣唐使時，日本未有東亞地區的外患之憂，而日本政府，每次準備了成員總數五百二十至六百人，搭乘四艘船的空前規模，顯示了當朝相當重視與唐朝交流的機會。　　在第四章〈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這個主題裡，針對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在唐時期的活動內容，加以探討他們的入唐目的以及其活動特性。經過考察，得知有關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的入唐目的為如下：第七次遣唐使是為了引進大量的唐朝文物而入唐；第八次遣唐使為了聘請以傳戒師為主的外國人才而入唐；第九次遣唐使與第八次

同樣為了聘請傳戒師而入唐。這是因為佛教在傳入日本以後僧侶受到國家的禮遇，如免除僧侶納税義務等。當時日本仍未具有正式受戒法式，百姓出家幾乎未受到任何限制，因此導致了僧侶的激増，這對政府稅收的財源產生重大衝擊，並使國家陷入了存亡危機。日本政府為了打破這險境，採取導入極為嚴格的戒律來約制出家的方式。因此，日本政府為了聘請傳授戒律的高僧，向唐朝派遣了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　　在第五章〈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帶回國的唐文化及其影響〉主題裡，針對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以及他們所聘請的外國人才入日後的動向，加以探討他們所帶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與其對後代的影響。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除了聘請律僧道璿與鑑真大師等高僧，

完成了在日本傳授戒律的最重要任務之外，還攜回了法律、典籍、佛教、音樂、佛教美術、書法、醫藥等各方面的唐朝文化。　　法律方面：請益生大和長岡擔任編纂《養老律令》，他充分發揮了在唐時期所學的法律新知識。　　典籍方面：學問生吉備真備與學問僧玄昉歸國時，攜帶空前大量的唐朝書籍與經論，尤其是真備所帶回的三史，被採用於中央教育機関「大學寮」的新教科目。　　佛教方面：除了成立受戒法式之外，興建國分寺與國分尼寺、造立東大寺盧舍那佛、律宗及華嚴宗的正式傳入；奠定了日本天臺宗的基礎等，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對日本佛教的發展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　　音樂方面：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所聘請的林邑僧佛哲將林邑樂傳入日本，後來

在掌管宮廷樂舞的機構「雅樂寮」裡設置了林邑樂師，在宮廷也盛行演奏林邑樂。 佛教美術方面：鑑真大師與弟子僧等從唐朝帶去的造像技術以及木雕造法對當時日本佛像的材料與技巧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導致於此後的平安時代木雕像的盛行。　　書法方面：當時還是以寫經為主的日本書法，受到鑑真大師從唐朝帶去的王羲之真蹟的影響，盛行模仿王羲之的書體。到了平安時代得到藝術性的成就，出現了平安「三筆」。　　醫藥方面：鑑真大師精通醫藥，對當時尚未發達的日本醫學界帶去了正確的醫藥知識。當時日本常見藥物與藥名不一致的情況，鑑真大師渡日後，他以嗅覺來一一辨別藥物的真偽。鑑真大師所傳去的醫學，對當時日本醫學，尤其是本草學的

發展有極大的貢獻。　　派遣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時，日本未受東亞地區外患的侵擾，所以能專心治理內政；而且當時以「鎮護國家」的佛教為國家的理念中心，加上聖武、孝謙天皇都是虔誠佛教徒，非常重視受戒，這些都是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把大規模的唐朝文化帶回日本之主要原因。在日本遣唐使史上，攜回空前大量唐朝文物回國及聘請大批外國人才，都是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來唐目的的特徵。他們帶回唐朝文化的積極性、量、種類以及所聘請的多才人物，對後代的影響力確實不少。他們在日本遣唐使史上，尤其從吸取唐朝文化這一面而言，可以說是非常重要且收到碩果的三次遣唐使。　　此外，與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在唐活動有相關聯的重要人物就是，第七

次學問生來唐後在唐當官吏的阿倍仲麻呂，即朝衡。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在唐時，能受到玄宗的禮遇，多少都受到朝衡的影響。這是因為當時唐玄宗對外國所採取的政策為開放性，所以有不少像朝衡一樣的外籍官員。換句話說，因為此時正值玄宗時代，所以朝衡才有機會當上官員且又得到玄宗的重視，第九次遣唐使也因而受到了唐玄宗的禮遇。故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在唐時，確實受到朝衡相當大的協助。在這情況下，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完成了不少任務，且帶了許多唐朝文化回日本。雖然朝衡沒有親自帶唐朝文物回國，但他在唐玄宗時代日本遣唐使吸取唐文化過程當中，確實有極大的貢獻，在日本遣唐使史上是位不可忘卻的學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