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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差異與人權公約：兩岸落實CEDAW實踐經驗之研究

為了解決111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覽表的問題，作者蔣大偉 這樣論述：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目的在提升婦女人權，其條文內容含括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利並大量涵攝平等、自由、福祉與美德之思想，事實上對於一國之未來發展與走向有著長遠深刻的影響。台海兩岸固屬同文同種，但政治體制的差異，易使彼此在諸多事務之主張上存在爭競與矛盾，雖兩岸政府在對CEDAW推動之表象上未見歧異，似認此一公約之內涵與政治體制無礙，惟深究其間仍能發現在難得的「共識」外，潛存差異而殊值探討。本文以兩岸分治至今之婦女人權發展脈絡為軸，藉由聯合國對於CEDAW之重要決議或其所屬機構定期出版之相關報告，與其他著名國際組織、重要學術文獻及兩岸定期所提國家報告之研究成果，加

以歸納驗證出理論性的通則及意涵。經初步研究發現，兩岸皆相當重視婦女基本教育與提升教育品質，在婦女保健方面亦多點著力實踐，惟中國大陸對愛滋病防治數據未能即時公開；而女性參政權則因體制不同，為其中所顯差異較大之處；工作權和司法權則透過法律之制定均快速提升；另我國未規範提升女性婚齡，迄今屢受國際人權專家之質疑。從研究結論觀察，兩岸對婦女團體長期培力的策略行動，不宜大量偏重於保護性或福利服務，而應以此為基礎，再以賦權女性為目標，方能達到女性與男性共治與分享決策的參與，同時建構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彰顯實踐之決心。尤其女性優先參與教育決策的重要在研究中列為核心，是兩岸如何有效減少教育決策權力的性別傾斜現象及

其所帶來的影響，保障女性教師在管理職位的比例，如何擬定適度具體的暫行特別措施執行標準，用以即時解決相類職務男多女少現象，厥為後續研究落實婦女權益之範疇。

我們與「善」的距離— 從社會救助法制探討生活扶助之法律問題

為了解決111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覽表的問題，作者蕭斐華 這樣論述：

「生存」是人最基本的權利，但近年來，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影響下，貧富差距擴大與分配不平等的現象，讓窮人生存雪上加霜；「厭世代」、「青貧族」、「流沙中年」及「下流老人」等貧窮弱勢族群的代名詞迭出，在某種程度上也多少反映了社會底層的困境，以及所衍生之社會隱憂，致使國家保障人民生存權之任務面臨嚴峻考驗。我國社會救助制度作為社會安全之最後防線，並藉由生活扶助措施給予貧窮者生活經濟支援。惟生活扶助需要經過資格審認，乃依社會救助法透過收入、動產及不動產等要件，決定無力維持基本生活之人民進入門檻。然而，現行社會救助制度在設計及運作上確有瑕疵；首先，貧窮者進入生活扶助的審核系統之前，須先滿足申請人形式要件，經

由繁複的申請過程與程序，但不熟悉者容易「卡關」，不得其門而入；其次，社會救助法所訂立之審查基準，看似公平卻存在許多爭議（例如：家庭人口範圍、工作能力認定、擬制收入等），使審核認定有失準確，無法篩選出實際需要扶助的貧窮者；再者，社政人員通常以防弊的角度依法審核，在有限的行政裁量空間中，雖得以運用排除人口或工作能力認定方式彈性裁量，但無可避免主觀價值因素干擾，亦會影響判斷結果。本文最後以司法裁判案例分析，社會救助制度中有所扞格，而排除真正需要扶助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