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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

為了解決中央科三館的問題，作者黃寬重 這樣論述：

南宋，讀書人的黃金時代！ 　　本書採全新觀點及視界，開展南宋新形象── 　　以藝文交流為根基，廣闢人脈網絡； 　　透過藝文活動，建構專業知識社群， 　　茁壯秀異的文化力、社會力、生命力。 　　南宋讀書人，交揉知性與感性， 　　在群強環伺的半壁江山，不僅持妥政局， 　　更為歷史寫下驚奇的轉折。 　　南宋偏安積弱？錯！ 　　揭開文弱假象， 　　南宋以強大的文化軟實力， 　　奠定往後一千年各朝代發展的雛形。 　　南宋文人絕非低吟淺唱的書生， 　　他們有見識、有個性， 　　視藝文素養為關鍵能力。 　　在動盪的時勢中， 　　以多元的人際關係，穩定政局； 　　在藝文中包容政治，而非排斥。 　　他們專業

分工、著書立說、關懷鄉里， 　　形成獨特的「社群力」， 　　開啟社會多面向發展的新樣貌。 　　南宋立國，既承襲北宋，亦有所創新。此時期所形塑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傳統，影響中國以後的千年歷史，其中士人群體更扮演引領發展的關鍵角色。本書作者黃寬重教授，長期耕耘南宋史學，卓越超群。此次彙集近十年來探討南宋政治與文化連結性之研究，嘗試從跨領域視角觀察南宋歷史的多元面貌，開啟南宋史學的新里程。 本書特色 　　1.首以〔緒論〕闡述南宋特殊的立國形勢與隨之衍生的政治文化轉變，協助讀者掌握南宋一朝的概略認識。 　 　　2.〔議題編〕跳脫傳統單一事件或領域的視角，整合南宋史各領域的成果，關注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

互作用，尤其強調南宋晚期的重要性，希冀對南宋歷史發展提出較宏觀的論點。 　　3.〔研究編〕各篇雖有側重的主題，但主要都在呈現士人群體促成的社會力與文化力滋長： 　　(1)藉由士人間的藝文交流，得知世家大族如何以藝文建構傳承、拓展人際關係。 　　(2)分析士人群體以鑑賞珍稀文物作為交流媒介，如何由藝文活動發展為專業知識建構。 　　(3)以劉宰為個案，討論在政治與社會環境變化下，南宋士人在廟堂之外追求的生命意義。 　　4.〔評述編〕二篇，其一評述當代重量級唐宋史學者鄧小南教授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其深度非一般的書評可比擬；其二闡述已故中國社會史學者陶希聖先生思學歷程與其禮、律研

究之貢獻。 作者簡介     黃寬重 　　臺灣宜蘭人。現任長庚大學醫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青年時期有志於社會改革，後感於體制改造有賴於社會文化的潛移默化，遂投身學術研究。長年耕耘歷史學，致力推動人文學跨領域整合與跨域合作；近年關注南宋士人群體的多元性，以及社會文化與政治發展在不同領域、面向的交互作用。著有《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等書。習史近五十年，眷戀南宋；樂於優游史料間拾掇新議題，年屆古稀，猶興味盎然，不知老之至矣。   導讀：南宋歷史的新認識 Introductory essay: A

new perspective on Southern Song history 代緒論：南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Introduc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議題編   Part One, Topics 壹、 南宋政治史研究的三重視角  1. Three Views in the Study of Southern Song Political History 貳、「嘉定現象」與南宋政治、社會研究芻議    2. The “Jiading Phenomeno

n”: 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Southern Song Politics and Society 研究編   Part Two, Studies 壹、中興繼統下的南宋藝文風尚    1. Artistic Fashions in Official Circles dur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Southern Song 貳、樓鑰家族的文物蒐藏與傳承    2. Lou Yue’s Family Art Collection and its Transmission 參、 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  3. The A

esthetic Education of Lou Yue and His Friends in the Arts 肆、 劉宰的人際關係與鄉里公益  4. Liu Zai’s Social Circle and the Local Public Weal 伍、 南宋中期士人的〈蘭亭序〉品題  5. Mid-Southern Song Colophons on the“Orchid Pavilion Preface” 陸、南宋與元代士人的蘭亭雅集    6. “Orchid Pavilion” Gatherings in the Southern Song and Yuan 評述編   Pa

rt Three, Perspectives 壹、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評述   1. An Evaluative Introduction to Deng Xiaonan, Zuzong zhi fa: Bei Song qianqi zhengzhi shulüe 貳、 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歷程     2. The Development of Dr. Tao Xisheng's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餘論：從士人藝文交流到移動社會的知識建構  Conclusion: From Literati Artistic I

ntera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a Mobile Society 後記  Postscript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索引  Index 導讀 南宋歷史的新認識 方震華／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談到南宋的歷史，讀者心中不免浮現「重文輕武，積弱不振」的印象。史家以「文」與「弱」來描述南宋一百五十年歷史發展的特色，不僅是由來已久的傳統；研究者要舉出相關的例證，也不困難。此種既定印象既由來已久，難免使人覺得南宋是中國歷史上不甚光彩的時代，或認為在理學之外，南宋沒有太多值得注意之處。受此影響，即使是以宋史為研究專

業的學者，在選題上多以討論北宋為主。本書作者在四十多年前開始投入南宋史研究時，所面對的學術環境大致如此。因此，如何凸顯南宋歷史的意義與特色，無疑為其研究的首要目標。      　　作者早期的研究以政治、軍事為主，透過討論南宋朝廷收大將兵權、接納北方歸正人來歸、建立地方性軍隊以弭平內亂、與高麗的交往互動等議題，呈現南宋歷史的特殊性。這些研究都要從零散的文獻中蒐集出龐雜的史料，特別是利用數量眾多的南宋詩文集，需要極大的精力和耐心，在當年實屬少見，遂能逐步建立個人的研究特色。但是，在此過程中，作者也敏銳察覺到整體史學研究潮流的轉向。一九八○年代以降，中國社會史研究成為顯學，政治、軍事史受到的關注減少

。為了與更多的學者對話，作者開始進行南宋士人家族的研究，並結合之前對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呈現官方與民間力量在基層社會中既合作又對抗的互動關係。研究者不能閉門造車，自外於歷史學的新發展，但也要避免落入跟風搶進的陷阱。如何因應趨勢演變，並兼顧自己的學術興趣與特長，作者的學術發展歷程也許可供其他史學工作者參考。      　　近二十年來，史學研究又經歷一波新的發展，文化史研究蔚為風潮，產生諸多影響。其中之一是促成以研究實物、視覺材料為主的藝術史蓬勃發展，進而獨立成為一門新的學科。本書〈研究篇〉的六章，是作者立基於過去的研究，參考藝術史的議題、史料與方法，從中發掘南宋藝文活動中的社會、政治、文化意義。

這不僅代表作者在研究上的另一次轉折，對未來南宋史研究的開展也都極具意義。就我個人觀察，作者的貢獻大致可分從四個層面來分析。首先，文藝活動對於南宋君主與文臣的重要意義。宋代立國之後積極崇尚文治，除了廣納文士進入政府，圖書與文物的典藏也成為展現趙宋皇室「右文」的象徵。統治者也深信書籍傳達的知識有益於治國，乃將藏書豐富的三館祕閣視為儲材之地。靖康之難後宋室南遷，昔日的典藏盡失，以各種方式重新蒐集文物、圖書，不僅具有象徵王朝中興的意義，文藝活動也是君臣之間互動的重要方式。在此情況下，文藝活動成為統治階層日常生活的一環。由於趙宋皇室特別喜好東晉王羲之（303～361）父子的書法，遂使〈蘭亭序〉成為宋代流

行最廣的帖本，仿效王羲之等人「修祓褉事」的蘭亭雅集也成為南宋文士熱衷的聚會形式。本書利用與〈蘭亭序〉、蘭亭雅集相關的史料，呈現文藝收藏與相關聚會活動對於文士交游的重要性。這有助於改變過去以儒學為中心，來觀察南宋知名學者生平的習慣。在現代學術專業分工的背景下，史學家往往忽略了宋代的知名學者皆為「通儒」，具有廣泛學養和興趣，琴棋書畫、賞玩古物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許有時他們會稱書法等技能為「小道」，卻未必真有輕視之意；很可能是因為這些是士人必備的基本素養，才稱之為「小」。因此，藝文活動與南宋士人文化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順此脈絡，作者接續討論文藝活動如何協助人際關係的建構。作者透

過對樓鑰（1137～1213）、尤袤（1127～1194）、王厚之（1131～1204）、沈揆、汪逵（1141～1206）等人的文藝收藏與生平活動，說明累世仕宦的名門致力培養子弟對書畫、古物的鑒賞能力，也憑藉資財進行大量的藝品文物收藏。藉由延請知名士人為自己的藏品作評論或撰寫序跋，藝文鑑賞成為擴張人脈的重要媒介。尤其文官在仕途受挫時，得以藉此排遣寂寞，並繼續維繫聲望與人際交遊。作者注意到，透過藝文活動或興趣所建立的人際網絡有其特性；由於不建立在追求權力或利益的基礎上，此種情誼的維持往往不受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多數宋代文士由於追求仕宦，不免因政策歧見或權力之爭而陷入黨派對立。相對的，士人藉文藝聚

會與活動所構成的網絡，往往可以超越政治立場的分歧，減緩政治鬥爭造成的緊張，紓緩不同黨派之間的對立。如此一來，南宋雖然政爭迭起，卻不致於衍生長期或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這一點是討論南宋政治時必須注意的。      　　藝文活動既可建立友誼，作者進而呈現「朋友關係」在南宋時代發揮的影響力。作者指出，許多南宋士人面對複雜的政治局勢，會力圖建立多元的朋友關係，在遭遇政爭時可藉以趨吉避凶。至於劉宰（1167～1240）的個案，則顯示「友誼」所建構的人際網絡，能夠使一位賦閑鄉居的文官糾集官府與民間的資源投入當地的賑災，進而取得全國性的聲譽，產生廣泛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劉宰因長期拒絕出仕，從未身居要津，但當朝

的文、武官員對他的揄揚，使其得以成為具有全國性聲望的「名賢」，不同時期的執政者皆有意延攬，以求展現朝廷「禮賢」的決心。這不僅使我們對宋代鄉居文官的角色有了新的認識，更顯示「友誼」造成的廣大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五倫」關係的討論中，「朋友」一向較受忽略。這可能是因為相對於其他的「四倫」，朋友關係幾乎不受特定法律或習俗的約束，研究者無法像分析「父子」、「君臣」、「夫妻」或「長幼」關係那樣，從歷朝的律令規範或儒家經典注疏入手。再加上建立朋友關係的建立方式十分多元，「友誼」的內涵也很複雜，常令研究者有無從下手之感。本書雖未能系統性討論南宋時代的朋友關係，卻藉由劉宰、樓鑰等人的社交活動，具體呈現人際網

絡對於士人生涯發展的重要影響。由此看來，「朋友關係」在未來具有很大討論的空間，是中國史研究上極具開展性的課題。      　　劉宰的生平既顯示朋友關係的影響力，也可促使學者重新思考基層社會研究的取徑。傳統的社會史研究，傾向將「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當成二元對立的關係來看待。流行於美國學界的南宋士人「地方化轉向」（local turn）之說，正是此種研究方式的代表。此說主張多數南宋士人開始疏離中央政府，致力投入地方事務，藉由在家鄉建立的人脈與影響力，長期維繫家族發展。就劉宰而言，他長期拒絕出仕，卻積極投入地方公益活動，整合地方上精英的力量，共謀造福百姓。又修撰《京口耆舊傳》，建立家

鄉先賢的歷史，形塑鄉里意識與地方認同。據此，劉宰當視為「地方」或「民間」力量的代表，是「地方化轉向」的例證。問題是，劉宰在鄉居期間，與當朝的文、武官員保持良好關係，擁有全國性的聲望，朝中執政者幾度想加以召用。他也藉書信向當權者提出建言，甚至明白建議權相史彌遠（1164～1233）辭官返鄉，而不懼直言招禍。由此看來，劉宰身居鄉里，卻未曾「疏離」朝廷，因而同時擁有地方性與全國性的影響力，這一點正顯現中央執政者對地方社會力量的包容與吸納。因此，「政府」與「民間」的對立關係，或「中央」與「地方」的二分概念，實難以適用於劉宰的身上。這是否代表在討論南宋基層社會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民間力量之間既有矛盾，又相

互合作的史實應更為平衡地來看待？本書作者目前正針對劉宰及其時代進行更為全面的研究，未來當可對此提出更深入的詮釋。      　　以上的討論著重於闡述本書在開創新議題上的貢獻。回顧近二十五年史學研究重大變化，除了議題的推陳出新外，研究方法的變化更是明顯。受益於數位化資料庫的不斷建立，研究者藉由檢索工具，可以快速取得大量的文獻資料。與此同時，諸多古籍經典點校出版，使得部分研究者只使用點校本，不再注意文獻的成書時間、版本流傳等問題。《全宋文》的編成出版，更加速此一發展。一些研究論文不再引用個別的文集，只使用《全宋文》，儼然將其視為宋代文集最佳且唯一的版本。針對文獻使用上的問題，作者在〈議題編〉中反覆

舉例，強調研究時必須注意文獻的性質、成書脈絡與版本流傳；引用墓誌、行狀等傳記文獻，必須多方比對，不可輕信記錄者的一面之詞。唯有留意分析文本產生的時間背景、作者與傳主之間的關係、傳主生前的人際網絡等事項，才能較為確實地掌握史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書寫時的避諱與評價前後不一等問題，在古代中國的各個時期都曾發生，只是南宋傳世文獻的數量遠大過前代，不同文本間的矛盾更容易被比對出來。因此，作者對研究者的箴言，值得所有史學工作者警惕。顯然，高品質的史學研究無法只靠快速翻閱或利用關鍵字檢索來達成，利用傳記資料庫固然可以得出量化數字，或繪製出複雜的人際網絡線圖。但是，若要呈現這些數字或線圖的具體意涵，仍

必須回到具體的事例之上。讀者透過閱讀本書，當能感受到作者引用史料的豐富與分析的細緻，從而理解為何作者要反覆強調深讀、細讀宋代文獻，而非先有想法，再尋求快速在史料中尋找支持想法的證據。      　　〈議題編〉的另一貢獻是指出南宋中後期研究的可行方向。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觀察南宋中後期的歷史，不免認為這是一個政局動盪、外患嚴重的時代。這是因為南宋自嘉定十年（1217）起，先後與金及蒙古政權交戰，直到亡國而後已；國內政壇則因皇位繼承與對外政策造成爭議迭起，當權者箝制異議，打壓政敵，持續造成朝廷人事的動盪不安。但是，這樣的印象卻未必符合當時士大夫的實際感受。作者指出，寧宗嘉定（1208～1224）以

後，雖面臨外患與政爭的問題，但對於江南地區士大夫生活的影響不大。這是因為南宋政府在邊境大量修築城堡，使得多數的時間裡，戰火被有效限縮在長江以北的地區。至於政爭雖造成朝廷人事的不斷更迭，卻未造成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在此環境下，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士大夫受惠於此，得以繼續投入藝文與學術活動，造成新知識的建構有顯著發展。本書的〈餘論〉即針對這一點，提出對南宋學術的新觀察。作者指出南宋社會的移動性超過前代，行旅往來的見聞為士人提供新知，進而衍生出系統性知識的建構。書寫各種實物的「譜錄」，將各色物品結合飲食、繪畫，形成以「物」為中心的知識體系。此種傾向也反映在士人對書畫文物的掌握上，關於特定文物的

真偽鑑別與研究論辯，成為南宋時期士人藝文交流的顯著特徵，這對其後的士人文化發展有奠基之功。由此可以看出，本書側重說明南宋時期在學術與文化上的新發展，強調南宋對於元、明時代的影響；而作者早年研究則是從政治、軍事措施來闡述南宋史的特殊性，著重於凸顯與北宋傳統間的差異。儘管側重的層面前後有別，作者的意圖都是希望脫離對南宋政治史的刻板印象，引導讀者關注此時期歷史的多元風貌。      　　以上對本書的討論都是從專業史學研究的角度出發，部分的讀者可能只想要對南宋的歷史有概括性的理解，而無意於詳讀專題式的論述。我會建議此類讀者閱讀本書的〈代緒論〉。這一章是作者藉由彙整近年來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對南宋歷

史的特色的看法。全篇先以南宋立國情勢與政局發展為背景，接著鋪陳出當時士人的社會活動與群體意識，最後以士人在文學與藝術上的多樣風貌作結。作者處理宏觀議題的能力與視野於此展現無遺，也讓讀者一窺南宋文化所具有的承先啟後特性。至於本書的〈評述編〉是對陶希聖（1899～1988）、鄧小南（1950～）這兩位著名學者的學術內涵進行介紹與評論。陶希聖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推動者，尤其是創辦和經營《食貨》雜誌，提供學術發表的平臺。作者因長期協助《食貨》的編輯，得以根據親身的觀察，對陶先生的為人與貢獻進行詳細描述。鄧小南對於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是廣受重視的作品，作者與鄧先生相交多年，在四次細讀全書後，對於本

書的內容與貢獻，作出詳細的介紹與評論，其深度非一般的書評可比擬。事實上，一位學者研究風格的形成，固淵源於自身的性情、關懷與努力，也與師友的引導與砥礪密切相關。透過〈評述編〉，讀者不僅可對陶、鄧兩位的學術有所理解，也能對本書作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簡而言之，本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南宋歷史的整體脈絡進行介紹，也有細緻的專題研究，更對研究方法提出獨特的見解。讀者可依自身的興趣與需求進行選擇。 餘論：從士人藝文交流到移動社會的知識建構 宋代是傳統中國士人文化高度發展的標誌性時代。此時期社會經濟復甦繁榮，朝廷文治政策帶動了教育普及，加之以印刷術發達蓬勃，業舉求宦人數激增，催生出以知

識為身分認同的士人群體。士人所掌握的知識，由傳統典籍擴展至文學、書畫、金石鑑藏等藝文修為，由個人興趣雅好衍生為士人群體互動的重要媒介；不論為官或居鄉，都是士人生活最重要的文化資本。平日無事時，知識、藝文能怡情益性，增進人際情誼；政局動盪時，因知識、藝文交流所搭建的互動網絡則成為緩解緊張局勢或人際關係的可能良方。同時，在趙宋皇室崇尚藝文的風尚引領下，右文好古、重視文物典藏融入有宋一朝的文化政策，朝廷藉由有形的藝文活動展現無形的政權正統；朝野文化活動多元而豐富，政治意識也不時交織於文藝之中。 迨至靖康之難，士人群體經歷了王朝傾覆危機，維繫國家繼存的使命感愈形強烈。在北宋時期，士人群體間漸次發展出成

熟的跨區域、甚至全國性資訊交流網絡，到了南宋時期，國家政策與人事布局遞嬗難測，士人群體更頻繁利用這些資訊交流網絡，密切關注王朝南渡後的內政外交時務，觀察輿論動向。然而，此一網絡不僅承載著士人群體之間的政治溝通，也是知識、藝文乃至情誼交流的載體。藉此網絡載體，士人以知識、藝文為核心交流互動的文化產物，如詩詞書畫、金石鑑藏，得以持續在士人群體中流傳、討論，進而發展為系統性知識。 本書餘論將藉觀察士人群體間的文化活動與交流，呈現南宋時期因多國政治格局與社會型態轉變而產生系統性知識建構的文化現象。藉此觀察，一方面希望能與讀者共同重新理解本書各篇章的歷史意義，另方面也希望能拋磚引玉，期待學界能對南宋系統

性知識建構的文化現象有更多挖掘與討論。 一、移動社會與見識新知 南宋士人群體藉文化交流逐步建構系統性知識的文化現象，與宋代特殊的社會型態與內外局勢息息相關。在宋代，人群基本生活型態仍以定居農業為主；不過較之漢、唐時期，宋人的移動性特別顯著—— 移動者性質與因素更為多元、人數更為龐大、頻率也更為繁密——眾多原因促成了宋代移動社會的形成，尤以此時期的官僚體系設計、多國競合的政治格局，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最為關鍵。

中央科三館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日本戰前要塞地帶法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央科三館的問題，作者鍾景光 這樣論述：

「要塞地帶」通常多處於軍事戰略之要地及交通之要衝，故其設置，不僅是基於軍事作戰與防禦之需要，同時亦是基於軍事機密保護之需要。準此、要塞地帶法制之創設，乃肇始於徳國普魯士王國頒布之規定，事後歴經各種變革，復於1871年始有通令徳意志帝國要塞地帶法制規範之施行。日本要塞地帶法肇於明治8年(1875年)1月15日，爾後再歴經時代推演與相關法條的修正後，已逐漸完成整備。本論文係以日本戰前要塞地帶法為主軸，探討明治32年(1899年)，日本戰前要塞地帶法，採逐條解釋方式、實施比較分析與評議論述，剖析該當要塞地帶法制的長短優劣，以及法律規範存在的社會價値，以供我國要塞堡壘地帶法之參考，期能促使我國制度更

臻完善。

抗戰時期中國圖書館界研究

為了解決中央科三館的問題，作者劉勁松 這樣論述：

在中華民族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圖書館界作為中國全面抗戰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以其“文化救國”的思想與實踐，為抗戰的 “全覆蓋”和“全員參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本書闡述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圖書館界的文化救國活動，包括通過轉移珍貴文獻、搶救收購淪陷區文獻等方式努力保存中國優秀典籍，傳承中華傳統文明；克服一切困難向國際社會徵集書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推動西部地區的圖書館建設，打造新的文化基地；等等。中國圖書館界的舉措配合了政府的抗戰，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救國模式，在文化戰線上體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 劉勁松，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師，長

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發表了《南京參議院議員人數與〈臨時約法〉的效力》《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話語體系及其誤區》《民國時期我國出版品國際交換評述》《抗日戰爭與縮微膠捲輸入中國圖書館》等一系列學術論文，擅長運用法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觀察和解釋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 序 / 張豔國 前 言 第一章 戰前中國圖書館事業概況 第一節 戰前中國的圖書館事業 一、圖書館數量的增長 二、圖書館學術的繁榮 三、中華圖書館協會 第二節 圖書館界的政治取向 一、北洋政府時期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三、尋求國民政府支持 四、國民政府的態度 第三節 圖書館界的危機應對 一、日軍的文化暴行

二、圖書館界的危機認知 三、圖書館界的救國構想 四、圖書館界的救國舉措 第二章 圖書館界的戰時因應 第一節 戰爭初期圖書館界的應對 一、圖書館界的本位救國 二、圖書館業的價值期許 三、圖書館界的工作設想 四、圖書館界的主要工作 第二節 協會的戰時基本態度 一、支持抗戰建國綱領 二、參與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三、參加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 第三節 協會工作重心的轉移 一、圖書的社會需求 二、協會的抗戰動員 三、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的議決案 四、中華圖書館協會年會議案 五、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圖書館議案 第三章 圖書館界的圖書館損毀調查 第一節 搜集圖書館的損毀資料 一、彙集新聞界的調查報

導 二、轉載教育部的調查報告 第二節 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損毀調查 一、協會的調查準備 二、蘇滬浙地區損毀情況 三、平津地區的損毀情況 四、粵港地區的損毀調查 五、其他地區的損毀調查 六、協會損毀調查的特點 第三節 戰時圖書損毀調查的思考 一、調查結果的比對 二、日本的文化政策 三、中國民眾的打劫 四、損毀調查的價值 第四章 向國外徵集書籍運動 第一節 復興東方圖書館的徵集活動 一、商務印書館的復興規劃 二、德國的書籍援助 三、法國的書籍援助 四、徵集活動的後續 第二節 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徵集活動 一、美國文教界的反應 二、捐贈活動的展開 三、捐書活動的意義 四、影響捐贈的因素 第三節 戰時徵集圖

書委員會的徵集活動 一、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的籌設 二、牛津大學的捐贈活動 三、英國圖書館協會的征書活動 四、征書成效及評價 第四節 中國國際圖書館的征書與抗戰宣傳 一、中國國際圖書館概況 二、中國國際圖書館的抗戰宣傳 三、中國國際圖書館的抗戰工作 四、中國國際圖書館的歷史地位 第五章 西部地區的圖書館建設 第一節 西部地區的圖書館發展規劃 一、戰前西部地區圖書館事業概況 二、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推動 三、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的議決案 四、中華圖書館協會第四次年會的議決案 五、西部地區圖書館建設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四川省立圖書館 一、四川省立圖書館的創議 二、四川省立圖書館的籌備 三、四川省立圖

書館的成立 四、四川省立圖書館的館務 第三節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一、重慶分館的設立 二、創設民眾閱覽室 三、收購淪陷區古籍 四、編制書籍目錄 五、其他重要工作 六、中央圖書館的創設意義 第四節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一、戰時平館困境 二、征輯抗戰史料 三、徵集西南文獻 四、收購珍貴古籍 五、南下善本運美 六、平館文化價值 第五節 國立西北圖書館 一、西北圖書館的創建由來 二、西北圖書館的籌備情況 三、西北圖書館的撤銷風波 四、西北圖書館的創設意義 第六章 圖書館界的戰後復興籌畫 第一節 圖書館戰後復興的起點 一、縮微膠捲的輸入背景 二、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 三、學術資料服務處 四、縮微膠捲在中

國圖書館的使用 五、縮微膠捲的輸入時間 第二節 圖書館的戰後復興討論 一、《戰後中國圖書館復興計畫書》 二、圖書館的戰後復興討論 三、圖書館的戰後復員討論 第三節 圖書館的復興規劃及復員 一、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復興規劃 二、中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的復興規劃 三、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國際請援 四、戰後文教復員中的圖書館界 第四節 戰後圖書館界的追償問題 一、清理書籍損失 二、書籍清理成果 三、影響清理因素 四、顧頡剛的損失清點 五、書籍清理後續 第五節 美英圖書館界的復興援助 一、美國圖書館界 二、懷特訪華計畫 三、《中美文化關係中關於圖書館事業的計畫草案》 四、國際請援成效 結論 一、傳承我國傳

統文化 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三、踐行服務社會宗旨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全面抗戰。所謂全面抗戰，一是社會各界參與抗戰，抗戰主體呈現多樣性特徵；二是社會各界積極抗戰，抗戰主體展現出能動性。在這個意義上，全面抗戰不僅僅是中國政府武力自衛，對抗日本入侵，中國社會各界也都採取措施，協助政府，從事抗戰救國。中國的抗日戰爭能夠堅持數年，進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取得最後勝利，是全面抗戰政策的結果。然而，關於抗戰的研究，一直以來多集中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抗戰方面，中國社會各界所從事的非軍事領域抗戰救國涉及不多。這一研究現狀與全面抗戰史觀不甚洽

合。重視中國社會各界的非軍事領域抗戰救國研究，不僅不會削弱國共兩黨軍事抗戰的價值，反而會豐富抗戰研究，促進抗戰研究全面發展。中國圖書館界的抗戰救國活動，就是中國社會各界非軍事救國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圖書館界在抗戰時期極為活躍。對外，中華圖書館協會、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等機構先後向歐美各國徵集圖書，以補充因日本侵略而造成的書籍缺失；袁同禮代表中國文化界先後出訪印度、美國等國，以加強溝通與交流；圖書館界代表受國民政府委派，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設，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對內，圖書館界轉移善本書籍，收集淪陷區珍貴文獻，促進西部地區圖書館事業發展，籌畫戰後圖書館事業復興等。圖書館界以獨特的方

式溝通中外，傳承文化，服務社會。 戰時我國圖書館界，以支援全面抗戰為前提，以圖書館工作為本位，有鮮明的文化救國特色。圖書館界的本位救國，根源於日本對我國的文化暴行。日本對中國的文化暴行由來已久。東方圖書館46萬冊圖書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一旦。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的文化暴行變本加厲，截至1938年底，我國遭損毀的書籍達千萬冊以上。圖書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文化產物，超越國界。日本摧毀我國藏書，不僅是我國的文化損失，也是人類社會的文化損失。圖書館界的本位救國，不只是傳承中國文化，也為保衛世界文化而奮鬥。因此戰時中國圖書館界的本位救國影響深遠。 本書探討戰時中國圖書館界的本位救國。中國圖書館界，指的

是以中國圖書館事業為職志的文教人員，以中華圖書館協會為代表，以國立圖書館、省立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為依託。一會三館，成為戰時中國圖書館界的核心構成部分。戰時，指的是1937—1945年之間的八年抗戰時期，部分內容自1931年“九一八”開始，戰後也有極小部分涉及。歷史的發展是延續的，無法完全割裂。中國圖書館界的文化救國，因日本的文化暴行而起，以民族復興為己任。

《小孩月報》（1875-1881）動物寓言研究

為了解決中央科三館的問題，作者簡欣茹 這樣論述：

　　晚清同、光以降，約1870年代開始，為晚清報刊載錄伊索寓言的繁盛期，在《萬國公報》（The Chinese Globe Magazine）、《中西聞見錄》（The Peking Magazine）及《小孩月報》（The Child’s Paper）皆刊登為數不少的伊索寓言譯作。本論文所研究的《小孩月報》，於光緒元年（1875）由美國傳教士范約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1829-1917）所創辦。該報刊以淺顯文字搭配雕版圖畫，內容主要是遊歷見聞、聖經故事、教會近聞、寓言故事、天文科學、動植物認識等。由於《小孩月報》所刊登的伊索寓言譯作，不同於《萬

國公報》僅轉錄羅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與蒙昧先生（Mun Mooy Seen-shang,?-?）合譯的《意拾喻言》（Esop’s Fables）之內容，並且《小孩月報》還大量使用Thomas James（1809-1863）所編著的英譯版伊索寓言中由John Tenniel（1820-1914）所繪製的插圖，再者《小孩月報》刊登33篇未具名的伊索寓言譯作，值得藉由比對這些譯作與《意拾喻言》、《意拾喻言》之底本（Sir Roger L’Estrange Kt.所譯、1738年出版的Fables of Aesop and Other Eminent Mythologi

sts: With Morals and Reflections）及Thomas James版伊索寓言（1872年版的Aesop’s Fables:A New Version,Chiefly From Original Sources）之間的用語習慣異同，來確認該報刊所刊登的伊索寓言譯作的翻譯模式及可能的作者，並藉由同報刊相關的動物寓言創作作品分析，以確知來稿者創作受伊索寓言之影響程度。　　為探討《小孩月報》所刊登之伊索寓言譯作及同報刊與之相仿的動物寓言，筆者以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探討「媒體與文化生產」的角度，將范約翰創辦的報刊《小孩月報》視為一種「媒

體」，且作為文化生產的「文學場（literary field）」，透過報刊文本可反映文學場中作者群體之間的活動與交流，並藉由其所發展特定用語習慣之歸納，來確認作者身分，冀能填補伊索寓言在華傳播的歷史。本論文更進一步藉由分析來稿創作、仿寫及改寫之動物寓言，由此考察伊索寓言譯作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