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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犯罪刑事立法之研究—以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為例

為了解決制定法律英文legislate的問題，作者葉慧萍 這樣論述：

罪刑法定原則係刑法之基本原理原則，當國家行使刑罰權時，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或剝奪，唯有依循刑法罪刑法定原則，實踐「無法律即無犯罪、無刑罰」之理念。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且構成要件須一般人可理解及預測可能性。是以，經濟刑法與普通刑法本無差異性，應肯認經濟刑法同受刑法罪刑法定原則之拘束（刑法第1條、第11條其他法律包含「附屬刑法」）；惟經濟刑法廣泛地運用概括條文規定，法條文字多設有不明確構成要件要素，則與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如何釋疑？本文以經濟刑法規範之一，「變質多層次傳銷罪」為例，探究長久以來，經濟刑法概括規定於立法及實務面之影響。 首先，確立經濟刑法保護法益

為超個人法益，立法採前置化抽象危險犯，具有擴張刑罰範圍；再者，基於經濟法性質，規範彈性立法具有與時俱進之功能，然卻形成經濟犯罪刑事立法上，法律構成要件要素存有不確定要件及不成文危險結果要素；另，規範彈性因應時代性，除了產生刑事訴訟當事人之舉證困難以外，裁判者如何解釋概括法律條文之文義內涵，難免產生裁判歧異之結果，違逆國民之法期待感，以及損及人民基本權益。 我國多層次傳銷制度之刑事立法，本置於公平交易法，因考量市場競爭與傳銷行為之本質不同，於西元2014年1月14日制定、同年月29日施行，另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為單獨立法，對於制度的管理，具有重大意義。論文題旨「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存有法律

條文要件要素不明確化，如「主要」、「合理市價」、「商品」等要件，立法論之爭議不斷，遲至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602號，就「主要」及「合理市價」要件有所釋疑以外（仍產生諸多爭議），「商品」要件仍未解決，造成近10年以來，實務上，裁判者各自表述，法條規定的適用及解釋徒增差異；尤其題旨罪名之最大宗案例，即「廣西南寧純資本運作案件」，不僅相類似犯罪事實之同一件案件於歷審裁判互為歧異（垂直歧異），又因此相類似犯罪事實案件量暴增，犯罪手法相同，各別繫屬國內各地法院，然各法院所據見解不一，亦造成幾近相同的犯罪事實，卻產生法院間裁判歧異（平行歧異）。本文以「廣西南寧純資本運作案件」為實證研究，此類案件佔有此項罪

名之四成多的案件量，危害合法傳銷制度及重大影響社會經濟秩序至鉅，因而備受矚目！ 借鏡於日本經濟刑法之歷史變遷，罪刑法定原則所持看法，以及超個人法益、抽象危險犯（行為非價、結果非價），並以構成要件明確性於實務案例的解釋方法，運用於我國實務上，變質多層次傳銷罪案例所衍生的概括法條解釋問題，且佐以國內有論「法律經濟分析」概念，衡諸經濟學「理性選擇」（價值取捨、法律判斷）與法律學「解釋論」之「法律解釋的過程」，本為「同軌併行」，追求法律經濟分析所論「同案同判」（相同案件應為相同處理）之「一致性」，達成司法資源耗費之成本最小化；於此，併同「解釋論」，依日本刑法（實體法）之擴張解釋，採「限定解釋」。

所謂「容許擴張解釋」，係基於一般人可理解的通常判斷能力，具體適用於個案之中，為「禁止類推解釋、容許擴張解釋」；且容許擴張解釋非漫無限制，換言之，從國民認識法條文字語義、立法目的、語句的意義範圍及預測可能性，實質性判斷而為劃定。亦即，裁判者審理個案，就法律要件曖昧、不明時，負有「解釋」及「補足」之任務，立於憲法之下，著眼於國民的目的性、必要性，以及國民的規範意識，導入立法旨趣、法律條文所示意義範圍內，具體且妥當地限定法規範之處罰範圍。於此，裁判者於審理個案及適用法律時，須以更廣義及體現國民規範意識，負起罪刑法定原則之民生主義機能，秉持「現代社會國民的思考」；進一步言之，「實質性刑法解釋」，係隨社

會經濟及產業變遷而有所調整，非一成不變墨守法條，為僵固性法條表面文字之文義判斷。當社會面臨具體案例，產生處罰性較高的行為未及修法之時，裁判者更應謙抑、嚴格地適用目的論解釋，為「實質性刑法解釋」；申言之，判斷解釋的容許範圍，從文字語句原本的意義（核心部分）、衡量處罰必要性等，犯罪論體系、保護法益分析、國民預測可能性等構成要件之外延性，且基於實質正當性（處罰必要性）及比例原則，即為適用法則之「容許性擴張解釋的界限」。 「實體法」本係側重於「解釋」之研究，以「解釋論」的觀點，考量時代因素、科技進化、社會型態的變化等，就題旨罪名之「商品」等要件，「商品」為例，應不再侷限於實體性商品，蓋不具實體性

的商品（無實體商品、無形商品）於現今社會中，為了經濟交易便利性，商品項目種類繁多，以權利為內涵的商品產物，時有所見，亦為產業趨勢。透由限定解釋論，以刑法實質性解釋的觀點，符合容許性擴張解釋的界限，衡酌社會經濟交易之需求性，應持肯定的態度。前述爭議「商品」要件，除「解釋論」以外，為求解決根本問題，「立法論」上，刑法曾就竊盜罪之「動產」客體，另增設「準動產」規定之前例，提出變質多層次傳銷罪「商品」要件之修法建議；而題旨罪名之「主要」、「合理市價」要件之適用，著重於釋字第602號及實務（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之判斷標準，判定上顯見困難度，本文則認，經濟刑法概括規定，係基於「解釋論」推論

其結果，或有違憲可能性，非如釋字所認「有條件肯定概括規定」，逕為合憲解釋。而「給付一定代價」要件，單獨立法後，法適用問題已獲解決，實務具體個案適用時，應留意修法理由之差異性。 本文研究目的，以單一罪名刑事立法之論證心得，廣論於經濟刑法諸多法規範之概括條文不明確化爭議，同此理解，適用「解釋論」，尋求解決！

我國醫療爭議法制之研究-以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運作為中心

為了解決制定法律英文legislate的問題，作者練淑靜 這樣論述：

在臺灣，發生醫療爭議可透過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訴訟外解決機制處理，相較於醫療訴訟以業務過失致死或重傷害提起告訴，使醫病關係更緊張對立，各縣市衛生局的醫療爭議調處是一個大部分民眾可接受且願意提出申請的管道之一。事實上，依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統計結果顯示，歷年接受委託鑑定之醫療訴訟案，約八成為刑事案件，而逾八成之鑑定結果並無醫療疏失，另醫療法第99條規定的醫事審議委員會任務，是讓各縣市衛生局可受理並進行醫療爭議之醫療調處。近年來，針對醫療爭議或糾紛，無論訴訟或ADR，人民以之為救濟手段之接受程度與行使意願皆有上升趨勢，也奠定臺灣醫療爭議或糾紛救濟管道，訴訟與ADR制度並行之「雙軌制」基礎

。各縣市衛生局辦理醫療爭議調處，程序是由病方透過書面向醫療院所所在之縣市衛生局申請調處開始，後續由衛生局提供一平台讓兩造當事人進行溝通，此管道雖無法直接判定醫療疏失否，但可藉由調處過程由委員們擷取雙方陳述重點，判斷醫病間說法有無異同或矛盾，後續透過委員居中協調，希望雙方有其共識調處能成立。目前各縣市的調處成立率與台中市的數據皆平均約3成左右，影響調處成立與否因素眾多，社會及醫界等仍須努力。有鑒於醫療爭議發生的原因很多，民眾動輒提起民、刑事訴訟，醫病關係難以和諧；而臺中市衛生局過去參與辦理「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調處機制試辦計畫」經驗，以及對衛生福利部多次推動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的內容有所了解

後，希望未來如果該草案正式通過，能真正消弭爭議，使醫、病及行政機關三方能三贏。此外，衛生福利部應針對法案通過後有其配套措施，諸如醫師及律師公會推薦有意願參加醫療爭議調解會的委員，並辦理調解委員的教育訓練；另外，衛生福利部應與司法院、法務部針對各地方政府衛生局與法院、檢察署有關醫療爭議事件強制移（函）送調解，訂定聯繫作業要點，以供運作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