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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DMO製藥公司之商業模式分析

為了解決合一生技新藥進度2020的問題，作者蔡淑娟 這樣論述：

2019年底Covid_19疫情，人類生命遭受嚴重威脅，使原本蓬勃發展的生技產業更成為熱門議題，各國將之視為重點國防工業。地緣政治影響，更突顯在地短鏈供應重要性。台灣致力於生技產業發展已經將近40年，但仍未有重大突破。政府於2021年底新修訂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擴大適用範圍，除了新增再生醫療、數位醫療、新劑型試劑以及創新技術平台，也將受託開發製造(CDMO)納入。政策上由新藥研發轉為研發與製造並重，為台灣生技產業帶來轉型的契機。本研究目的為：1. 探討台灣生技產業的特性，以及致力於生技產業多年來的成果與所面臨之困境挑戰。2. 選擇與政府最近政策相關代表性的個案公司進行分析，試著探

索政府政策以及個案公司商業模式是否有助於台灣生技產業長遠發展及獲利。3. 綜合上述研究成果，提出台灣生技領域未來發展建議，供相關決策者參考。本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首先透過文獻蒐集了解全球生技產業價值鏈及其變遷，以及全球生技產業的商業模式；再透過各單位研究分析報告，了解全球生技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接著收集台灣生技產業相關文獻，了解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現況及政府產業政策。並選擇與政府政策相關之個案公司以Osterwalder and Pigneur(2012)在「獲利世代」(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書中提到之商業模式九大要素對個案公司進行「商業模式」分析，同時進行財務分

析，了解其商業模式是否符合台灣之特性及全球生技產業發趨勢，能長期發展並獲利。最後，以「SWOT分析」結合生技產業特性與全球生技產業趨勢，發掘適合台灣之機會點為台灣生技產業發展策略提供參考。根據本研究探討得出結論，為台灣新藥發展至今已累積不少研發能量，臨床試驗中的藥品也陸續推向商業化進程，近年來也有幾筆新藥授權取得不錯成績，符合國際水準，惟需待產品上市後驗證是否能真正成功走向國際市場。業者宜加強選題能力，及提高研發效率加速產品上市時程，除了可以減少龐大的研發費用之外，也有助於取得市場先機。台灣市場規模小，生技公司多為中小型企業，在策略上應思考如何完善產業環境、加強產業升級及擴大規模以利於產業形成

。台灣生技公司宜採用開放式創新的商業模式，運用外界的知識、技術等資源整合在自身企業的創新過程中，或是將自己研發成果授權出去，不僅可以解決資金斷鏈的危機及後續研發失敗的風險，有利於縮短開發時程及增加獲利機會。且開放式創新之商業模式，符合目前全球生技產業趨勢。2021年底新修訂的「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不僅擴大適用範圍，也將CDMO產業納入。台灣擅長於開發及製造，發展CDMO產業符合台灣的特性，有助於新藥研發向下札根，能幫助就業及形成產業。個案公司-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採開放式創新的商業模式，透過台康公司的財務分析發現，開發生物相似藥同時也承接CDMO業務，如此不僅可提高產能利用率，CDMO業務

訂單所帶來的資金流入也可減輕公司資金負擔。獲利關鍵，為產品研發成功完成三期臨床試驗後，研發費用的減少及授權合作開發收入認列增加之雙重效益，故在產品授權後到研發成功之間的時間愈短愈能夠加快台康公司的獲利。同時需要有完善的產品管理策略，考量產品生命週期，結合市場狀況、隨時審視產品研發進度及資金狀況，適時調整產品研發方向與進度才能維持長久營運及獲利。本研究對台灣生技產業發展之建議：依全球市場趨勢，選擇具有未來發展潛力的產品，可做生物新藥研發及生物相似藥品開發。宜強化CRO的能量，加強選題機制以及與國際學研單位合作；並整合產學研資源，加強轉譯能力，來活化學研能量，強化上游價值鏈。用台灣擅長的製造及代工

發展CDMO產業，如此將有利於新藥研發及生物相似藥開發向下札根，且會帶動就業有助於產業的形成。應加強企業間及國際合作，或透過併購擴大規模，突破台灣市場規模小及中小企業的疆界。在政策上，應塑造有利環境，吸引國際大廠來台設立研究中心或設廠，以開發台灣生醫人才潛能和技術研發能量，並增加就業。提供相關決策者參考。

創業熱：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與演化—以台北都會區為研究對象

為了解決合一生技新藥進度2020的問題，作者林宏駿 這樣論述：

隨著全球創業熱潮興起，近年來對「創業生態系統」的研究引發人們關注。然而，由於創業研究先天涉及多重尺度與變數的複雜性，使得創業生態系統研究亦面臨相同的挑戰，容易流於靜態分析、規範性框架、矽谷為尊之套套邏輯等問題，致使缺乏理論發展脈絡與實用價值。因此，本研究企圖以台北創業生態的發展為例，透過歷史文獻梳理、數十場深入訪談，以及創業活動現場的參與觀察紀錄，採取動態性的觀點，期以理解創業生態的演化發展機制、互動及影響。研究發現主要有三：首先，千禧年後由於投資優惠抵減政策的取消，本地早期投資新創的活動急遽滑落，而政府資金適時地補充支持了創業環境的發展。然而，政府面對產業推動不確定性與風險，以及法規防弊限

制下，使得長期接受政府委託中介的創育機構，逐漸反而成為在第一線幫助新創，兼而滿足政府或投資者需求的關鍵行動者。再者，為了減輕新創培育計畫的風險，約自2010年以後，台北地區的創育機構紛紛改變了既有營運型態，從長期以研發為核心的育成模式，轉變成以募資培訓、行銷媒合的加速器模式。這種方式催化了育成輔導的消耗週期，在地新創企業如同各方競逐的商品般，引發本地新創質量供給上的挑戰，迫使這些創育機構彼此串接，以爭取更多新創企業的合作機會。第三，晚近隨著更多創育機構逐漸累積跨國人脈，競獎策展與投資經驗下，本地創業生態逐漸浮現再中介化的現象，差異化定位促成了專業分工網絡的形成。而2014年春天爆發的太陽花學運

，政府為造福年輕人大量推出創業相關政策，越發誘使出更多行動者出現，帶來新科技的炒作及產業部門的擴散，亦集體地引動諸多公共倡議與社會行動。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接軌於演化經濟學門傳統與制度理論為分析框架，歸納出創業生態演化之動力，源自位於市場邊陲之創業創新行動，呈現高度風險與不確定性；在地新創企業於創業生態中快速流動導致商品化，造成供給稀缺；以及中介者藉由資訊不對稱維繫交易成本優勢，持續驅動生態演化等因素，以此綜合推演出創業生態演化機制與動態模型，作為主要學理上的貢獻。作者認為，這些中介者之培育機制如同生態演化的基因，發揮了關鍵作用，影響其承載的創育機構等中介行動者，在彼此學習競合過程中，集體地維

繫創業氛圍，滿足制度性的需求。簡言之，回顧本地創業生態的發展歷程，可以得知公部門與中介機構協力，策略性地持續強化公共設施及支援服務網絡等社會性資本，以暫時調和在地早期投資動能不足的缺口。晚近則伴隨生態行動者的多元化，鑲嵌於國家治理體系，逐步孵育出本地創業生態獨有的公共意識與認同，扮演探索創新解方的跨界平台，並憑藉制度擴散與轉軌的契機，延續創業生態發展。最後，本研究認為，當國家選題模式逐漸褪色，特別在數位經濟時代中，創新創業之影響與風險卻日漸增強的情況下，有別於矽谷這些以強資本驅動的發展模式，仍舊遙不可及的情況下，本地創業生態20年來的發展經驗，應值得作為其他後進國家或城市，在推動創業政策上的實

用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