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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

為了解決抄經本如何處理的問題，作者盧建榮 這樣論述：

死亡文化存有豐富的性別文化訊息 夫婦同穴葬？異穴葬？葬祖墳？ 從墓誌中記載的遺言和飾終之典 看性別如何影響喪葬抉擇？   「本土死後世界信仰」與「異邦式死後世界信仰」 鰥夫、寡婦，死後是否選擇相約泉下？   　　本書主題是死亡文化，在方法上運用新文化史「再現」的概念，以記錄拼湊「過去」事件的一小部分。從北魏末到北宋這段六百年的歷史，由於印刷術尚在萌芽，傳世文獻相當有限，虧得當時的人懂得利用石刻技術留下許多石刻史料，這之中墓誌是一大宗。   　　墓誌定型之後，文體多係貴族文學形式，即駢體文，敘事結構也有一定的套式，原是喪家至親好友看過後即被封存於墓中的私密文本。八世紀末葉以降，文體日益傾向散

文化，這與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有關，這是本書重大發現之一。墓誌另一演變是從私密性生出公開性一路，此緣於喪家找名家寫誌，而傳抄、出版流通更廣。於是私密性墓誌成為文學革命的場域所在，塵世的文學場域仍是駢文的天下。   　　誌作者為死者生平敘寫的墓誌，再現了瀕死者在臨終場景與探視者互動的狀況，以及交待遺言和飾終之典。東漢以前，中國漢人社會只有一個死後世界，迨進入到五世紀之後的六百年則有兩個死後世界，供瀕死者抉擇。佛教進入中土之後，有愈來愈多人放棄原本固有本土死後世界信仰，改採異邦式、即死後陪侍佛祖的選擇，這對於婦女，特別是守寡有年者，吸引力尤其大，且比男性多得多，這是為何？   　　在唐代，本土死後世

界信仰畢竟仍居主流位置，講究的是夫妻合葬，以女子而論，最起碼要葬到夫家的家族墓園。要是子女依親長遺命，一不葬配偶墓旁、二不葬在家族祖墳所在，便會受到社會輿論壓力，令執行親長遺命的子女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女性是否於死後掙脫性別不平等加諸其身的桎梏？   　　編輯說明 　　◎封面圖片：「唐朝仕女圖」，永泰公主陵壁畫。唐中宗第七女李仙蕙（685-701），遭武則天賜死。中宗繼位後，追封永泰公主。公主陵墓宏大，陪葬品豐富，壁畫鮮豔生動。   　　◎本書原名《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此為全新修訂版。

抄經本如何處理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網路時代粉絲對明星抄襲事件的理解與重構研究——以郭敬明為例

為了解決抄經本如何處理的問題，作者陳馨 這樣論述：

2020年末，一封影視從業者聯名抵制郭敬明的信件曝露在網絡上，引起了網友們極大的關注和討論，然而郭敬明在抄襲事件後產生的負面形象被各種的方式洗白，最終還能以導師等身份頻繁的出現在電視節目里。筆者在觀察中發現其深層原因是粉絲對郭敬明予以支持及理解，形成一個巨大的保護圈，同時筆者也疑惑粉絲的言論中是否有受到郭敬明官方團隊的操控。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及詞頻分析，共收集到23位粉絲用戶及3位官方團隊用戶。收集分析所有用戶近三周的微博內文，再借助百度大數據將時間細分為三個階段，透過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捕捉粉絲及官方團隊的重構行為，加上詞頻分析技術的輔助對粉絲是否接受團隊重構進行對比。本研究結

果歸納如下：粉絲持正面態度，在發文內容、發文話題、抄襲觀點存在差異性，在三個階段中重構郭敬明的形象類似，同時發現多數粉絲的「沈默螺旋」特徵。官方團隊持正面態度，在發文內容、抄襲觀點存在差異性，在三個階段重點塑造郭敬明優秀的導演形象，同時郭敬明也首次回應了當年的抄襲事件，其餘帳號對待聯名信事件採用冷處理方式。以量化方式結果得出粉絲在三個方面的重構形象是存在盲從郭敬明團隊，再通過精確的詞頻分析對比，印證上述觀點。最後，本研究希望能對粉絲文化在未來的發展中正確引導，打造良好的網絡環境。

傳播研究方法：量化、質化與大數據分析

為了解決抄經本如何處理的問題，作者郭良文,吳泰毅,林素甘,陳延昇,王曉華,林淑芳,陳憶寧,劉念夏,葉子婷,諸葛俊,張玉佩,魏玓,張榮顯,曹文鴛,禹衛華,周奕欣,蘭 這樣論述：

　　本書是傳播研究方法中最新穎的入門教材，內容涵蓋量化研究、質化研究與大數據分析。本書集合兩岸四地傳播學者發揮集體創作，在各自擅長的研究方法上，擁有豐富的應用經驗與累積成果。本書配合具體案例說明，詳實而生動的說明不同方法如何解決特定研究問題，特別是介紹了網路的分析應用、大數據採集、可視化技術，以及電腦輔助線上內容分析，這是目前其他研究方法的書籍所沒有的內容。 　　★ 內容豐富：涵蓋研究報告寫作指引、量化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以及傳播大數據分析。 　　★ 架構完整：設計兩個專章內容，分別介紹量化資料（相關統計概念）與質化資料（系統歸納過程）的分析方式。 　　★ 反映時代：

加入有關新媒體、網路社群、以及大數據研究方法。 　　★ 易讀易懂：配合相關案例進行方法的解說，並提供名詞解釋、Q&A。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抄經本如何處理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