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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北斗街新式教育發展之研究(1895-1945)

為了解決敕令勒令的問題，作者許嘉伃 這樣論述：

北斗的地方發展深刻了影響了北斗的文學風氣，北斗街上的老建築歷經時間的洪流仍然栩栩如生，文風鼎盛的北斗，奠基於日治時期的教育發展，因此此篇研究起始於北斗的歷史背景，由清代研究北斗的發展背景，再進一步探討經濟所帶動蓬勃發展的文風，逐漸在教育史上嶄露頭角的北斗街，更隨著北斗陳姓、林姓等各世家大族對北斗教育的貢獻，引領北斗人民開始重視文教發展。日本勢力進入臺灣後，臺灣的文教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更改，由過去總督府發布的府報中可循序得知教育在日治時期的異動與演進，日人雖採取差別待遇、隔離政策等方針在臺灣島實施教育，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同時帶領臺灣教育走向現代化，並奠定教育制度的基礎，日治時期的教育制度經過不

斷的調整與更迭，在日治末期北斗郡的教育已燦然大備，而戰後的教育僅依循著日治時期的基礎再發展而已。日式風格的課堂上開始教授禮儀、裁縫、衛生、日語等課程，進一步而言，一九四三年總督府推行的義務教育，更使臺灣學童的就學率更大幅提升，以上所述皆為日治時期對臺灣教育的顯著貢獻，民間更流傳著「北斗有三員，警員、教員、肉圓」的俗諺，由北斗街教育在北斗郡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及可推論日治時期的北斗文風的興盛並非浪得虛名。北斗的教育發展奠基在日治時期，但前人研究對於日治時期北斗教育的著墨卻不在多數，若想窺探北斗日治時期的教育發展，一般多由北斗鎮志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入門，但筆者實際研究後發現，因北斗鎮志成書已久，

資料較為老舊，所需勘誤之處也甚多，例如本書第四章及主要著墨於一手教育史料與北斗鎮志中之有所出入之處，因數據方面例如國勢調查、學童在籍學生數或者其他檔案資料北斗鎮志主要多引用原始一手史料，所以有所出入之處較少。然而，各級學校歷任校長的任期因並非一期、一卷或一頁之內容可拼湊而成或直接紀錄，因此筆者發現關於各級學校歷任校長的錯誤度最高，除了任期方面可能有誤，甚至有將非校長誤植為校長之嫌，例如許百鑄、河田多賀吉等。更甚者，將校長名字記錄錯誤者也不在少數，因此筆者即藉由此論文的研究，針對上述之錯誤，一併進行研究與探討，期盼能提升日治時期北斗教育研究之質量。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神戶華僑之研究」------以吳錦堂為中心的考察------

為了解決敕令勒令的問題，作者許瓊丰 這樣論述：

研究近現代華僑的一個分野與進程是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因為從此以後的發展代表華僑的時代新精神，它具有以下特色：（一）是「華僑」的名稱雖同，然而其精神是新的，因為自此有針對中國移民的條約，且從此以後華僑正式參與了中國對外的外交關係；（二）有針對華僑的官方機構以保護華僑並對華僑做統整的工作；（三）華僑在中國有機會取得參政權或成為紳商，且「衣錦還鄉」並回饋鄉里。這些都與宋到明朝的活動方式及明、清的「棄民」政策有所不同，華僑已轉為有尊嚴與具活動性的個人與整體活動，這在過去是前所未有，故以此為基礎向外移動的華僑更可以說是第一代華僑，而且隨著世代更替的結果，華僑的精神也一轉為

「華人」、「華裔」與「華族」的稱謂，當然其性質與意識形態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故可說1840年以後第一代海外移民的華僑最能完整表現出華僑的精神以及是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研究的一個起點。 本文著眼於這樣的構想，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神戶華僑社會之研究--以吳錦堂為中心的考察--」為研究的題目，希望能達到以上的期望。以日本華僑做為研究的範圍，主要在對日本社會做進一步的認識，一般而言，我們對華僑的關注在東南亞與美洲一帶，但對日本的瞭解顯然就生疏了許多，日本華僑社會的發展，因日本國策之故，使其有自成一格的發展，又因地理位置使得移出地區的省分與東南亞移民的省分稍有不同，因此日本華僑社會的發

展自然與東南亞華僑社會分屬不同類型。可見華僑與中國的關係是依其情感的聯繫程度而定，基於以上的認識，故也稍做了一些假設，如華僑與城市的關係，第一代華僑明顯的特色與受制於日本政府政策而形成的特殊關係如何，以上都是我們需要注意與瞭解之處。 而筆者對本論文的研究，期望能達到以下的方向：（一）第一代華僑的精神與特色；（二）日本華僑社會的發展對甫由鎖國政策走向開國的日本都市是否具某種程度的影響力；（三）18、19世紀的華僑面對中、日兩國關係的變化，產生那些反應與影響；（四）以世界史的觀點，將做為華僑祖國的中國與華僑移入的僑居國做交叉比較與整理，俾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本論文，吳錦堂（1854~1926）是明治、大正時期神戶最有名的華僑，因為在明治23年（1890）移居神戶從事貿易積蓄大量財富，其後在中、日兩國皆有活動，在日本從事華僑與日本社會公益事業以及與日本官方、財閥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在中國則參與民族事業發展以及建設故鄉慈善事業，成為當時受人敬重的神戶僑領與中國紳商。 目前在中國與日本都有吳錦堂相關的文章與研究。但整體而言，因為涉及中、日兩國的活動，在史料與語言區隔下，仍失之偏頗，使之無法窺其全貌。 首先在中國部分，因為1965~1975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華僑資料遭受破壞，直到1980年改革開放後華僑歷史

才逐漸形成歷史研究的課題，並轉為強調華僑對祖國（中國大陸）的貢獻，因此有關吳錦堂的事跡，主要以地方資料叢刊為多 日本方面，目前有山口政子〈關於神戶華僑吳錦堂（1854~1926）〉與中村哲夫《移情閣遺聞-----孫文與吳錦堂》二人的研究。雖然吳錦堂資料在二次大戰結束前的一場美軍轟炸使有關珍貴史料幾乎付之一炬，但在兩位學者實地調查與資料整理下，仍使部分真相回歸歷史原貌。不過筆者認為山口政子似乎偏重彰顯華僑的日本特質，因此對於中國的事業與公益事業以及相關背景的描述較為簡單與缺乏，而無法全面概括一位華僑的全貌。中村哲夫《移情閣遺聞----孫文與吳錦堂》一書，以研究孫文與吳錦堂的政

治、經濟關係為主軸，著重在中日關係的政治面。但筆者從研究發展方向、觀點以及收集資料的不同，再次決定以吳錦堂為研究主題，並在此提出個人淺見。 研究吳錦堂，筆者認為仍有可發揮的空間，並初步認為吳錦堂在移居神戶之前，神戶華僑的社群已經具備華僑社會的雛型，加以日本明治維新的開始，使吳錦堂在事業成功之後具備神戶僑領的身分，另外他以中國人傳統士紳社會中對慈善事業的不遺餘力，而致力於故鄉與日本的公益事業，這樣的層面應該是全面性的問題，因此筆者基於人物傳記的原則，以日本華僑吳錦堂研究為範圍，表現一位華僑的全貌，此亦為筆者研究吳錦堂之目的。 本篇論文是以吳錦堂生平為例的考

察，輔以神戶華僑與神戶都市的敘述，並以瞭解中、日兩國的時代背景為主，希望能以生動且深入的考察，瞭解神戶華僑與吳錦堂第一代華僑的全貌，因此在章節方面，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近世、近代華僑與日本港口都市的建構：旨在說明明治維新開港後的都市與港口發展特色，以及和神戶華僑的關係，經由神戶新興都市的商機大於大阪的特性，可以瞭解吸引吳錦堂遷入神戶的背景；第三章 吳錦堂在神戶：略述他個人的生平及在日本經商的過程，瞭解吳錦堂成為中、日紳商的關鍵；第四章 吳錦堂與神戶華僑的政治活動：掌握促進吳錦堂政治活動的變動因素，以及從神戶華僑瞭解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係；第五章 吳錦堂與中國、日本的慈善事業：同時從日

本與中國看吳錦堂的慈善與公共事業的開拓，瞭解華僑與故鄉之間的緊密關係；第六章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