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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中的海明威

為了解決汽車越野林道的問題，作者［美］A.E.霍奇納 這樣論述：

1961年6月，霍奇納去聖瑪麗醫院的精神科病房拜訪了一位好友：歐尼斯特·海明威。那是他們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因為三個星期後，海明威就回到家中自殺離世了。此前，海明威曾斷斷續續向這位好友講述了他長年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經歷，而這最後一次的對話包括了那些經歷的最後一部分。 對於一些特殊經歷，海明威總是不會把它們全部訴諸筆端，以備才思枯竭時的備用材料。但是，這位偉大的作家在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之後，決定把自己意味深長的故事託付給霍奇納，這樣就算他自己不寫出來，至少還有人知道這些故事……多年以來，霍奇納從未公開過這些往事。現在，他將按照海明威的本意把這些故事講述出來。 在《戀愛中的海明威》一書中，我們將

看到一個多情、謙遜、體貼又充滿矛盾的海明威。他用他那典型的實話道出了他的婚內生活，即他在巴黎的浪漫生活；他是如何打賭並失去“真愛”哈德莉的；以及此後他是如何用盡餘生苦苦尋求著那樣的真愛的…… 本書中講述的這個海明威“鮮為人知”。讓我們和大師面對面，聆聽到他年輕時的故事，而正是那些經歷，決定了海明威餘生的軌跡，並且一直困擾著他，直至生命的結束。   E. 霍奇納（A. E. Hotchner）,1920年生於美國，作家、編劇、演員和製片人。他是海明威的傳記作者，也是海明威長達14年的好友。除了本書外，他另外還寫過兩部關於海明威的傳記，《海明威老爹》與《海明威與他的世界》,均

獲得巨大的銷量。此外，他還曾參與拍攝《沉默的塞林格》《暴風雨過後》《山丘之王》。 序 言 Preface   第一部分 Part One      聖瑪麗醫院的病房  第二部分 Part TWO      威尼斯格瑞提皇宮酒店匯合  第三部分 Part Three      哈裡酒吧分道揚鑣   第四部分 Part FOUR      潘普洛納的聖佛明節     第五部分 Part five      在基韋斯特揭示的真相  第六部分 Part SIX      信賴與絕交   第七部分 Part SEVEN      一百天結束  第八部分 Part EIGH

T      婚禮的鐘聲為誰而鳴    第九部分 Part NINE      與費孚短暫而不幸的婚姻生活  第十部分 Part TEN      巴黎也會讓人傷心    第十一部分 Part ELEVEN      聖瑪麗醫院的病房   後記 Postscript   圖片來源 Photograph Credits   50年前，也就是在歐尼斯特去世後的幾年，我寫成《海明威老爹》（Papa Hemingway）一書，講述了我們13年間的冒險經歷與不幸遭遇。有些讀者可能沒有讀過此書，所以，在此我要再次提到1948年的那個春天，我被派往哈瓦那執行一項荒唐的任務—請海明威寫

一篇文章，談談“文學的未來”。我在《大都會》（Cosmopolitan）雜誌社工作，那時它是一本文學雜誌，還沒有被海倫·格利·布朗閹割。雜誌編輯當時正在策劃一個關於各行業的未來發展的選題：請弗蘭克·勞埃德·賴特談談建築的未來，請亨利·福特二世談談汽車的未來，請畢卡索談談藝術的未來，還有我剛才提到的，請海明威談談文學的未來。 作家們只知道自己第二天早上寫些什麼，當然不會知道文學的未來會是怎樣，但我還是入住了納斯奧納爾酒店（Hotel Nacional），我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要敲開海明威的房門，請他為曾經輝煌的《大都會》雜誌預測一下文學的未來。我曾試圖逃避這項討厭的任務，但雜誌社告訴我“要麼去

做，要麼走人”，我沒法“走人”，因為這份工作我剛剛做了六個月，此前我拿到空軍轉業費後在巴黎揮霍無度了一整年，這是我現在能得到的唯一的工作。 我選擇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像膽小鬼一樣給海明威寫了個便條，請他給我寫張簡短的回絕信，因為這對“霍奇納的未來”至關重要。 第二天清晨，我收到的不是海明威寫的便條，而是他打來的電話，他提議五點鐘去他在哈瓦那最喜歡的小佛羅里達酒吧（Floridita）喝上幾杯。他準時到達約會地，他的出現非常強勢，我說的不是他的身高，因為他只有一米八五左右，而是他的影響力。他一進門，在場的所有人都朝他打招呼。 酒保給我們上了兩杯冰代基裡酒。酒裝在圓錐形玻璃杯裡，杯子大得足夠裝

下長莖玫瑰。 “多布拉斯（Papa Doblas），”歐尼斯特說，“是代基裡酒釀造者藝術的終極成就。”他同我講著知名作家、來這裡參加春季訓練的布魯克林道奇隊、演員、職業拳擊手、好萊塢的弄虛作假、魚類，以及政客。他見解獨到，語言幽默，幾乎無所不談。但唯獨不談“文學的未來”。我們喝過第四杯或是第五杯代基裡後—我記不清是第幾杯了—他突然離去，儘管朗姆酒讓我記憶模糊，但我還能記得他說第二天早上六點會來接我，乘坐他的“皮拉爾號”船（Pilar）去莫羅城堡附近的海域遊覽一番。回到賓館後，儘管我已經握不穩筆，但還是能在賓館提供的一頁信紙上記下一些對話筆記。同他交往的這些年，我養成習慣，每天都把他的言語和活

動隨手記錄下來。後來，我根據我的微型答錄機錄下來的對話，擴充了我的筆記。那是一個巴掌大小的設備，裡面裝著磁帶，一次可以錄製90分鐘。我和歐尼斯特有時候就用錄音帶進行通信。雖然磁帶用不了多久就會絞帶，但我發現它們還是很有用的。 歐尼斯特坐在“皮拉爾號”的頂層駕駛艙內，沿海岸線駕駛了幾個小時。返程路上，我們釣到一條魚，他稱之為“發育不良的馬林魚”，但在我看來，它是一條未發育的鯨。他用皮繩把我固定在釣魚椅子上，把又大又笨重的魚竿和線軸遞給我，魚竿的那一頭鉤著馬林魚。我在船上捕過的最大的魚也不過是10磅重的鱸魚，此刻我一定需要下很大一番力氣，或許還會讓馬林魚脫鉤，但歐尼斯特一直在引導我，從什麼時候甩

繩放鉤，到什麼時候起竿釣魚。但當歐尼斯特同他的夥伴葛列格里奧·富恩特斯把馬林魚從魚鉤上取下來放生時，逮住這條猛獸的興奮變得悄無聲息。 “我們可以成立新的漁民工會了，”他開玩笑地說，“霍奇納和海明威，馬林魚供應商。”不管這條馬林魚到底是不是發育不良，我都沒能來得及站在甲板上抓著它的尾巴照一張相，但他的話讓我的遺憾一掃而光。 隨後的幾年裡，我經常發現歐尼斯特對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頗有耐心，他能從容自在地同他們交流。以我為例，我雖然在部隊接受過槍支訓練，但對於飛鳥射擊卻一無所知，可在歐尼斯特的耐心引導下，我對於從愛達荷州鋸齒山脈腳下的運河中一躍而起的綠頭鴨，或是稻田裡沖出來的雄野雞，已經可以熟練地舉

槍射中。我們接觸得越多，就越覺得外界關於他個性粗魯好鬥的傳言，只不過是外人的虛構，他們不瞭解他，而是僅僅通過他的作品來對他進行主觀評判。對於別人的挑釁，他的確會奮起反抗，但我從沒有看過他侵犯別人。 我們從海上返回納斯奧納爾酒店，在酒店門前告別時，歐尼斯特第一次對我說：“事實上，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未來。” 我承認，這的確是個愚蠢的請求。 他問雜誌社給出的報酬是多少，我說是一萬美元。他說，嗯，這些錢值得寫出個“某物的未來”，或許可以寫個短篇小說，他還說我們要保持聯繫。 接下來的八個月時間，我們一直有聯絡，最後一次聯繫時他告訴我他正在創作一部小說，再後來我為雜誌社編輯了這部小說。在此過程中，我

陪同歐尼斯特和他的妻子瑪麗前往巴黎和威尼斯，共同商定小說《渡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中某些章節的細節。而這就是我們友誼的開始，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我們一起參加了他最喜歡的冒險活動：僅舉幾例，我們一起去凱徹姆（Ketchum）搜尋野雞、野鴨和匈牙利山鶉；去馬德里、馬拉加以及薩拉戈薩觀看鬥牛比賽，看偉大的鬥牛士安東尼奧·奧多涅斯（Antonio Ordóñez）和路易士·米古爾·多明吉恩（Luis Miguel Dominguín）舉辦的雙人鬥牛賽；去深海釣馬林魚，在哈瓦那觀看回力球③比賽；在巴黎奧特伊（Auteuil）觀看越野障礙賽馬，去

紐約觀看世界職業棒球賽（World Series）以及職業拳擊冠軍賽。 但回首那些年，有一件事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冒險之旅：歐尼斯特在非洲叢林裡接連不斷遭遇飛機墜毀事件。第二次飛機墜毀時，他在鬼門關走了一遭。他被這次經歷打倒了，關於生命中這段痛苦時期，他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但他怕再沒有機會講給他人，所以決定講給我聽。 在巴黎寫作《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時，他同時愛上了兩個女人。這段經歷讓他悲痛欲絕，終生難忘。後面的幾年裡，我們共同旅行時，他又經歷了同樣的痛苦。 我曾在《海明威老爹》的初稿中講述了他的這些情感關係，但就在該書出版前，出版商蘭登書屋將樣稿交給了律師

進行審查，律師們一絲不苟地將稿子投入他們的“法律榨汁機”。結果，書中的所有在世的人的內容都被刪減。關於書中的所有人，律師們都對我進行了詢問，他們甚至要我證明已去世20年的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確實已經不在人世。 當時我之所以同意隱瞞歐尼斯特的內心想法，還有一個個人原因。作為朋友，瑪麗·海明威為人善良忠誠，我想，得知歐尼斯特對其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的看法，一定會傷害到她，所以，不讓她知道這些最好不過。 隨著時間的流逝，那個時期內所涉及的所有人都已與世長辭。我將《海明威老爹》一書手稿中被刪除的部分保留了下來，在此基礎上，現在又加上了我當初做的大量原始筆記，以及在小型答錄機損壞之前從中搜集的內容，

寫就了本書。我對那段我人生重要時期裡所發生的事以及大家的評論，都記憶猶新。 歐尼斯特的一字一句仍在我耳旁迴響。他從不記日記，也不寫隨筆，但對於大家說過的話都記得。他的記憶力驚人，不僅能想起發生在許久以前的對話，還能模仿出同齡人說話的節奏和風格，比如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約瑟芬·貝克、格特魯德·斯泰因等，以及其他巴黎常客。這種驚人的能力展現在他長篇和短篇小說的對話之中。我個人就可以證實他的這種能力，因為他曾在《危險的夏天》中完整再現了一段與我的對話，實際上這段對話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一場鬥牛比賽之後，而後過了許久他才將它寫下來。 我曾問過他是否通過寫日記或是寫隨筆等方式來補充記憶。他說：“不，我

從不記日記，也不寫隨筆，因為那樣會讓事情變得枯燥乏味。我只是按下重播鍵，聲音就會播放。如果聲音無法重現，就說明它不值得保留。” 關於這一言論，我有兩點要加以說明。我們在旅行途中，歐尼斯特按下“重播鍵”向我講述他生命中一段敏感時期，只不過是重播給我聽，在他回憶遙遠過去的人和事時，我從未試圖糾正或更改任何資訊；儘管某些地方歐尼斯特可能將其浪漫化或是略加誇張，或是某些細節安錯了地方，但我認為這些零星的瑕疵就是他本人的重要部分。例如，當歐尼斯特談及墨菲的工作室，也就是他同哈德莉分居後的住所，他說那是六樓。其他人知道墨菲的工作室設在五樓。這些地方，我們以歐尼斯特的記憶為准。 我要說明的另一點是，在講

述歐尼斯特的故事過程中，我絕不是一個不帶感情的旁觀者。多年以來，我和歐尼斯特一起度過的時光對我來說是與眾不同的。他就是我的老爹。我一直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所言所行的重要性。錄音帶早已失效，我基於錄音帶所做的隨手筆記對於我的記憶大有幫助，當我在寫這本書時，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回憶與篩選。 我懷揣歐尼斯特的私人經歷，活了許久。這不是封存已久、需要費許多大力氣才能想起的一段記憶。我們在旅行過程中，他將這些故事講述給我、委託給我，是有目的的。這些年來，我一直被委託保管著這些故事，此刻我感覺，我從記憶中把它們講述出來，是我作為受託人要對歐尼斯特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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