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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國家政策下的宦官與佛教 ──以功德使與會昌滅佛為中心

為了解決漢籍全文資料庫的問題，作者洪正浩 這樣論述：

　　宦官權勢被認為是中晚唐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在宗教方面，宦官不但出任管理佛道等宗教事務的功德使，當中也有許多佛教信徒。然而宦官既崇信佛教，對佛教的護持應不遺餘力，卻仍發生打擊佛教的行動──「會昌滅佛」（842－846），令人好奇宦官在滅佛中的角色究竟為何？本文試圖透過法律與中央衙司層面討論唐代對佛教的管理，並且在信奉佛教又擔任功德使的背景下，重新審視會昌滅佛時宦官之立場。　　在唐代尊崇道教的方針及寺院經濟的影響下，除了對佛教採取壓抑的政策，也從法律著手加強對宗教的控制。唐律中存在對道士、僧尼的特別規範，像是「稱道士女官」（總57）與「盜毀天尊佛像」（總276）皆顯示道士、僧尼及其戒律始終被擺

在王朝的律令秩序之下。　　唐初對於佛教管理也展現其抑佛的傾向，將崇玄署歸於鴻臚寺之下，隱含佛教為外來之意。武則天則拉高佛教地位，將僧尼隸屬祠部，不再強調佛教的外來性。玄宗時期，使職被予以重用，其中佛教事務也另設功德使來管理。貞元四年（788），德宗復設功德使，並由宦官充任，從墓誌材料來看，許多宦官與其家屬都信奉佛教。故在信佛以及受皇帝信任的背景下，宦官長期壟斷功德使一職。　　透過《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可藉圓仁視角分析會昌滅佛的經過，其中顯示除了以往佛教對經濟影響的因素外，武宗個人意志也主導滅佛行動展開。在會昌滅佛的參與者中往往談及宰相李德裕，但在民間史料中又見李德裕不反佛的紀錄，可見李德裕非純粹

基於信仰原因而參與滅佛。中晚唐宦官本因透過功德使有管理僧尼的權力，但是仇士良與楊欽義都無法阻止武宗滅佛，顯示宦官的權力始終來自於皇帝，宦官實際上只能將皇帝的旨意付諸實行。

敦煌識字類蒙書與國小國語教科書生字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漢籍全文資料庫的問題，作者黃薇靜 這樣論述：

識字是影響閱讀能力的關鍵因素，對學習、工作與生活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本研究以古今識字教材之生字為研究文本，首先透過歷代蒙書發展的論述，確立敦煌蒙書的定位，再探討敦煌蒙書的分類，展現其多元化的特色。之後將敦煌識字類蒙書依照其編輯體式，細分為押韻體式、四聲體式、分類體式等三種。 其次，透過研究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在時代、形式、內容等方面編撰形成的探究，顯示其文字特性與文化價值。另一方面，根據108學年度通過教育部審定之南一、康軒、翰林版國小國語教科書，進行生字「量」的分析，並與教育部「九七課綱」、「一O八課綱」、「識字處理原則」、「字頻總表」等標準進行對照。 再者，探

討與比較敦煌寫本識字類蒙書與各版本國小國語教科書生字之數量、字頻符合的情形，並從兩者共同選用字中，了解文字的延續性；更能從其部首反映蒙書的特色；從其筆畫數提供國小國語教科書編輯的借鏡。 最後，除了識字教材以外，唐五代敦煌的識字教學與現代國小國語教科書識字教學亦有古今之別。依照教材內容與性質，探討古今識字教學方法之異同，提供教學者多元的思考，以提升識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