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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臨安知府研究

為了解決紫微雲科技評價的問題，作者梅哲浩 這樣論述：

傳統中國的首都及其長官制度，在唐朝以前始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徘徊，唐朝時以中央官兼京兆尹的方式，朝中央化邁進一步，北宋透過制訂「在京諸法」的方式，確立首都特區地位，知府為中央官，不過因強本弱末國策之故，知府的權力僅限開封城內，是首都特區首長；南宋初期，因宋金靖康—建炎戰爭，失去包括首都開封府在內的四京府，中央政府陸續遷徙，從揚州、建康府，最終在臨安府（杭州）底定，為表示不忘收復失土的政治宣示，僅稱「行在所」，實則為南宋國都，形成行都臨安府、陪都建康府的兩都體制。 南宋的首都及其長官制度，與北宋不盡相同，為因應戰爭或備戰體制，臨安府除繼承北宋末兼安撫司與兵馬總管制度，還因寺監裁

併的關係，部分原屬寺監的單位轉隸臨安府，外交方面於紹興和議後承辦宋金外交庶務、皇宮與中央衙署的建築工程、供給中央所需物資、執行東南會子的兌換等工作，成為中央承辦事務機構，知府多從中央、浙漕調任，以減少出缺時間；長官制度，有別於北宋權知開封府、開封府界提點公事的內、外分權，知府的權力更為集中，藉由例兼安撫使，掌握城內、外（京畿/浙西路）民政，在城內則掌握軍權、警察權、司法權，在事先知會朝廷的情況下可調動三衙禁軍；除兼任安撫使外，知府一職也多由兩浙路轉運司、中央六部、寺監長貳兼知，地位較北宋權知開封府高，知府一職也被視為「輔弼之儲」，被當作遷轉考核的職位。 臨安府置司臨安城內，知府的寄祿官最

低階為朝官，是理所當然的中央官、常參官，掌握朝廷事權，地位顯要，無可避免會被捲入中央政局，除因職權需要而參加的朝議、典禮儀式，知府的人事任命亦與皇帝、宰執意向密切，包括「宗子維城」思想而多以宗室士大夫知臨安府、皇帝表態、權相柄國的政治黨派等方面予以展現其政治相貌；再藉由知府的任命制書、辭免表、不允詔，得以窺知皇帝對知府施政的期望。 都市事務方面，施政深受朝廷、皇帝意志影響，主要表現在社會福利；都市建設，歷任知府大多延續前任而逐步修、改、增築，直到淳祐年間，由在任最久的知府趙與????集大成，進行全面整建，奠定晚宋臨安城風貌，使後繼者難以望其項背。轄下士民對知府的評價，無論好壞，都相當直接

、主觀。 南宋臨安知府制度，在北宋開封知府制度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開啟後世元總管府路、明清京師體制的先河，也是我國直轄市舊制的先聲。

兩岸經濟行政法制之比較研究-以攤販管理行政為中心

為了解決紫微雲科技評價的問題，作者黃元民 這樣論述：

每個攤販的背後都有故事。從古至今，攤販的問題一直是政府非常困擾的施政議題。以宋代為例，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發現，在橋頭上豎立表木，劃定界線，在道路兩側設有路邊攤，中央供大眾行走，宋代管理攤販的方法，在街道上設立「表木」，也就是「路標」，兩點成一線，兩個路標確立的界線之外，可容許百姓占用街道設攤，惟界限以內的區域(街道中央)，則是禁止占道。不過百姓似乎貪得無厭，逾越界限者不在少數，因此，政府不得不一再強調，不可越線搭建或設攤。為了解決侵占街道的違規行為而實施收稅，也造成民怨。顯見市容整理的差事，儼然成為政府心裡的痛處。 1981年1月臺灣地區將主管攤販的業務由警察機關移轉至工商機構，並

對攤販開徵營業稅。但是，管理攤販之重責大任仍落在警察身上，非但攤販問題沒有解決，反而經常上演警民大小衝突。大陸地區早期城市管理範疇的行政執法較為混亂，在管理攤販的歷程中，出現了「七八頂大蓋帽管不住一個破草帽」等多方執法、重複處罰的荒謬現象。為避免上述荒謬情事重複發生，自1996年10月1日起各地方人民政府陸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之規定，施行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任務，而違規攤販之管理係為城管部門之其中一項業務。經過逾20年之摸索、改進，大陸地區之攤販管理已有其成效，值得臺灣地區相關行政機關比較參考。 「攤販」現象與民眾息息相關，也稱為庶民經濟，兼具歷史時空之縱深、距離空

間之寬廣。本文希冀藉由行政法五大架構研究方法，揉合兩岸攤販管理作為，讓攤販管理機制能更加健全，增進人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