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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的樹葉：杜祖健與毒物共舞的人生

為了解決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的問題，作者杜祖健 這樣論述：

　　我曾經變更過三次國籍， 　　就像一片飄流在急流中的樹葉一樣，到處為家， 　　壓倒性的政治浪潮所引起的命運變異， 　　往往超越個人所能掌控。 　　杜祖健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三子，出生於日治時期的一九三○年，在台灣生活二十四年之後，赴美攻讀學位，從事蛇毒研究，經常受邀到世界各國演講，並協助美國政府處理毒物問題；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參與解析日本奧姆真理教使用沙林毒氣的科學證據，因而獲得日本天皇授予「旭日中綬章」，也成為世界各國爭相邀請商討毒物恐攻政策的諮詢對象。   　　杜祖健歷經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台灣生活，以及之後的美國學術生涯，親身見證了二戰的空襲、戰後初期的政治社會亂

象，以及毒物作為化學武器的恐攻威力等，其波瀾壯闊的一生，不僅是台灣歷史的縮影，更是世界防堵毒物恐攻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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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地位與中國流亡政府

為了解決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的問題，作者曾咨翔 這樣論述：

本文研究從台灣史觀點出發，根據相關歷史資料，使世人認識台灣並非是「中國固有領土」。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不僅是歷史課題，同時也是台灣目前的現實問題，甚至可以大膽的推測，對台灣國際地位認定的混淆，是這塊土地上所有公共議題紛擾的根源。 以台灣史眼光來看，台灣國際地位問題與中華民國政府息息相關，自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美國與中國強權之間，在未得到與日本和約，就企圖將台灣私相授受，就學理而論，中華民國政府無權主張台灣為其領土。在1949年後，中國政府流亡台灣，因為流亡帶來的不確定性瀰漫整個社會，中國國民黨政府對內：基於中國失敗的經驗進行黨內改造、逮捕匪諜，藉由營造恐怖氣氛穩定台灣社會的

不安定；對外：則透過美國協助，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從1949年維持至1971年之間，特別是50年代的中國代表權，能夠讓偏處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令中華民國政府取得正統地位，藉以宣傳。 對於台灣以外反對的聲音，例如海外留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國民黨運用其黨務力量，組織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試圖壓制。對內民主派人士，如雷震等人，則被政治迫害。儘管國民黨積極維護其政權，但是在1960年後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票數已經呈現疲軟，反應國際對於「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表示懷疑。周鴻慶事件則具體反應台灣當權者的不安，在這個由蔣介石主導的外交戰，雖然獲得短暫的勝利，長久看來，卻導致日本政府傾向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國際地位懸而未決，非但未隨著台灣民主化而確定，反而選擇自處於中國的流亡政府體制之下，讓台灣國際地位在國際法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綜合對學術的考察與現實的觀察，若台灣人民不以具體行動表達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訴求，則不免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處境感到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