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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員工洩密行為的刑事責任－以營業秘密法為核心

為了解決違反個資法公訴罪的問題，作者邱俊凱 這樣論述：

離職員工為常見侵害原雇主營業秘密的行為人之一，蓋因科技與商業演進，近年來國內離職員工的侵害案件，往往以相對輕易的洩密行為（例如，將電磁紀錄型態的營業秘密，複製於隨身碟攜出洩漏），即能造成營業秘密權利人重大損失，此種不公平競爭事態，甚至危及國家整體產業的競爭力；兼且因過去刑法對此類案件容有未盡之處，致使洩密行為人不易受刑法相應制裁，長期以來入罪化之呼籲，乃於2013年實現。然而，在《營業秘密法》增訂刑事規定迄今將滿五年之際，離職員工侵害營業秘密案件仍然屢有所聞。今（2017）年行政部門更研擬調整相關刑事規定（例如，依據產業界建議，擬將域外侵害案件由公訴罪改為告訴乃論之罪未果；又如，增訂檢察機關

偵辦案件之保密規範等草案），由此可見企業界受害至深且急，此類問題顯然未因犯罪化而獲得有效改善。營業秘密刑事案件由檢察機關以公權力介入調查，然基於罪疑為輕原則，且因營業秘密本身，常具有高度秘密性與專業性，權利人協力提供相關證據以供法院形成有罪之心證，實不輕於民事上之舉證。單就證明受侵害標的是否為刑法上的犯罪客體為例，即須通過與民事規定相同之「秘密性」、「經濟性」及「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三要件，方為適格。此即為我國2013年修法入罪化以來，偵辦、起訴乃至於裁判營業秘密有關案件時遭遇的關鍵難點。其次，侵害營業秘密相關刑事構成要件，或因當初立法時爭取時效，從刑法體系觀之，亦容有再予斟酌之空間，管

見以為，未來修法時亦建議納入考量。對侵害營業秘密之離職員工而言，課以刑責雖可收廣泛的嚇阻效果，但刑罰本身，恐非保護商業壟斷或領先地位的良方。管見以為，營業秘密之刑事規範，主要仍應著墨於保護經濟秩序之社會法益為核心，以此制裁破壞公平競爭之犯罪行為。而營業秘密之於個人財產保護，若能在民事上既有的保密約款、競業禁止約款，乃至於事前強化合理保護措施與認知訓練，有侵害時活用具禁制令性質的《營業秘密法》第11條，對於企業與員工而言，將比僅聚焦於擴大、加重刑事責任更具效益。

一個強暴，各自表述？──從框架觀點省視戰後婦運的強暴法律改革（1971-1999）

為了解決違反個資法公訴罪的問題，作者湯詠煊 這樣論述：

本文運用構框理論回顧婦運倡議強暴法律改革的歷史過程，俾以重新評價1999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修法的歷史意義。我們所要問的問題是：從戰後到90年代末期強暴法律改變以前，台灣出現了哪幾種對強暴問題的不同構框方式？這些不同的認知框架如何對話與碰撞，最終造就了我國現有的強暴規範？在70年代，主流法學論述以所謂的「保衛風化」框架看待強暴問題。刑法規範對強暴犯罪的界定中，隱含了父權的意識型態，而「保衛風化」框架界定強暴問題的方式，迴避了父權結構檢討與司法制度改革的可能。與此同時，政治人物則以一種「維持治安」框架看待強暴問題，他們認為強暴犯罪破壞了社會秩序，應透過加重刑罰、取消告訴乃論制及加強取締不良

份子等方法，來改善強暴問題。除了這兩種主流框架外，70年代也已出現從性別角度定位強暴的聲音。除了女作家們批判強暴問題的雜文，及美國女性主義的譯介作品外，呂秀蓮透過舉辦座談會、撰寫文章與成立「保護妳」專線，積極討論、批判鮮少獲公共論壇重視的強暴問題。她的批判中隱然浮現一種女人批判強暴問題的新構框。呂秀蓮雖然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台灣婦運對強暴問題的批判並未停止。1982年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後，許多婦運者延續著呂秀蓮的努力，繼續從性別角度來針砭強暴問題。而婦女新知與其他團體共同舉辦的1984年「保護婦女年」活動，更象徵強暴、性騷擾問題在台灣婦運界議程中開始具備一定的重要性，不同婦女團體各自以不同方式

，共同打造一個從女人觀點批判強暴問題的「保障性自主」框架。婦女團體反強暴運動的努力大致可分為兩條軸線。其一是透過事實調查，建構關於強暴的新的犯罪圖像，並拆解主流論述的強暴神話；其二是關於被害婦女的事後處遇，在警察、醫療、司法單位所遭受的不友善對待，婦女團體在論述和制度改革方面均做出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從80年代末期開始，採「維持治安」框架的政治人物在「危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精神衛生法」和刑法第77條「強制診療」規定的立法辯論時，紛紛提出他們對強暴法律的改革主張。1994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潘維剛刑法第77條修正案，更象徵著「維持治安」框架爭取強暴問題詮釋權的一大勝利。「保障性自主」框架與「

維持治安」框架均是想要改變現狀的「挑戰者」框架。然而，這一階段的政治人物並未重視婦女團體對強暴的批判，他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往往忽略被害婦女的保障，或再製了強暴神話。1994年3月，立委潘維剛在立法院會提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說明，婦女團體擁有了以「保障性自主」框架出發制定的新草案，得以挑戰既有的刑法規範。有別於當時反性騷擾大遊行中出現的「性別宰制」構框，潘版草案以「性別中立」構框的方式定位強暴，並採取抹平男女差異的中性化立法模式。然而，妥協性的構框並未獲得支持，採「保衛風化」框架的政治人物，無法接受「性自主」新法益與「婚內強暴入罪化」的可能，立法進度因而擱置停擺。1996年底爆發的「彭婉

如命案」，及90年代末期台灣諸多重大犯罪事件的發生，為強暴法律的改革再度提供契機。社會「維持治安」的呼聲甚囂塵上，「維持治安」框架也影響了1998年刑法修正案的具體內容。在「保障性自主」框架與「維持治安」框架的結盟下，1999年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順利通過。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刑法學界關於此次修法「立法草率、重刑化」的批評。仔細分析刑法學界的修法評價，我們發現此種負面評價可視為是舊有的「保衛風化」框架的反撲，而與「維持治安」框架合作的代價，便是此次修法「保障性自主」的重要意涵被忽略了。透過回顧婦女運動倡議強暴法律改革的歷程，及不同行動者、不同框架之間的互動、競逐，本文希望能重新彰顯1999年刑法妨

害性自主罪章修法的歷史意義，並為之後強暴法律的改革提供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