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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人重，即景見心：清代地方園林志的典範追尋與文本重構

為了解決麋先生內容歌詞的問題，作者葉叡宸 這樣論述：

園林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人文空間，反映著獨特的人地關係。從微觀的園林空間而言，作為活動主體的士階層，通過歷時性人際互動與密切人文活動，形成具有士人生命特徵的主體空間。從宏觀的地域圖像來看，園林空間亦與周遭地域環境、時代氛圍共構成特殊的文化圖像，其意義也持續積累、層疊。當上述資訊通過書寫，而被聚集、凝縮，在系統的表意形式當中成為一種文本類型時，相對會釋放出更為豐富的活動者心態、社會文化等意義。在中國園林的發展中，大量詩文創作形成了園林文學的豐富圖像。從唐代開始，出現了以「園林」為主題的專志。「園林志」為編輯者有意識地以園林為中心進行選擇、編排的文本，包含了一座或多座園林的相關記文、詩歌、史地

與人物記錄等訊息，部分亦包含園林圖繪。相對於單篇的園林詩歌詞賦、記文雜筆，園林志有著豐富多元的文本內容、園林訊息，更能照見園林在特定時間片段的形象，以及歷時性發展下的流變樣貌與整體空間精神。並且，園林志編輯者通過特殊視角閱讀、觀看、理解園林的意識觀點、動機心態及其過程，亦值深思。從唐到清，隨著園林文化的發展，園林志在質、量上逐漸成熟。晚明時期，鄒迪光《愚公谷乘》、祁彪佳《寓山志》記自家園林，以個別園林為主題。祁彪佳《越中園亭記》綜錄家鄉紹興地區園林，則是繼北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後，地方園林群志的代表。園林志作為一種明清文學研究的新材料與思考路徑，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文人文化、思維模式以及生命

實踐。在清代，除了個別私家園林專志之外，出現一類以特定地方人物典範為書寫主題的園林志。不同於私家專志自記家園的形式，編輯者出自對人物的仰慕情感，主動搜集相關園林詩文紀錄。在記憶的追尋當中，不僅展示園林過往的地理、歷史樣貌，同時也描繪出後人記憶當中的人物生命形象、人格精神。本文試圖透過八本具代表性的地方園林志，嘗試在文化地理學、集體記憶、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研究視角中，討論園林志在「文本重構」的歷程中，「記憶」如何被生成、「人物典範」如何被塑造？使得在園林志文本空間中的「景」當中，呈現豐富的人、地共構意義。其中，園林志選編的動機、觀念與行動過程，乃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本文所討論的園林志橫跨清代三

百年，這類地方園林志在人物記憶的蹤索過程中，編輯者仰望昔日賢人，試圖彰顯人物的德行美範。同時也希望透過園林人物記憶的召喚，樹立特定精神指標，繼而對政教、文化、地方風土民情產生影響，不僅與整體的時代氛圍緊密相關，也同時是士人對於園林所在地方的深刻認同。論文在人與空間、地方雙向建構的意義脈絡當中，觀看園林作為獨特的社會、文化空間，說明編輯者如何在「追念」與「不朽」的時間意識當中，以特定的編輯意志、動機與目的導向，進行「實體空間」與「文本空間」的重修，重新賦予園林不同的空間意義，展示「園林」作為「時相話語」的豐富時代意義。透過清代地方園林志的研究，本論文發現園林作為傳統文士隱逸思維的載體，並非純然只

是士人退處避世的「壺中天地」。在集體記憶的追想當中，園林乃是具有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徵，展示士大夫群體的社會價值認同，以及儒家士人治平天下精神，嘗試介入地方社會教化的期許及實踐。換言之，園林志當中的詩、文、圖像，乘載了後人想像與追憶中園林與園主共構的生命形象，同時也具備儒者面向鄉里空間、時代群體的承擔與關懷，形成一特殊的地方記憶論述話語。在現行園林文化、園林文學相對著重文人個體在生活美學、空間經營、生命實踐的研究成果上，本文進一步說明園林空間的社會文化屬性，並對園林與集體記憶、地域文化的人文活動現象做出推衍與創發性的詮解，發現園林從「內向性」的空間締構、生命自省，走向了「外部性」的社會參與、公

共關懷實現。本文除了揭示園林志文本系統的價值與意義，更透過園林志的觀察，從新材料中提出多元研究視角與方法，有助於讀者理解園林與人物、鄉土、社會、時代乃至於儒家知識體系等議題的關聯，進而提供了整體清代文學、社會文化、士人思想更多元角度的觀察及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