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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林慶彰所指導 陳韋縉的 理雅各與《詩經》英譯 （2020），提出1815路線動態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理雅各、王韜、威利、《詩經》、《中國經典》、《東方聖典叢書》。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王文宇所指導 張裕的 中國大陸對賭協議法律效力之認定 （2018），提出因為有 對賭協議、私募股權投資、法律效力、公司法、債權人保護的重點而找出了 1815路線動態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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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歐洲文化早期的相遇——東西文化的交流史論
為了解決1815路線動態 的問題，作者張西平 羅瑩 主編 這樣論述：
這本《國際中國文化研究文庫‧東亞與歐洲文化的早期相遇︰東西文化交流史論》將東亞作為一個整體，研究西方人到達東方後在中國和日本以及在菲律賓等地的活動，從文本出發揭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實際歷史過程，同時還從傳教士在翻譯西方的書籍時創造了大量的漢語新詞匯著手做了歷史語言學研究。 張西平︰北京外語大學教授、博導，亞非學院院長，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中文學院副院長︰中圈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研究會會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國際漢學》主編；《國外漢語教學動態與研究》主編；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政
府特殊津貼。 羅瑩︰北京外圍語大學博士，曾在羅馬慈幼會大學古典語言系留學，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拉丁文課助教。 序言 第一章 活躍于東亞各國之間的道明會傳教士:高母羨 第一節 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高母羨研究 第二節 高母羨出使日本之行始末 附錄一 1590年致危地馬拉會友書信中有關中國的部分 附錄二 高母羨致範禮安等人書信的抄作 第二章 托馬斯‧阿奎那哲學在中國的翻譯 第一節 利類思的《超性學要》 第二節 《超性學要》詞匯研究的價值 第三節 《超性學要》第一至三卷的新詞語 第四節 《超性學要》第一至三卷中新詞語的特點 第三章 天學在清初的傳
播:《天教明辨》初探 第一節 學術研究領域中的張星曜 第二節 張星曜生平及其奉教著述 第三節 《天教明辨》文本初探 第四節 《天教明辨》文本來源考證 第五節 《天教明辨》中的基督救贖與人的救贖 第六節 從《天教明辨》與《天儒同異考》之比較論其“天儒觀” 第七節 結語 附錄一 《天教明辨》自序 附錄二 天教明辨目次 附錄三 《天教明辨》之張星曜論述 附錄四 （美）孟德衛《被遺忘的杭州基督徒》 第三章 透過黑色玻璃（翻譯） 第四章 基督教文學中中國的傳播——以《輕世金書》為中心 第一節 問題與方法 第二節 《效法基督》在歐洲 第三節 陽瑪諾的
《輕世金書》 第四節 翻譯比較研究初步 第五節 朱宗元的理解 第六節 結論 附錄一 《輕世金書》聖經經文引用對照表 附錄二 方豪考證之各版本漢譯《效法基督》 第五章 清初士人與傳教士 第一節 文獻與研究問題 第二節 《閩中諸公贈詩》及士人研究 第三節 《碑記贈言合刻》及士人研究 第四節 《贈詩》與《碑記贈言合刻》士人群體對比研究 第五節 結論 附錄一 《閩中諸公贈詩》點校 附錄二 《碑記贈言合刻》點校 第六章 明末天主教徒韓霖之自我身份認同 第一節 韓霖其人及其著作 第二節 前人研究梳理綜述 第三節 以韓霖為個案，淺析明末清初第一批天
主教徒之身份認同 第四節 結語 附錄一 《聖教信證》一書及其疑點與引發的思考 附錄二 韓霖詩文輯錄 第七章 中國派往歐洲的使者——卜彌格研究 第一節 卜彌格與南明王朝 第二節 卜彌格與基歇爾 第三節 卜彌格在《中國圖說》中的插圖 第四節 卜彌格與中醫西傳 第五節 結語 第八章 儒學在西方的傳播:殷鐸澤及其《中國政治道德學說》 第一節 學術史及其方法論 第二節 《中國政治道德學說》版本探究 第三節 殷鐸澤的生平 第四節 《中國政治道德學說》的文本分析 第五節 《中國政治道德學說》中的翻譯策略 第六節 思想與文化轉移的多重性 第九章 對歐洲出
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釋（1670年） 第一節《中國圖說》以及法語版增補字典關于原始資料和作者的問題 第二節 字典里運用的羅馬字拼音體系 第三節 字典中的詞匯條目作為中國本國語言的一項來源 附錄 字典的樣本頁，包括羅馬拼音和漢字 表格A 各種羅馬字拼音體系的不同特性 表格B 不同羅馬字拼音體系的對照表 第十章 衛匡國的《中國文法》 第十一章 意大利漢學的興起與發展 第一節 意大利漢學:從1600年到1950年 第二節 從1945年至今的意大利漢學 附錄 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采訪錄 後記 在東方相遇:東亞與歐洲 全球化已經成為我
們今天的現實生活，現代世界體系從何而來？今天的全球化起源于何時？由此，人們將眼光投向了16至18世紀，正是這300年開啟了全球化的歷程，今天世界的不少秘密藏在這300年的歷史中。 如何理解這300年，學者們的觀點分歧相當大。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這300年中誰是世界的主導者？被稱為“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1492年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1498年達‧伽瑪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開啟了現代世界的大門。歐洲的興起由此開始。與之相反的學者則認為在全球化的初期，印度洋是商品和思想交流的中心，世界經濟的主角是中國和印度，而歐洲只不過是一個配角，一個“渴望接近亞洲財富的配角”。
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因為16世紀初期的世界貿易體系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建立起來的，正是這些歐洲的水手們把世界各地的海港連接了起來，在對財富的渴望與貪婪之中，形成了最初的世界的貿易網絡。與此相比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只是威揚皇恩，他缺乏葡萄牙人的貪婪和西班牙人的殘忍。但歐洲的水手們建立起來的這個貿易系統的目的何在？獲取東方的財富。尋找馬可波羅所描寫的財富堆積如山的契丹是百年航海的靈魂。 在15世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不僅中國，整個亞洲在全球化的初期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500-1775年間，“亞洲生產著世界上約80%的產品，換句話說，佔世界人口總數2/3的人（亞洲人
）生產著世界4/5的產品。”中國對白銀需求，歐洲對絲綢、茶葉和瓷器的需求直接推動了中國和歐洲的貿易，1565—1815年的250年間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中的白銀絕大多數流入了中國。 歐洲開闢了貿易的網絡，中國和亞洲提供了貿易的財富，在東方和歐洲的互動中全球化貿易緩慢啟動。不能因歐洲開闢了貿易的航線，就認為歐洲在經濟上比中國富饒，更不可以晚清推晚明，就認為中國當時是窮山僻壤，歐洲是遍地黃金。這是歷史的無知。同樣，也不能因為中國當時的富饒，就認為歐洲只是東方財富的追逐者，中國文明的仰慕者。真實的歷史是︰在亞洲和歐洲的共同推動下，歷史進入了近代化的歷程，全球化初期的動力來自中國和歐洲的相遇。
這是一次偉大的相遇，是東方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偉大相遇。 因為，西方人在非洲和新大陸的表現罪惡斑斑，葡萄牙人的貪婪，西班牙人的殘忍，在血與火中歐洲和非洲黑人相遇，和新大陸的印第安人相遇。就是他們來到東方也並非是播撒和平的種子，葡萄牙人因無法對抗明朝的海軍才改變了方式賴在澳門，而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後就有了進攻中國的計劃。在強大國力的中國面前，伊比利亞半島上的這兩個小國只能采取平等、和平的形式同中國打交道。 長期以來，學者們大多從中國的視角來研究16至18世紀間西方人的東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整個東亞作為一個共同文化體，幾乎是同時接觸到了東來的西方文明。羅馬教會作為世界性的組織，正
是在它傳教的過程中將整個東亞聯在了一起。耶穌會不僅在東亞傳教，也在東亞展開貿易，實際的歷史要比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復雜得多。當時歐洲各個天主教修會之間既有有神學理論理解的不同，也有著各自不同的國家利益支持，他們將在歐洲的爭斗和矛盾帶到了東方。全球化不僅僅是亞洲和歐洲在經濟上連成了一體，也將歐洲的分歧和問題帶到了全世界。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這四個以漢字為其文化基礎的國家在西方人東來時從來就不是各自獨立的同西方人打交道，而是相互牽連，連成一體。有兩個基本的事實︰ “禮儀之爭”源于日本，爆發于中國，朝鮮和越南也卷于其中。從本質上講“禮儀之爭”不是一個東方人的問題，這是一個西方人的問題，是西人東
來後，在回應以漢字為基礎的東亞文化時所產生的分歧和爭論。一個純粹的神學問題最終演化成了中國國家政府和羅馬梵蒂岡的沖突，演化成在日本、朝鮮、越南的近代以來的宗教沖突，伴著血和淚。 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由于采取了“合儒”政策，這些來自歐洲的神父們開始讀經書，寫漢字，這些傳教士漢學家用力之勤超出我們的想象，他們竟寫下了十幾萬頁，上千冊的漢語西學著作。這些漢語西學著作很快就傳人了日本、朝鮮和越南，成為了東亞地區西學傳播的共同文本。 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清晰地勾畫出東亞西學接受的整體畫面，但將中國對西學的接受放在整個東亞的背景下思考，研究東亞文化圈各個國家在面臨西學傳人時所發生的互動與影
響，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西方人認為他們在美洲發現了土地，而在東方發現了文明。為了傳播上帝的福音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們面對著悠久的中國文明時，也只能走一條完全不同于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傳教路線。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們不僅僅在努力學習漢學，用漢字來介紹西學，同時也在用拉丁文，用歐洲的各種語言介紹中國。在西方的傳教歷史上如此用力的翻譯異教徒國家的文化經典，如此津津樂道東方文化，這是極其罕見的。 今天中國學術界對這段歷史已經開始了注意，也有了一些好的研究成果，但真正從拉丁文本出發，揭示出耶穌會士們將西學翻譯成中文時所面臨的文化矛盾和困境，研究他們將中文翻譯成拉丁文時內心的文化理解並未開始
，絕大多數的研究是依據英文版來完成的。本書中的徐允婧和羅瑩兩篇論文，是國內第一次從中文和拉丁文的對照中，研究耶穌會士們文化翻譯的文章。一篇研究耶穌會士陽瑪諾與中國文人朱宗元合作如何從拉丁文翻譯成中文，向中國介紹西學；一篇研究耶穌會士殷鐸澤如何將中國儒家經典《中庸》翻譯成拉丁文。前者是從西向東，向中國介紹西方；後者是從東向西，給歐洲介紹中國。來華的耶穌會士們真是文化的辛勤傳播者，歐洲和東亞相識的橋梁是由這些不知疲倦的傳教士們搭建起來的。 16至18世紀間的文化交流並非只是文化的誤讀和文化的想象，在這種文化的誤讀和想象中，一種變形的文本，一種解釋後的文化在歐洲和東方各自傳播著。到今天為止
，我們整個東亞的近代語言的形成和這300年的西學傳入有著直接的關系，但這期間新的語言是如何流變與再生，如何接受和消失，如何凝固與改變，我們還說不清楚。同樣，儒學是如何被翻譯成歐洲語言，然後又如何在歐洲各國語言之間轉譯，從羅明堅到衛方濟，整個來華耶穌會士的中國經學翻譯史我們還說不清楚，就是歐洲人至今也沒有給出像樣的研究成果。而這樣的過程說不清楚，就很難將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史厘清。學術是一個逐步進步的過程，我期待著我的學生們在不遠的將來從兩個方向著力，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作出貢獻。 史學界習慣于將1800年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分界年，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完全變了樣，耶穌
會的解散，馬嘎爾尼的訪華，所有這些時間都接近1800年。 全球化的歷史由此開始，文化間的相遇由此開始，中國文化的近代化由此開始，西方近代文化的演變由此開始。這一段歷史表明︰中國的歷史已經不能僅在中國範圍內考察，西方歷史變化的原因也不能僅從歐洲來看，在世界研究中國，在世界研究歐洲，這是當年梁公的理想，我們直到今天還做不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對16至18世紀這一段全球化初期最重要的歷史不熟悉，研究不深入。反之亦然，西方所編寫的全球化史也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他們對這一時期的中國並不了解。 在這個意義上，深入16至18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砑究有著重要的學術和文化意義，本書以此為主旨展開
。 張西平
理雅各與《詩經》英譯
為了解決1815路線動態 的問題，作者陳韋縉 這樣論述：
英國傳教士暨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窮盡一己之力將中國典籍譯為英文，其主事《中國經典》系列（The Chinese Classics）與稍後參與的《東方聖典叢書》系列（Sacred Books of the East）自出版以來即備受學界重視。本文試圖以經典翻譯史的角度，來討論理雅各與《詩經》翻譯的問題。本文先將理雅各置放於《詩經》翻譯史的早期脈絡中，探究他繼承的觀點；其後則將以理雅各《詩經》英譯為中心，一方面在中國經典詮釋體系中探究理雅各所繼承的注疏傳統，另一方面則注重理雅各對《詩經》翻譯在西方世界的開創與延伸，以更完整地呈現理雅各在《詩經》翻譯史上留下
的面貌。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從捍衛保守政教精神的漢唐注疏走向勇於疑古的宋代經說，卻皆以揭示聖人之說為依歸；而從宋代到清代的《詩經》學者們漸次朝聲韻考據的方向前進，希冀進一步楬櫫文本意涵。這發展的過程或可視為中國經學傳統中理性精神的發揚。但中國經典的西洋譯者除了以己身對經文的理解做出種種翻譯抉擇外，尚不免為其他目的服務，甚或受己身文化背景的影響，對中國經典進行誤讀與解構。本文試圖揭示翻譯經典此一工作除了繼承傳統外，也是延續經典詮釋傳統的一種方式。本文一方面討論、比較不同譯文的優劣缺失，另外一方面也試圖以譯文本身做為證據，檢視譯者在對中國經典文獻的理解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與歷史性意義，藉此表現出經典翻譯
的主觀性與客觀性。《詩經》翻譯是理雅各中國典籍翻譯事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本文的目的，在藉由分析討論理雅各的翻譯性質及其時代背景，呈現其翻譯成果的意義與特殊性。理雅各鑽研中國經說，試圖於其《詩經》譯本重現中國傳統注疏格式，引進當時法國學界最新的《詩經》研究潮流，並認定《詩經》與「上帝」間存有關聯，這些特點讓理雅各的《詩經》英譯同時雜揉中西觀點。因此，理雅各《詩經》譯本的歷史定位，在於以另一語言延續中國經注傳統，同時也延續了利瑪竇以來透過中國古籍所創建的「古已有之」傳教精神。然而隨著文化與歷史背景變遷，宗教殖民與傳統經說勢力相繼消褪，理雅各取逕的翻譯路線遂可一而不可再。惟理雅各深具經學色彩的
《詩經》翻譯亦激發出反動與生機，新譯本與相關研究至今仍方興未艾。
中國大陸對賭協議法律效力之認定
為了解決1815路線動態 的問題，作者張裕 這樣論述：
對賭協議作為投融資雙方基於融資企業估值的未來不確定性而採用的動態定價機制，是中國大陸私募股權投資中常見的契約條款。簽訂對賭協議的投融資雙方通過設定業績、上市等對賭目標，然後視目標能否實現對企業估值進行調整。此調整功能一方面可以消弭雙方對企業價值被高估或低估的顧慮，另一方面可以激勵融資方審慎經營以實現對賭目標。此外，基於私募股權投資的財務投資屬性，投資方雖然投入大量資金，但並不欲參與企業日常經營，僅在極少數涉及企業分立、合併等重大事項中參與投票，所以融資方既可以獲得企業發展的資金支持，又可以繼續保有企業控制權。正因如此，對賭協議這一創新金融工具迅速席捲中國大陸資本市場，其與優先股、可轉換公司債
等兼具債權與股權特徵的混合型融資工具配合使用，廣泛運用於私募股權投資領域。然而，對賭協議內含的估值調整機制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易滋生法律風險，尤其在被稱為「對賭第一案」的蘇州海富案再審後，司法實務中形成了不成文的「規則」——與公司對賭無效，與股東對賭有效，對此說法，學界及實務界一直爭議不斷，本文認為，這一判決規則過於武斷，並非不可打破，判斷對賭協議有效與否，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及詳盡的論證。 本文以對賭協議為研究對象，從理論及實踐理解對賭協議並準確判斷其法律屬性是研究其法律效力的基礎，因此，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中國大陸私募股權投資的背景、對賭協議的概念、類型、形成原因及法律性質；其次，從對賭協
議的操作模式、常用條款和配合使用的投資工具等方面介紹中國大陸對賭協議的使用現狀；然後，整理司法及仲裁實務中的法律效力認定情況，結合上述理論及實踐需求，從契約法和公司法兩個角度分析現行法律制度中不同類型對賭協議的法律效力；最後，本文借鑒美國實踐之啟示，結合中國大陸目前的法律環境，探討如何在現行法律體系下打破融資企業參與的對賭協議效力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