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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哪裡去?臺灣住宅的異質現代化之路

為了解決農 保 喪葬補助 沒有土地的問題，作者陳敬杰 這樣論述：

本研究嘗試以漢人傳統住宅格局與漢人傳統意識形態「異化」形式的中心──公媽廳，於戰後住宅格局的移轉觀察，重訪臺灣城鄉發展歷程中，住宅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張力。藉此局部重寫臺灣住宅的社會文化史，並反映既有臺灣建築史書寫的侷限。為此，研究者彙整官方檔案、書籍報刊，佐以家戶親屬深入訪談和測繪，檢視現代性降臨臺灣之後，公媽廳於日治時期、戰後土地改革、現代農宅運動、工農轉型等歷史進程中的角色。接著，本研究部份接續人類學者P. Steven Sangren，視漢人傳統意識形態為一種扭曲真實生產力來源，卻又具社會生活整合和再生產能力的特殊「異化」觀點，擴展一種以漢人傳統意識形態與住宅格局為物質基礎的辯證式分析架

構。據此，本研究提出兩項發現：第一項稱作家屋象徵秩序的「安全閥」，是一種源自傳統和現代格局相互衝突的實作方式。家戶為了縫補斷裂的家屋象徵秩序，必須倚靠現代結構系統，來修正現代住宅格局的錯誤，以含納具有人倫位序和特殊時空觀念的傳統住宅格局生產模式，調解祖先難以名狀的庇蔭與作祟。它牽涉大家庭成員持續擴充，最後因衝突或家戶長逝世而分家裂解的不穩定形式，包括理想大家庭的一體性象徵，以及興建夫妻房、分灶、分香等漢人傳統代際程序。第二項發現，則鑲嵌在漢人男性必須娶妻生子的先天義務之中，這成為傳統意識形態和現代住宅格局逐漸分離的基礎，是一種量變到質變。家戶掌權者雖依循舊俗興建夫妻房來接納子代家庭，卻因為新的

小家庭親屬關係，及其對應的新理想住居形式的出現，而不得不與祖先信仰進行更深刻的磨合，以求兒子們能娶到浸潤於現代性許久，且不在自身祖先掌控範圍內的其他家族女性。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住宅格局逐漸獲得正當性，呈現出女性在家庭社會關係的推動力量，以及小家庭脫離宗族之後，女主人地位的提升，和以照顧孩子為主的家屋選擇模式。這趟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除了涉及意識形態、物質生活以及家屋生產的不等速變遷，家戶的社會階級位置、性別差異，其實都會造成局部現代性進程的超前或滯後。這種差異化的不等速「楔形」轉變，和工業化、城市化等快速變遷的外部日常生活形式息息相關，並體現為本研究所探討的住宅形式與室內格局，及涵納其中的家

庭社會關係。公媽廳藉由個人真實社會位置及其想像關係的落差，再現為複雜糾結的住宅格局處置型態，體現了傳統意識形態再生產和異化時的痛苦與掙扎。以公媽廳為核心的臺灣漢人住居探究，說明了臺灣人崎嶇往復且分歧多樣的異質姿態，並間接拼湊了以臺灣主體為名的現代性發展過程。

走過歷史－照見慶修院之變遷

為了解決農 保 喪葬補助 沒有土地的問題，作者李文秀 這樣論述：

摘要日治後期，對原住民的統治採取強硬積極的理番政策，1908年七腳川事件發生，導致七腳川社被滅社。沒有七腳川事件發生，就沒有日本官營移民村的成立，也不會有為安撫日人移民心靈的真言宗吉野布教所創建。真言宗吉野布教所在台灣光復後，由吳添妹女士接管，更名為慶修院。吳添妹往生後，慶修院逐漸邁向凋零，傳統寺院的功能不再。1997年慶修院經吉安鄉公所提報，由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本研究探討慶修院自日治時期以降，在面臨經營者變異更迭，及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國家政策下，每個階段所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不同的功能性，乃至參訪者的不同屬性。慶修院目前關於日治時期留下，提供研究資料非常有限，故本研究透過官方資料，尤以

日治時期總督府公文、台灣圖書館典藏日治時期書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書籍、日治時期統計書等的資料爬梳、分析，期能填補這段時期歷史足跡的空缺，留下紀錄。本研究獲得之結論如下：一、日治時期就吉野移民村的規劃，日本人與台灣人是分離居住的，堀智猛法師在推動教務上，主要仍以日人移民為主，除為精神信仰中心外，更具備了醫療所、課堂室及喪葬法事服務等多種功能。而光復後，客家籍的吳添妹，以在家居士身分接管，使慶修院得以保存。立為三級古蹟後，參訪者層面更多，不再侷限於宗教信仰者，逐漸以文化觀光為導向。二、在慶修院由內政部立為三級古蹟後，公部門的立場對宗教予以尊重，雖然還有護摩火供等宗教儀式進行，但慶修院已不同於

傳統寺院，院中並無修行者或住持存在，傳統寺院功能自此消失。三、在經濟方面，日治時期的吉野布教所，靠信奉真言宗之檀信護持；吳添妹時期亦有信徒奉納油香，立為三級古蹟後則由中央撥款維護管理，現今因花蓮縣政府財政緊縮，期能透過官辦民營的方式，藉由經營者從事之經濟活動來資助慶修院之運作。四、在風格方面，立為三級古蹟後，慶修院歷經二次公辦民營，分別為「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與「騎腳酸休閒文化事業社」，一為文史工作者，一為觀光旅遊業者，在慶修院經營風格上，各有其特色。